继女阿菊始终被朱枫当作亲生女儿对待，可她实为国民党特务，这一点，朱枫直至牺牲都未曾察觉

“朱谌之的遗体，家属可以领回。”

1950年6月，台北的一间寓所里，陈莲芳手里捏着这张通知单，手一直在抖。她抬头看了看身穿警服的丈夫王昌诚，屋子里的空气安静得让人窒息。

这一年，她还是那个被人叫作“阿菊”的温婉女子，而那个疼了她十二年、给她置办嫁妆、把她当亲生女儿养的继母朱枫，刚刚在马场町刑场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里。

阿菊最终在那张领尸申请单上签了字，理由写得很漂亮：“拟领回火葬，以尽人道。”

但这事儿最离谱的地方来了——申请是写了，字也签了，可直到最后，阿菊都没有去领那个骨灰坛。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任由养母的骨灰被草草扔进了台北六张犁的乱葬岗，这一扔，就是整整60年。

01、豪门千金进虎穴

这事儿咱们得从1949年说起。

那时候的大环境，大家都懂，蒋介石败退台湾，海峡两岸的气氛紧张得那是沾火就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共华东局接到了一个烫手山芋般的任务——必须派人去台湾，联系在那边潜伏的最高级别内线“密使一号”，取回关于舟山群岛兵力部署和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的绝密情报。

这任务有多难？说白了就是往老虎嘴里拔牙。

派谁去成了大问题。这个人得绝对忠诚，得机灵，最关键的是，在台湾得有合法的社会关系做掩护。

挑来挑去，组织上的目光落在了朱枫身上。

朱枫这人，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个“异类”。她是宁波镇海的富家千金，家里那是真有矿，典型的富二代。但她偏偏不爱红装爱武装，抗战时候就变卖了家产搞革命，是个资历极深的老特工。

最让组织看重的，是她在台湾有个现成的落脚点——她的继女，陈莲芳，也就是阿菊。

说到这个阿菊，虽然是继女，但朱枫对她是真没得说。当年朱枫嫁给陈绶卿做填房的时候，阿菊还小。朱枫那是手把手教她认字，给她买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衣服。阿菊结婚的时候，朱枫更是掏空了家底，给她置办了一份让全镇海都羡慕的嫁妆。

在阿菊心里，这哪是后妈，这简直比亲妈还亲。

1949年，阿菊跟着丈夫王昌诚去了台湾。朱枫心想，借着看女儿、做生意的名头去台湾，既能掩护身份，又能享受天伦之乐，这事儿能成。

1949年11月，朱枫辞别了丈夫和亲生女儿，只身一人，跨过海峡，到了台北。

母女重逢的场面，那是相当感人。阿菊拉着朱枫的手，哭得妆都花了，一口一个“妈”叫得亲热。女婿王昌诚也表现得挺热情，忙前忙后地张罗接风宴。

但朱枫这心里，其实一直是悬着的。

因为她这个女婿王昌诚，身份太特殊了。他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官员，他是国民党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这职位是干嘛的？说白了，就是专门搞特务工作、监听电台、抓共产党的强力部门。

你看这事儿闹的，丈母娘是中共的王牌特工，女婿是国民党的警务高官。这哪是走亲戚啊，这简直就是在炸药堆上烤火，稍有不慎，那就是粉身碎骨。

朱枫住进了阿菊家，这日子过得，表面上是一团和气，三代同堂，其乐融融。阿菊带着孩子，朱枫帮着做做家务，聊聊家常。

但在这种温馨的表象下面，是惊心动魄的暗战。

朱枫每天都得在女婿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她白天装作出去谈生意，实际上是去秘密联络点。她得时刻观察女婿的脸色，留意家里的电话响声，甚至连上个厕所，都得防着隔墙有耳。

这就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亲情和信仰，在同一个屋檐下，硬生生被撕扯成了两半。

02、刀尖上的舞蹈与致命的传递

到了台北没多久，朱枫就联系上了“密使一号”。

这位“密使一号”也是个狠角色，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吴石身居高位，掌管着国民党核心的军事机密。但他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透顶感到绝望，一心向往光明。

两人见面的过程，那叫一个惊险。不能在家里，也不能在显眼的公共场所。他们得像地下老鼠一样，利用各种伪装，在只有几十秒的接触时间里，完成情报的交接。

吴石把那些比黄金还贵重的情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的兵力部署、大小金门的炮位图，全部拍成微缩胶卷。

朱枫拿到这些胶卷后，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怎么送出去？

当时的台湾，已经被国民党封锁得像个铁桶一样，一只苍蝇飞出去都得查公母。

朱枫展现出了顶级特工的素质。她把这些微缩胶卷，巧妙地藏在了特制的食品盒里，或者是经过伪装的日用品里。

在这个过程中，住在阿菊家的这段日子，成了朱枫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

每天晚上回到家，看着穿着警服回来的女婿，看着对自己笑脸相迎的阿菊，朱枫心里是什么滋味？

她得防着阿菊。虽然阿菊是她养大的，但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政治立场这东西，有时候比血缘还硬。阿菊毕竟是国民党官员的太太，她的利益是和国民党绑在一起的。

有一次，朱枫在整理东西，阿菊突然推门进来。朱枫手里的动作稍微停滞了一下，随即自然地拿起一件衣服抖了抖，问阿菊这衣服怎么样。阿菊笑着说好看，但那眼神里，有没有一丝怀疑？

谁也说不准。

根据后来解密的档案来看，王昌诚作为搞情报的高手，对自己家里住进来这么个人，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但他可能当时也没想到，自己的丈母娘竟然是中共那边这么大的人物。或者说，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他也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那是他老婆的妈。

就这样，在刀尖上跳了两个月的舞，朱枫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

那些情报，通过秘密渠道，源源不断地传回了华东局。毛主席看到这些情报后，曾兴奋地写下了一首诗，夸赞这位女英雄。

任务完成了，朱枫归心似箭。

1950年1月，她跟吴石说，任务结束了，得撤了。

吴石利用职权，给她办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证件在当时可是护身符，有了它，就能在军管区通行无阻。

朱枫的计划是：假装去舟山做生意，然后从舟山定海坐船，直接回上海。舟山离上海多近啊，天气好的时候，坐个小舢板都能划过去。

临走前，朱枫跟阿菊道别。

那天晚上，朱枫给阿菊做了一顿饭。她看着阿菊，心里满是不舍。她知道，这一走，可能就是永别。但她不能说，一个字都不能透露。

她骗阿菊说，只是去舟山看看货，过几天就回来，还说过年要回来给外孙发红包。

阿菊信了，或者说，她装作信了。她帮朱枫收拾了行李，还叮嘱母亲路上小心。

朱枫提着箱子，走出了阿菊的家门。那一刻，她以为自己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遥，却不知道，死神已经站在了她的身后。

03、叛徒的一张嘴，毁了整条线

就在朱枫前脚刚离开台北，后脚台湾的地下党组织就出大事了。

这事儿坏就坏在一个叫蔡孝乾的人身上。

这人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位置极高，掌握着所有潜伏人员的名单。但他是个软骨头，生活作风极其腐化，到了台湾后，不仅没有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反而拿着经费吃喝玩乐，还包养了一个小姨子。

1950年1月，蔡孝乾被国民党特务抓了。

一开始，他还想装装样子，但在特务的威逼利诱下，尤其是特务承诺只要他招供，就给他钱，给他美女，保他荣华富贵。

这货膝盖一软，跪了。

他这一跪不要紧，直接把整个台湾的地下党网络给卖了个底朝天。他供出了几百号人，其中就包括“密使一号”吴石。

特务头子谷正文拿到供词，看到吴石的名字时，手都在抖。国防部参谋次长通共？这简直是通了天了！

蒋介石听到汇报后，气得把桌子都掀了，脸都紫了，下令必须把这案子办成铁案，把所有涉案人员全部抓捕归案，一个都不能留。

特务们顺藤摸瓜，很快就查到了朱枫头上。

这时候，朱枫在哪？

她已经在舟山了。

她拿着吴石给的通行证，顺利到了舟山定海。她住进了沈家门的一家医院里，那是吴石安排的一个安全屋。

每天，她都会去码头边转悠，看着茫茫的大海。海的那边，就是大陆，就是她的家。她甚至能想象到，回到上海后，见到亲生女儿朱晓枫的场景。

她给家里写了封信，信里没敢多说，只写了一句：凤将于月内返里。

这几个字，成了她留给亲生女儿最后的遗言。

2月18日，那天是大年初二。

舟山的空气里还带着一丝过年的鞭炮味。朱枫坐在医院的房间里，正准备吃午饭。

突然，门被猛地踹开了。

几个穿着便衣的彪形大汉闯了进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接顶在了朱枫的脑门上。

是保密局的特务。他们像疯狗一样，一路从台北追到了舟山。

朱枫看着这些特务，心里一片冰凉。她知道，那张近在咫尺的船票，这张回家的路，彻底断了。

被捕的那一刻，朱枫表现得异常镇定。她没有哭闹，没有求饶，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些特务，任由他们给自己戴上了手铐。

但在被押回台北的船上，朱枫做了一个极其刚烈的举动。

那个年代的特工，都知道被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女特工，即将面临的，是生不如死的折磨和羞辱。

趁看守不注意，朱枫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条金链子和一块金锁片，那是她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也是她留给自己的最后退路——硬生生地吞进了肚子里。

吞金自杀。

这是多么绝望而痛苦的死法。金块沉在胃里，会坠穿肠胃，那种剧痛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朱枫疼得满地打滚，冷汗把衣服都湿透了，但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她想就这样死了，干干净净地走，不给敌人审讯的机会。

可惜，老天爷没成全她。

特务们发现了不对劲，赶紧叫来军医。他们给朱枫灌了大量的泻药，硬是把那些金块给排了出来，又给她注射强心剂，把她从鬼门关给拉了回来。

蒋介石下了死命令：这个女人不能死，必须让她开口！

04、乱葬岗里的六十年孤寂

朱枫被押回了台北。

这一次，她被关进了保密局的看守所。

审讯开始了。国民党的特务手段那是出了名的黑，老虎凳、辣椒水、电刑，什么招都使。

但朱枫就是个硬骨头。不管特务怎么折磨，她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就是来做生意的，别的不知道。

关于阿菊和王昌诚，特务们自然也查到了。

这下子，王昌诚的处境变得极其尴尬。自己的丈母娘是共党要犯，这顶帽子扣下来，不死也得脱层皮。

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和性命，王昌诚必须得撇清关系。他不仅不能救朱枫，甚至还得表现得比谁都痛恨共产党。

阿菊呢？

那段时间，阿菊在家里，每天也是提心吊胆。她知道养母在受刑，知道养母快不行了。但她敢去看吗？敢去送点吃的吗？

她不敢。

她怕被牵连，怕被抓进去，怕好不容易在台湾安下的家就这么散了。

1950年6月10日，最后的时刻到了。

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朱谌之，死刑。

那天的台北，天阴沉沉的。朱枫被押出了牢房。

虽然在狱中受尽了折磨，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但那天，朱枫特意整理了自己的仪容。她穿着那件平时最爱穿的素色碎花旗袍，外面罩着一件淡黄色的毛线开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没有一丝乱发。

在马场町刑场，记者拍下了那张震撼历史的照片。

照片里，朱枫双手被反绑在身后，脖子上挂着一块写有“朱谌之”名字的白布条。旁边站着全副武装的宪兵。

但你看朱枫的表情。她微微昂着头，目光越过黑压压的人群，越过那些枪口，看向了远方。她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反而带着一种蔑视，一种悲悯，甚至还有一种即将解脱的平静。

那一刻，她在想什么？

是在想海峡那边的女儿朱晓枫吗？还是在想那个曾经喊她妈妈、如今却躲得远远的阿菊？

“砰！砰！”

几声沉闷的枪响，划破了台北上空的寂静。

朱枫倒下了。她的血，染红了马场町的草地。终年45岁。

与她一同牺牲的，还有吴石将军等三人。

人死了，事儿还没完。

按照当时的规矩，犯人被枪决后，如果有家属在台湾，是可以来收尸的。

军法局的人，拿着通知单找到了阿菊。

这时候的阿菊，面临着这一生最拷问灵魂的选择。

去，还是不去？

去领尸，就等于承认自己和一个共党要犯关系密切，丈夫的前程可能就完了，全家都得被特务盯死。

不去，那可是养育了自己十二年、待自己如亲生的母亲啊。让她暴尸荒野，良心过得去吗？

阿菊犹豫了。她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也是最让人心寒的办法。

她写了一份《领尸申请书》，在上面签了字。这好像给了自己一个心理安慰：你看，我是想领的。

但是，那张申请书递上去之后，阿菊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她没有出现在刑场，没有去殡仪馆，也没有去那个存放骨灰的地方。

她躲在家里，把门关得紧紧的，仿佛只要不出去，这一切就没发生过。

因为没人认领，朱枫的遗体被火化后，骨灰被装进了一个普通的坛子，上面写了个名字，就被草草地扔到了台北六张犁的一个乱葬岗里。

那个地方，全是无人认领的死刑犯。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只有野狗在周围转悠。

朱枫，这位为了国家统一付出生命的英雄，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异乡的孤魂野鬼。

这一躺，就是整整60年。

这60年里，阿菊在台湾生儿育女，过着她的小日子。她对此事守口如瓶，从来不跟孩子提那个叫朱谌之的外婆。

或许在无数个深夜里，她也曾做过噩梦？梦见养母那双慈爱的眼睛？

但这都不重要了。她的沉默，是对亲情最狠的一刀。

05、迟到的回家路

海峡这边，朱枫的亲生女儿朱晓枫，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母亲。

她从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等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

小时候，她只知道妈妈去出差了。后来，她知道妈妈牺牲了，但骨灰在哪，一直是个谜。

2000年后，两岸的关系稍微缓和了一些。朱晓枫开始疯狂地寻找线索。

2010年，这事儿终于有了转机。

一位在台湾的热心学者，在翻阅当年的解密档案时，意外发现了那张阿菊签了字却没执行的《领尸申请书》。顺着这个线索，他们找到了六张犁的乱葬岗。

那地方已经荒废了几十年，杂草丛生，连路都没有。

一群人拿着镰刀，披荆斩棘，在几百个长得一模一样的骨灰坛里，一个一个地找。

终于，在一个角落里，他们看到了那个刻着“朱谌之”三个字的坛子。

那个坛子，已经在泥土里埋了半个多世纪，风吹雨打，显得沧桑无比。

2010年12月，朱枫的骨灰，终于被接回了大陆。

那一天，北京的机场，大雨滂沱。

当时已经80岁的朱晓枫，坐在轮椅上，怀里紧紧抱着母亲的遗像。当工作人员把那个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交到她手里时，这位老人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妈，我们回家了。”

这句“回家”，迟到了整整60年。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朱枫的骨灰被安放进了烈士墙。

而那个当年选择沉默的阿菊，据说后来一直在台湾生活直到去世。她和那个特务丈夫，虽然保住了性命和前程，但他们这一辈子，真的能心安理得吗？

历史这东西，最是有趣。

当年阿菊为了避嫌，为了生存，像甩包袱一样甩掉了养母的骨灰。她以为这样就能切断联系，就能洗清自己。

可结果呢？

60年后，人们记住了朱枫，尊她为英雄，万人敬仰。

而阿菊，这个名字虽然也留在了历史里，但却是作为一个背叛亲情、冷漠自私的注脚存在的。

那个被扔在乱葬岗60年的骨灰坛，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穿越了时空，打在了人性的脸上。

它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比如信仰；也有些东西比死亡更可怕，比如遗忘和背叛。

朱枫回了家，成了丰碑。

而那些选择了苟且的人，终将在历史的角落里，慢慢发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