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憋着一场下不来的雨。我们姊妹三个跪在灵前,大姐红着眼眶,一声不吭地给妈烧着纸钱,火舌舔着黄纸,卷着灰飘起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我和二姐心里都揪着疼,却也隐隐松了口气——妈在床上躺了三年,总算不用再遭罪了。
出殡那天忙前忙后,全是大姐在张罗。我和二姐搭着手,却总觉得插不上话。毕竟这三年,妈吃喝拉撒全在大姐家,我们除了每年按时打三万块钱,也就逢年过节拎点东西回来看看,待不上半天就得走。
送走最后一波亲戚,屋里一下子空了下来。大姐把我们叫到堂屋,从柜子最底下翻出一个红皮本子,递到我们面前。那本子边缘都磨毛了,封面用圆珠笔写着“老妈养老账”,字迹歪歪扭扭,是大姐的字。
“啥意思啊姐?”二姐先开了口,语气里带着点不解,“妈都走了,还算什么账?”
我也跟着点头,心里嘀咕着,每年三万,三年就是九万,大姐家条件虽说比我们好点,但也不是大富大贵,难不成还嫌我们给少了?
大姐没说话,翻开本子,指着第一页念起来:“2020年3月12日,妈第一次脑梗住院,押金五千,我垫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那天我正在外地谈生意,大姐打电话来说妈住院了,我急得团团转,大姐却说:“你别回来了,这边有我呢,生意要紧。”我当时还挺感动,转头就给她转了一万,说让她先垫着,不够再吱声。
“住院十七天,护理费每天两百,护工是我托人找的,熟人价。医药费报销完还剩三千二,妈出院那天,买的轮椅一千八,防滑垫五十,坐便椅一百二……”大姐的声音很平,像是在念别人家的流水账,可每一个数字砸下来,都让我心口发闷。
我看着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有些是黑色的,有些是蓝色的,还有些是铅笔写的,明显是记了又改,改了又记。日期从2020年一直写到妈走的前一天,细枝末节,无一遗漏。
“2020年5月,妈夜里咳得厉害,我带她去急诊,打车来回六十,挂号费十五,拿药二百三。”
“2020年夏天,天热,妈怕吹空调,我给她买了台风扇,一百五。她爱喝绿豆汤,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熬,绿豆、冰糖,一个月下来,差不多两百块。”
“2021年春节,你们回来,给妈买的那件棉袄,妈穿了两天就嫌沉,我又给她买了件薄的,三百二,没跟你们说。”
“2022年,妈腿不好,走不了路,我每天扶着她在屋里走二十分钟,摔了两回,一次磕破了额头,买碘伏、纱布花了三十八,一次崴了脚,贴膏药贴了半个月,一百零五。”
大姐一页一页地翻,我和二姐的头越来越低。那些数字,小到几块钱的创可贴,大到几千块的医药费,都清清楚楚地记在本子上。我们每年给的三万块,像是一块巨石,被这些细碎的数字砸得千疮百孔。
“你们知道吗?”大姐合上书,终于红了眼眶,“妈刚出院那会儿,半边身子不能动,说话也不利索,夜里经常尿床。我每天晚上起来三次,给她换尿布,擦身子,怕她长褥疮,隔两个小时就给她翻一次身。冬天还好,夏天一屋子味儿,我闺女放假回来,都嫌呛得慌,住了两天就回婆家了。”
“我不是怪你们,”她抹了把眼泪,声音哽咽,“我是老大,妈养我一场,我伺候她是应该的。可你们每年给那三万块,真的够吗?”
我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是啊,够吗?三万块,在这个小县城,够请个住家保姆吗?够给妈买那些进口的降压药吗?够填补那些看不见的开销吗?
二姐也哭了,蹲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姐,对不起,我们……我们光顾着自己的日子,没替你分担……”
我想起每次回来,看到大姐的样子。她比三年前老了不止十岁,头发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蚊子,原本爱美的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手上全是老茧。那时候我还傻呵呵地说:“姐,你咋不舍得买点新衣服?”她只是笑笑,说:“老了,穿啥都一样。”
原来不是她不舍得,是她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思。她的时间,全花在了妈身上;她的心思,全放在了怎么让妈过得舒坦点。
大姐把账本推到我们面前,说:“这些账,我不是要你们补钱。我就是想让你们看看,妈这三年,不是躺在那儿吃闲饭。她是我妈,也是你们的妈。你们每年给三万,觉得尽了孝心,可孝心哪是用钱能算清的?”
我拿起账本,摩挲着那些泛黄的纸页,上面的每一个数字,都像是妈温热的呼吸。我想起小时候,妈牵着我的手去赶集,给我买糖吃;想起我结婚那天,妈偷偷塞给我一个红包,说让我好好过日子;想起妈生病后,躺在床上,看见我就咧着嘴笑,说:“闺女,你回来了。”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们给的那点钱,不过是买了个心安。而大姐,却用三年的日夜操劳,扛起了一个女儿该尽的责任。
大姐叹了口气,把账本收起来,说:“这账本,我留着,不是为了算账,是为了记着,我妈在我这儿,过了三年安稳日子。”
那天我们没再提钱的事。我和二姐默默地帮大姐收拾屋子,看见妈睡过的那张床,铺着干净的床单,床头柜上还放着妈没吃完的那瓶钙片。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床沿上,像是妈还在这儿,安静地睡着。
后来我才知道,大姐早就把那本账上的数字算了一遍,我们给的九万块,早就花光了,她自己还贴进去好几万。可她自始至终,没跟我们提过一个字。
妈走了,留下的不是一笔账,而是一记耳光,狠狠地扇在我和二姐的脸上。我们总说自己孝顺,却连妈爱吃什么牌子的饼干,穿多大码的鞋都记不清。我们总觉得给钱就是尽孝,却忘了,孝心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钱,而是陪伴。
如今那本红皮账本,被我放在了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每次看到它,我就想起大姐那天的话,想起妈躺在床上,看着我们笑的样子。
有些账,能算清;有些情,一辈子也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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