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工作人员自述：健康老人不受重视，富裕者比贫困者更苦

我叫小马，三十出头，没啥大本事，以前在城里跟着老舅倒腾点小买卖，赔了个底儿掉。人嘛，总得吃饭。经人介绍，我就来了这“静心园”。

说好听点，叫养老护理院。说白了，就是个养老院。

刚来的时候，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你想想，一脚踏进来，空气里那股味儿就先给你个下马威。是消毒水味儿，混着点中药味儿，还有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老”的味道。走廊里安安静静，偶尔传来几声咳嗽，或是电视机里咿咿呀呀唱戏的声音，衬得这地方更静了。

我干的是护工，但跟医院里那些正儿八经的护士不一样。我没那技术，主要就是个陪护，说白了就是伺候人。喂饭、擦身、端屎端尿，陪着说说话，推着轮椅晒晒太阳。活儿不重，但磨人。磨的是你的性子，还有你的心。

来这儿的老人，分好几种。有钱的，没钱的；有病的，没病的；有儿女的，没儿女的。但你待久了就发现，这些标签，其实都不准。这儿就像个小江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念想，自己的苦。

而我，就是这个江湖里一个端茶倒水的店小二，冷眼旁观，偶尔也热心肠地掺和一脚。

干了小半年，我才慢慢摸着点门道。这园子里，最不受待见的，你猜是哪种人？

不是那些脾气古怪的，也不是那些病得下不来床的。反倒是那些身体硬朗，自己能走能动，脑子也清楚的老人。

就说老范吧。

老范是我们这儿的“健康标兵”。快七十的人了，腰杆挺得笔直，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在院子里打一套拳，虎虎生风。不抽烟不喝酒，饭量比我还大，一顿能吃俩馒头。他自理能力超强，床铺拾掇得跟部队里似的，有棱有角。衣服自己洗，洗得干干净净，晾在阳台上，被风吹得啪啪响。

按理说，这样的老人，应该是最省心的。

可恰恰相反，他是最被“忽视”的。

护士长王姐每天查房，到那些卧床的老人那儿，问得可细了：“张大爷，今天喘得还厉害吗？”“李阿姨，昨晚睡得好不好？药吃了没？”到了老范这儿，往往就是一句：“范师傅，挺好啊！”然后就过去了。

我们这些护工，也是一样。手头忙不过来的时候，谁会去管一个能自己打饭、自己上厕所的老人呢？我们得先紧着那些需要喂饭、需要换尿布的。人之常情，你没法说谁不对。

所以，老范就成了一个“透明人”。

他很想找人说说话。每天吃完饭，他就端个搪瓷缸子，在走廊里溜达。看见谁，都笑呵呵地打招呼。

“小马，忙着呢？”

“王护士，今天气色不错。”

可大家都在忙。我得去给三号床的刘奶奶翻身，王姐得去配药。我们只能朝他点点头，应一声：“哎，范师傅好。”然后就一阵风似的过去了。

他就那么站在原地，端着缸子，脸上的笑容慢慢淡下去，最后变成一种很复杂的表情，有点失落，又有点无奈。

他就像一个武功高强的大侠，被困在了一个没人会武功的村子里。他有一身力气，却无处可使。他有一肚子话，却无人可说。

有时候，院子里组织活动，下下棋，唱唱歌。老范总是第一个到场，搬桌子，摆凳子，忙得不亦乐乎。可真等活动开始了，他又默默地坐到最角落的位置，看着别人热闹。他象棋下得好，但没人愿意跟他下，因为他赢了，别人不高兴；他让着下，自己又觉得没意思。

我慢慢知道了他家里的情况。独生子，在深圳开公司，忙。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一次。把他送这儿来，是儿子的意思，说是怕他一个人在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身边没人。每个月汇来的钱很足，但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老范嘴上不说，但他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

我见过一次。那天下午，阳光挺好，我推着几个老人到院子里晒太阳。老范一个人坐在石凳上，对着一棵老槐树发呆。我走过去，递给他一根烟。他摆摆手，说戒了。

我说：“范师傅，想家了？”

他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随即又暗了下去。他没看我，还是盯着那棵树，半晌，才闷闷地说了一句：“家？哪还有家。”

顿了顿，他又说：“那小子，上一次打电话，是三个月前。问我钱够不够花。我说够。然后就没话了。电话两头，安静得能听见心跳。最后还是我说的，‘你忙吧’。他就‘嗯’了一声，挂了。”

老范学着他儿子的口气，“嗯”了那一声，又短又快，像一把小刀子，扎在人心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任何语言在那一刻都显得特别苍白。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磨得发亮的核桃，在手心里慢慢盘着，咯吱咯吱地响。他说：“小马，你知道这儿最怕的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他说：“不是病，不是死。是没用。”

“你看我，能吃能睡，身体比你都结实。可我在这儿，就是个废人。没人需要我，我也帮不上谁。每天睁开眼，就是等天黑。天黑了，就是等天亮。一天天，跟磨盘磨豆子似的，把人那点精气神，全给磨没了。”

那天下午，阳光明明很暖，我却觉得后背一阵阵发凉。

老范的“苦”，是一种精神上的饥饿。他的身体是饱的，但他的心，是空的。这种苦，看不见，摸不着，却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慢慢侵蚀着他。

而园子里的另一种苦，则更为扎眼。那就是金爷的苦。

金爷，是我们这儿的“首富”。

他住的是单间，朝南，带独立卫浴和阳台。房间里的摆设，都是他儿女给置办的。红木家具，液晶大电视，连喝水的杯子都是上好的骨瓷。吃的也是小灶，想吃什么，跟厨房说一声，他儿子会按月结账。

金爷以前是做建材生意发家的，身上那股老板的派头，到老了也没褪干净。他总是穿着一身丝绸的唐装，手里盘着一串油光锃亮的小叶紫檀，见谁都昂着头，眼神里带着三分审视，七分挑剔。

他也是我们护工最“头疼”的对象。

他那个呼叫铃，一天能响上百八十次。

“小马！过来！”

我跑过去，气喘吁吁：“金爷，怎么了？”

他指着桌上的茶杯：“水凉了，换一杯。要刚烧开的，晾两分钟，不烫嘴也不凉。”

我刚换好水，还没走出门口。

“小马！回来！”

“又怎么了，金爷？”

他指着电视：“这个台，怎么有雪花点？给我调调。”

调好了电视，他又指着窗帘：“拉开一点，不，再拉上一点，阳光太刺眼了。”

他不是真的需要这些。他只是需要证明，他还能支配别人，他还是那个说一不二的金老板。他的每一次呼唤，都是在对抗那种被世界遗忘的恐惧。

金爷的儿女倒是来得勤，差不多每周末都来。开着豪车，拎着大包小包的补品、水果，人参燕窝，摆满一桌子。

但那种探望，怎么说呢？更像是一种视察。

儿子一进门，先不看金爷，而是找到王护士长，一脸严肃地问：“我爸最近身体怎么样？吃饭好不好？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王姐照例汇报一遍。儿子点点头，然后才走到金爷床边，拉个凳子坐下，但眼睛却离不开手机。

“爸，我们来看你了。这是给你买的最新款的按摩仪，这是澳洲的蜂蜜。钱不够了跟我们说。”

金爷就坐在那儿，看着儿子，想说点什么。可儿子电话响了。

“喂？那个合同？我正在谈……对对对，你跟他说，低于五个点，免谈！”

一个电话能打半个小时。女儿在旁边补妆，跟儿媳妇讨论着新买的包。孙子戴着耳机打游戏，嘴里念念有词。

一屋子的人，热热闹闹，但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属于金爷的。

他就那么坐着，像一个被华丽供品包围的孤独神像。

有一次，他儿子临走前，拍了拍金爷的肩膀，说：“爸，我们忙，先走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金爷突然抓住了儿子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恳求：“阿斌，别走……再陪爸说会儿话。”

他儿子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但还是耐着性子说：“爸，真有事。下周，下周我一定多待会儿。”

说完，抽回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门“砰”的一声关上。

那一瞬间，金爷身上所有的气焰，一下子就熄了。他像个被戳破的气球，瘫坐在椅子上。桌上那些昂贵的礼品，反射着冰冷的光，像是在嘲笑他。

他慢慢地抬起手，把那杯我刚给他换好的、温度正好的水，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哐当”一声，瓷片四溅。

热水氤氲开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没说话，默默地拿来扫帚和簸箕，把地上的碎片一点点扫干净。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最后却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小马，”他声音沙哑，“你说，人活着，图个啥？”

我说：“图个舒坦吧。”

他惨笑一声：“舒坦？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舒坦。”

从那以后，我才慢慢理解了金爷的苦。

他的苦，是“富贵病”。是被金钱架空了亲情的苦。他的儿女用钱给他砌了一座华丽的监狱，把他妥善地安置在里面，然后就心安理得地转身，去追逐他们自己的生活。

他们以为，钱，可以买来一切，包括孝心。他们不知道，老人想要的，从来不是那些。

老范的苦，是“被遗忘”的苦。金爷的苦，是“被供养”的苦。一个像是在荒漠里，渴望一滴水。一个像是在汪洋中，被水淹得透不过气。

看起来截然不同，但根子上，是一样的。

都是孤独。

相比之下，园子里另一对老夫妻，李叔和张姨，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

他们俩是园子里为数不多的夫妻房。房间很小，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中间的床头柜上，摆着一个掉了漆的暖水瓶，和一个缺了口的茶缸。

他们没什么钱，是社区安排住进来的，费用大部分由政府补贴。儿女都在外地打工，条件也不好，一年难得回来一次，也带不来什么像样的东西。

但他们俩，是园子里所有人的“羡慕对象”。

每天早上，你都能看见李叔端着一盆热水，颤颤巍巍地走到张姨床边。张姨腿脚不好，有点风湿。李叔就拧了热毛巾，给她一遍遍地敷腿。

“老太婆，还疼不疼？”

“好多了，你歇会儿吧，看你累得一头汗。”

“不累，给你敷腿，我乐意。”

吃饭的时候，李叔会把碗里的大块肉都夹给张姨。张姨呢，又会把自己碗里的青菜夹给李叔，嘴里还念叨着：“你血压高，少吃点肉，多吃菜。”

俩人就这么夹来夹去，一顿饭吃得比谁都香。

下午，天气好的时候，李叔就推着轮椅，带张姨去院子里晒太阳。俩人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阳光洒在他们满是皱纹的脸上，暖洋洋的。张姨会靠在李叔的肩膀上，打个盹。李叔就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一尊雕像，生怕惊醒了她。

他们也会吵架。为了今天晚上看戏曲频道还是新闻频道，能争得面红耳赤。

“就要看《锁麟囊》！”张姨说。

“新闻联播多重要，国家大事你懂不懂！”李叔不让。

吵到最后，张姨眼睛一瞪：“李老头，你再跟我横，我晚上不给你留门了！”

李叔立马就蔫了，讪讪地把遥控器递过去：“看，看你的《锁麟囊》。”

我们这些小年轻看着，都想笑。那哪是吵架，分明就是撒娇。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这个房间，这个院子，和彼此。但他们的世界又很大，大到一粥一饭，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爱和牵挂。

他们不富裕，甚至可以说很清贫。但他们比谁都“富有”。

他们的财富，是那盆热水的温度，是碗里夹来夹去的饭菜，是吵架后一个无奈的妥协，是阳光下无言的依靠。

这种财富，金爷用钱买不到，老范用健康也换不来。

时间一晃，就到了中秋。

养老院里的节日，总是比外面来得更复杂一些。空气里一半是期盼，一半是失落。

节前一个星期，园子里就忙活开了。挂灯笼，贴窗花，王姐还特地采购了一大批月饼。

老人们的情绪也明显不一样了。有家属要来的，早早就把新衣服拿出来晾好，一天问我们八遍：“小马，你看我这件衣服行不行？”“我儿子说他上午来，现在几点了？”

没家属来的，就变得比平时更沉默。老范就是其中一个。

他还是每天打拳，散步，但话更少了。有时候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对着外面的马路，一坐就是一下午。我知道，他心里在盼。盼那个永远“正在忙”的电话，能突然打过来。

金爷呢，变得格外烦躁。呼叫铃按得更频繁了，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掩饰内心的不安。他怕，怕他的“视察团”今年中秋不来了。

中秋节那天，院子里格外热闹。

上午开始，家属就陆陆续-续地来了。提着果篮，拎着月饼，走廊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李叔和张姨的女儿也来了。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车，风尘仆仆。她没带什么贵重东西，就给二老带了自己亲手做的豆沙月饼。

“爸，妈，这是我做的，知道你们不爱吃外面卖的，太甜。”

张姨拿着月饼，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嘴里却说：“你这孩子，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路上多沉啊。”

李叔在一旁，一个劲儿地给女儿倒水：“快喝口水，累坏了吧。”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女儿说厂里效益不好，孩子上学要花钱。李叔和张姨就一个劲儿地安慰她，说自己在这儿挺好，让她别担心。

那画面，特别普通，但又特别暖。

下午，金爷的“视察团”也到了。阵仗比平时还大。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还有孙子外孙，浩浩荡荡一群人。

带来的礼物更是堆成了一座小山。最顶级的茶叶，最名贵的补酒，还有一台最新款的平板电脑，说是给金爷解闷用的。

金爷被众人簇拥在中间，脸上努力地挤出笑容。

儿子照例跟王姐“汇报工作”，女儿和儿媳在讨论晚上去哪家高档餐厅吃饭。孙子们低着头，沉浸在自己的手机世界里。

金爷几次想插话，都被他们无意中打断了。

“爸，这个平板，我教您怎么用……”儿子刚说了两句，电话又响了。

“喂？王总啊！中秋快乐！晚上有空吗？一起坐坐？”

金爷伸出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

他看着满屋子的亲人，每个人都在笑，都在说话，但没有一个人的目光，是真正落在他身上的。

那种热闹，比孤独更伤人。

他们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起身要走。

“爸，我们晚上还有个饭局，就先走了。您自己保重。”

金爷没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他们。

直到门关上，那热闹的假象瞬间褪去，房间里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

金爷坐在那把昂贵的红木太师椅上，背影佝偻。他慢慢地抬起头，看着桌上那些包装精美的礼品，眼神空洞。

突然，他伸出手，一把将那台崭新的平板电脑扫到了地上。

“啪”的一声脆响。

然后，他就像个孩子一样，趴在桌子上，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压抑了许久的哭声，从他喉咙里挤出来，呜咽着，充满了无尽的委屈和绝望。

那一刻，他不是什么金老板，只是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老人。

我站在门口，心里堵得难受。我没进去，只是轻轻地把门带上了。我知道，他此刻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放纵地哭一场。

而另一边，老范的房间，从始至终，门都是紧闭的。

一整天，没有人来。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晚饭的时候，食堂特地加了菜。大家聚在一起，吃月饼，看晚会。我特地给老范留了一块他最爱吃的五仁月饼。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坐在院子的角落里。那里灯光最暗，几乎看不清他的脸。

我走过去，把月饼递给他：“范师傅，中秋快乐。”

他没接，只是摆了摆手。

我借着远处灯笼的光，看到他眼圈是红的。

我在他身边坐下。两个人，谁也没说话。

晚风有点凉，吹得树叶沙沙作响。远处是其他人的欢笑声，显得我们这里格外凄清。

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嘶哑：“小马，我没用啊。”

又是这三个字。

他说：“我以前在部队，是侦察兵。爬过雪山，趟过沼泽，负过伤，立过功。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后来转业到工厂，当了车间主任，手底下管着上百号人。谁见了我，不叫一声‘范主任’？我觉得我这辈子，活得值。”

“可现在呢？”他自嘲地笑了笑，“我现在，连让儿子回来看我一眼的本事都没有。”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我老婆了。她就站在那棵槐树下，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扎着两个辫子，冲我笑。她说，‘老范，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走，回家了。’我跟着她走，可怎么也追不上。后来，我就醒了。”

他说着，眼泪就下来了。一个七十岁的硬汉，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我拍着他的背，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

我说：“范师傅，你想嫂子了。”

他点点头，泣不成声。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每天打拳，每天把背挺得笔直，不是因为他真的那么硬朗，而是在用这种方式，对抗内心的软弱。他怕自己一松懈，就会被思念和孤独彻底吞噬。

他需要的，从来不是别人照顾他的身体，而是有人能看懂他的逞强，能陪他说说心里话。

我把我的那份月饼也拿了出来，掰了一半给他。

“范师傅，别想那么多了。儿子忙，咱们理解。今天过节，我陪你。这月亮，跟咱家的一样圆。”

他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月饼。他接了过去，慢慢地放进嘴里，小口小口地嚼着。

“甜。”他说。

我知道，他说的不只是月饼。

那个中秋夜，我陪着老范，在那个冷清的角落里，坐了很久很久。我们聊他当兵的故事，聊我小时候的糗事。他讲得眉飞色舞，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听得津津有味，好像自己也经历了一遍。

远处的热闹渐渐散去，整个院子都安静下来。只有天上的月亮，清清冷冷地照着我们俩。

那一晚，我好像突然长大了。我明白了，在这养老院里，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喂饭擦身。更多的时候，是做一个倾听者，一个陪伴者。是用我的这点微不足道的温暖，去焐热那些正在慢慢变冷的心。

中秋过后，园子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金爷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不再频繁地按呼叫铃了，也不再对饭菜挑三拣四。有时候，我去看他，他正戴着老花镜，费力地研究那个被他摔坏了屏幕的平板电脑。

见我进来，他会抬头笑笑：“小马，你来啦。坐。”

他甚至会把他儿子送来的好茶叶泡给我喝。

有一次，他问我：“小马，那个……姓范的那个老头，他……怎么样了？”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老范。

我说：“挺好的，身体还是那么棒。”

金爷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一个人？”

我点点头：“儿子在外面，忙。”

金-爷没再说话，只是端着茶杯，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过了几天，院子里的公共休息室，突然多了一台全新的、功能最全的按摩椅。

王姐在早会的时候宣布，是金爷捐的。

大家都挺意外。

那天下午，我看见金爷一个人，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看着几个老头老太太排着队，挨个体验那台按摩椅。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新奇和满足的笑容。

“哎哟，这个劲儿，真得劲！”

“按得我这老腰都舒坦了。”

金爷就那么看着，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容。那笑容里，没有了老板的派头，也没有了挑剔，只有一种淡淡的、温暖的满足。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金爷，您这事儿办得敞亮。”

他摆摆手，有点不好意思：“嗨，花不了几个钱。看着他们高兴，我这心里……也舒坦。”

他说“舒坦”那两个字的时候，语气特别认真。

我突然明白，金爷找到了他的“药”。他的病根，是感觉自己没用了，被隔绝了。而现在，他用他的钱，为自己在这片孤岛上，重新建立起了连接。他不再是那个被供养的神像，而是成了一个能为别人带来快乐的“金爷”。

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任何山珍海味、绫罗绸缎，都能滋养他的心。

而老范，也在慢慢地改变。或者说，是我在推着他改变。

我知道他以前是厂里的技术能手，会点木工活。院子里有些桌椅板凳，时间长了，总有些松动。我就找了些旧木料和工具，跟王姐申请，在院子角落里给他弄了个小小的“木工房”。

“范师傅，您是老师傅，帮我们看看，这些家伙还能不能修？”

老范一开始还有点犹豫，摆着手说：“都多少年没碰了，手生了。”

我把一把吱呀作响的椅子推到他面前：“您就试试。修不好也没事，反正也是要扔的。”

他看着那把椅子，就像看着一个老战友。他走过去，摸了摸松动的椅腿，又敲了敲靠背。眼神，一下子就亮了。

那是一种手艺人看到活儿时的眼神，专注，又兴奋。

他没再说话，拿起工具，就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

他干活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腰杆更直了，眼神更专注了。那些被岁月磨掉的精气神，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他身上。

一把椅子，他修了整整一个下午。刨平，加固，上榫卯，打磨。等他弄完，那把椅子，比新的还结实。

他拍了拍手上的木屑，看着自己的作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表情，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

从那以后，老范就有了“正经事”干。东家的柜子门掉了，西家的床头晃了，都来找他。他也不嫌烦，乐呵呵地就给修好了。

有时候，一些身体还算灵便的老头，也跑去看他干活，给他递个锤子，扶个木板。一来二去，老范的“木工房”成了院子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大家不再叫他“范师傅”，而是亲切地叫他“老范”。

“老范，我这收音机不响了，你给瞅瞅？”

“老范，我这拐杖头松了，帮我紧紧？”

老范总是乐呵呵地答应：“好嘞，放着我来！”

他不再是那个在走廊里游荡的“透明人”了。他成了院子里的“技术总监”，成了大家离不开的“主心骨”。

他还是会想儿子，还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窗外发呆。但他的白天，被填满了。被叮叮当当的敲打声，被邻里乡亲的求助和感谢声，被那种“被需要”的踏实感，填得满满当当。

有一次我给他送水，他正满头大汗地给张姨修轮椅。

他擦了把汗，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小马，你说得对。人啊，得有事儿干。一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

我看着他被木屑染白的头发，和他那双重新变得明亮的眼睛，心里一阵温暖。

我救不了他，我没那么大本事。我只是给了他一个支点，让他自己，把自己从那个叫“没用”的深渊里，撬了上来。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

静心园还是那个静心园。每天依然有新人住进来，也依然有老人安静地离开。生老病死，在这里被浓缩成一种日常。

李叔和张姨，依旧过着他们吵吵闹-闹又相濡以沫的日子。他们的幸福，简单得像一杯白开水，但解渴，养人。

金爷成了院子里的“慈善家”。今天捐个棋牌桌，明天买几本书，把他的单人房，变成了半个公共活动室。他话不多，但笑容多了。他不再追着问儿女什么时候来，而是开始跟老伙伴们约着下棋喝茶。他用他的方式，给自己找了个新“家”。

老范成了我们的大忙人。他的木工房越办越红火，甚至开始带着几个老伙计，用废木料做些小板凳、小书架，送给院子里的每个人。他不再是健康的“标兵”，而是成了有用的“老范”。他的拳，打得比以前更稳了。

而我，小马，也不再是那个垂头丧气、觉得前途无亮的愣头青了。

我每天穿梭在这些老人中间，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分享他们当下的喜怒。我给他们喂饭，也从他们那里，喂饱了我的心。

我开始明白，人这一辈子，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不是有多少钱，有多大权。

而是，当你老了，走不动了，是不是还有人，愿意听你唠叨几句废话。是不是还有人，需要你帮个哪怕微不足道的小忙。是不是还有人，把你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需要被安置的“包袱”。

说白了，人活一辈子，活的就是个“情”字，和一份“被需要”的价值感。

有钱没钱，有病没病，到头来，拼的都是这个。

富裕如金爷，如果心里是空的，那万贯家财，也不过是金色的枷锁。

健康如老范，如果精神是荒芜的，那硬朗的身体，也不过是一具行走的躯壳。

这世上的苦，千姿百态。但最苦的，莫过于，你明明活着，却感觉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那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推着轮椅，陪着几个老人晒太阳。

不远处，金爷和几个老头围着石桌下象棋，争得面红耳赤。

另一边，老范在他的木工房里，正教一个新来的大爷怎么用刨子。叮叮当当的声音，充满了生命力。

李叔推着张姨，慢慢地从我身边走过。张姨手里拿着一块李叔刚给她买的麦芽糖，吃得像个孩子。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也洒在我的心里。暖洋洋的。

我突然觉得，这里不是什么生命的终点站。

这里，是另一个江湖的起点。

在这个江湖里，没有金钱地位，没有权势纷争。只有一颗心，去温暖另一颗心。

而我，很庆幸，自己是这个江湖里，一个跑堂的伙计。

能亲眼见证这些，能陪着他们，走完这最后一程路，给他们端上一杯热茶，递上一块毛巾，听他们讲完最后一个故事。

我觉得，我这活儿，干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