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国民党单独组党，三青团给出4大理由，看其如何拯救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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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后，在三青团内部突然冒出了一股要求“组党”的思潮。在庐山三青团二全大会上并掀起了一场“组建新党”的运动，闹得满城风雨。

三青团组建新党的主张，最初是在部分前复兴社骨干之间酝酿起来的。

由于三青团与复兴社的渊源关系，他们把三青团看成是复兴社的继承者，认为复兴社演变为三青团，与国民党分庭抗礼，“颇具两党制度的雏形或是趋势”，因而对三青团关爱备至，对其前途也寄予了厚望。就是在上述聚会和座谈中，首次探讨了三青团组建新党的问题。

据白瑜回忆：

1944年11月24日，张治中约集复兴社重要骨干贺衷寒、康泽、郑介民、滕杰、唐纵等人谈话，讨论国共谈判成功，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之后的措施，唐纵即主张“三民主义青年团应改为独立政党性做法，不必为国民党所拘泥而无所展布”。

这是目前所看到的有关三青团组党的最早言论。由此可见，上述复兴社骨干分子是三青团组党论的始作俑者。所谓组党云云，反映了他们试图将三青团改头换面，公开与CC派所控制的国民党组织相抗衡，以谋独立发展的企图。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复兴社与CC派的恩怨情结，是三青团组建新党运动产生的源头。

改隶问题所产生的刺激，则是促使“组党论”迅速升温、四处泛滥的催化剂。

自1944年下半年“组党论”出现后，随着改隶之议的进展，“组党”思潮在三青团内的市场也不断扩大。1946年2月，书记长张治中在重庆召集中央干事及各地支团负责人共同研讨改隶问题，会上就“有主张另外组党者，青年团组党后仍然实行三民主义。…当时张书记长付诸表决，结果二十一人赞成属于国民党，十一人主张另组新党”。

可见此时团内从中央到地方已有不少人，把组建新党看作是解决三青团前途问题的一种可行选择。

国民党“实施宪政”的决策，构成了三青团“组党论”和“组建新党”运动的大背景、大环境。抗战胜利前后，三青团出现的一连串异动——如“改隶”、“组党”、“竞选”等等，都与国民党“实施宪政”分不开，都是在“实施宪政”的压力下，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发生畸形和裂变，体制内各个部分开始游离、碰撞和重组的结果。

在当时团内许多人看来，自从国民党宣布实施宪政以后，中国就开始走上了“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

“今后中国的政治趋势，当然是两党或多党制，这是必然的发展。”一时间在国民党和三青团内，关于民主宪政的言论甚嚣尘上。在这样的语境下，三青团“组建新党”也就不再是什么离经叛道之论，而成为言之成理的设想。

先前这些党国体制的坚定拥护者，忽然之间摇身一变，都成了民主宪政的热烈鼓吹者，不能不使人感到当时政局的变幻和离奇。

随着抗战以来三青团实力的增长，党团矛盾趋于尖锐化，这是三青团“组建新党”的内在原因和主要动力，也是许多团干热衷于组党的真正动机。

湖南支团的机关报《中兴日报》直言不讳地说：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说，三青团的性质、地位问题都与党团关系紧密相关，对此团内上下现在有了基本一致的看法：

大家都认识到：“团的地位，应从党的关系上去分析，方能得到结论。”

而党团关系却异常复杂，根据重庆支团部的分析，存在以下四种情况：

因此，所谓确定团的性质和前途，就是要在党与团的分合之间作出最终的抉择。

从复兴社与CC派的恩怨到党团矛盾，从“实施宪政”到改隶之议，在上述四个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三青团“组建新党”运动逐渐酝酿发酵，开始由言论变为行动，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又由滔滔江河变为惊涛骇浪，终于在庐山三青团二全大会上以极大的能量爆发出来。

和任何运动一样，“组党论”也有自己的鼓吹者和代言人。中央常务干事、国防科学技术运动委员会主任何浩若是“组党论”的主要代表。据记载，在1945年3月28日重庆召开的中央干事、监察谈话会上，“何浩若主张国民党分裂为二，使共产党成为第三党”。

数天之后，在4月5日中央团部谈话会上，何氏再次大放厥词，“主张本党分为两党，以免中共成为第二党”。王世杰对此评论说：“此虽非正式之谈话，然亦可窥见党内若干人之苦闷。”从这时起，何浩若就成为三青团“组党论”的主要代表而名噪一时。还都南京后，“组党论”更是变本加厉，甚嚣尘上。

程思远回忆：

何氏理论的信奉者主要是各地方团部的代表。

“组党论”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副书记长李蒸。李蒸系抗战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抗战时期为西北地区最高学府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是当时著名的教育界人士。1945年初，书记长张治中至兰州视察时，“力邀李蒸至重庆参加三青团工作”。8月，李氏辞去西北师院院长职务，赴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副书记长。此时李蒸也对国民党“实施宪政”抱有幻想，大力提倡三青团“组建新党”，与国民党展开“政治竞赛”。李氏的这一主张在二全大会的学校团部代表中具有很大影响。

一位参加会议的代表回忆：

“组党论”在蒋经国的中央干校系和青年军中也不乏鼓吹者，蒋的亲信王升即是其中之一。

据王升后来回忆说，当他在青年军联谊会工作时想到：

由此可见，以三青团组党来取得“多党政治”的形式，给党国体制披上一层“民主”的外衣，从而消除“国际上（主要是美国）的误解”，也是“组党论”者自圆其说、振振有词的理由。

上述三种“组党论”虽然来源不同，内容有别，但在所谓“组建新党”的名义下，彼此呼应，相互激荡，汇成一体，成为三青团内一股颇有影响的思潮。

“组党论”的主要理由之一是：

“组党论”者认为：

他们宣称：

“组党论”者将政治腐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国民党组织一方，并对之进行猛烈抨击。他们把国民党的腐朽看作是自己的可乘之机，竟然以为在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可以由三青团取代国民党来作公开号召，支撑门面，这表明他们不自量力到了什么程度！

理由之二：指责国民党组织松懈，精神萎靡，与共产党斗争不力，必须由三青团组成“独立政治战斗体”，方能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组党论”者提出：

自诩三青团比国民党“更富于斗争性格”，更加适应对敌斗争，甚至能够担负“消灭共产党”的任务，这是某些“组党论”者为了证明三青团价值而向国民党当局抛出的一个“诱人”理由，其画饼充饥、自欺欺人的性质十分明显。

理由之三：党团分离，组团成党，在政治上对国民党政权有利。

“组党论”者宣称：

他们恭维国民党为“第一大党”，自己则“隐然以第二大党”自居，野心勃勃，大有与国民党平分天下之气概：“宪政即将实施，党与团均将失去现有之政治掩护权力，党有数十年光荣革命历史及数百万党员，自属唯一大党，同时团之数量质量与其发展之普遍，已有独立参加政治活动之力量，由于八年来之锻炼，尤富政治斗争能力，宪政实施，团亦属第二有力组织，同样对政治具有决定性之作用。”

他们乐观地预期：“以本团今日组织之发展与团员之众多，必能取得第二大党地位，减低共产党在国内国外之政治作用。”与国民党“在对外斗争上可以互相策应，在对内工作上可以互相竞赛”，“可收相辅相成、殊途同归之效”。

理由之四：中国即将变为多党政治，各党派纷纷活动，三青团只有组建新党，获得“决策之机会”，才能取得政治地位；否则干部和团员必然人心思散。

“组党论”者认为：“抗战胜利瞬将一年，政府为贯彻实施民主政治初衷，对各党派事事委曲求全，隐然予各党派以平等之地位，一年以来，国内党派，如雨后春笋，到处公开活动”。

而“本团数逾一百二十万以上，生气虎虎，允为中国革命之主要力量…再观今之所谓党派者，多数买空卖空，根本就无群众，有的号为第一大党，党员总数亦不过一万余人，以此数字可以成党，可于各种会议得一席次，而本团反遭遗弃，不能分掌旗鼓，于情于理，均说不过去，何怪青年灰心失望”。

“组党论”者对此愤愤不平，并一再警告说：

对于三青团不能掌握实权，长期处于附庸地位的状况，“组党论”者深感无奈和气愤。

在他们看来，抗战以后“本团于艰苦中逐渐成长为一强大的革命团体”，然而长期以来，因“党团关系微妙”，使“团员于此扑朔迷离之环境中忍耐挣扎”。“部分革命同志由于过分爱护青年，事事躬亲，不免太觉辛苦，本团同志感愧之余，虽极愿分担忧劳，终因前述同志顾虑太多，不能痛快付予责任”，“名虽课以工作，实未假以事权”，使之“无从发展”。更有甚者，改隶之议动摇了三青团的组织地位，政协会议又使它“反遭遗弃”、“竟抱向隅”。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组党论”也成了三青团感情宣泄的渠道，许多提案摆出一副愤世嫉俗的姿态，对国民党不惜冷嘲热讽，甚至讥笑辱骂，以发泄长期积累的愤懑。

“组党论”者不厌其烦地列举各种理由，加以反复论证，说明三青团既“不能维持旧状”，也“不便改隶政府”，只有“成为独立政党”才是唯一的出路。

他们认为：

并一再强调：

基于上述理由，“组党论”者提出：三青团正式与国民党分离，成立一个新政党，主义、政纲和组织体系不变，与国民党为兄弟党，但党籍与干部均分开。至于这个“新党”的名称，有的建议“为保存团的革命历史，团的名称仍旧，不予变更”；也有人提议改称“三民主义共和党”，“其意在表示本团改组后之政党，即革命建国之政党，其生命与中华民国同一生命”。

组建新党的内容如此贫乏可笑，说明它只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办法。

“组党论”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即新党党魁问题。

在组党运动最初酝酿的时候，就“考虑到领袖问题，国民党的领袖是蒋总裁，而青年团的领袖亦是蒋团长，世界各国没有一个领袖之下而有两个政党的先例”。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组党论”者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也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办法。

有人建议：

或称“团的领袖，由团长蒋兼任，或由团长蒋指定一人负责，受团长蒋之指挥”。最后干脆把这个难题推给蒋介石本人去解决，建议由“本团领袖由团长考虑决定之”。据说在私下里有些代表曾希望“推陈诚作三青团组党的头目”，不过这一设想很快就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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