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家看遵义 | 徐贵祥：沙滩的外面

沙滩的外面

目光穿越百年，在一比二十万的地图上搜寻，群山怀抱中的这个小山村，怎么看都像一个沧桑老者，举着一只手，在给我们讲述沙滩村的故事。

第一次到遵义市新舟镇沙滩村，是个阴沉沉的上午，空气中弥漫着似雨非雨的水雾。在锄经堂一侧，一眼看见黎庶昌的雕像，久久凝视，发现他眉头紧锁，目光深沉，没有一丝笑容――倏然联想，在我见过的雕像中，除了弥勒佛，但凡人物雕像，没有一个面带笑容，要么凶神恶煞，要么威风凛凛。进而推测，在中国雕塑艺术家的眼里，无论文官还是武将，都是不敢笑的，或者说笑不出来。而我从黎庶昌的眼睛里，看到的是忧愁，不是乡愁，不是病愁，不是穷愁，而是深深的忧愁，关于家国天下的忧患。

比起父辈和祖辈，黎庶昌的家境和个人遭际都不算太差，祖父黎安理当过知县；伯父黎恂官至侍郎，并创建了“锄经堂”；父亲黎恺官虽不大，也是个举人，当过县、府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以侠肝义胆、抑恶扬善著称。

如果说沙滩文化发轫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一次战后迁徙，奠基于黎安理父子的“锄经堂”，光大于晚清时期的“沙滩三杰”，那么，在我看来，在这片土地上空流连了几百年的文化祥云，就是为了等待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就是黎庶昌。

连续几天，紧急调研沙滩史料和黎氏家族的文字记载，重点是黎庶昌的资料。有关黎庶昌的记述并不多，而且多为一家之言，但我还是从中国社科院和有关高校、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里，找到一些文章或只言片语，印证了我的判断。

史料记载，黎庶昌幼时体弱多病，有些史料里，还有“羸弱”的表述，看来此人幼年身体不太好，是事实了。更能引起我注意的是“羸弱”二字，这个与他后来成为仗义执言的谏官、博学的外交家、强硬的主战派，有没有关系呢？我认为有，穷则思变，弱而思强，这其中可能有隐秘的逻辑关系。

黎庶昌生长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就像英国作家狄更斯说的，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说坏，是因为国家积弱积贫，列强歧视乃至欺辱；说好，是因为时势造英雄。

黎庶昌成年后，因贵州地方战乱停止乡试，不得不东求西借，千里迢迢北上求学求考。何曾想到，这一次走出沙滩村，就走向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从乐安江畔出发，越过了长江，越过了黄河，很快就会看到草原，也会看到大海。沙滩的外面，是无垠的天空和辽阔的大地。

黎庶昌滞留京城期间，观察时局，调研社会，颇有心得。当时的晚清社会已有风雨飘摇的态势，朝廷下诏求言，寻求救国良策，而朝野之中无人敢言。这时候，黎庶昌站出来了――黎庶昌的血液里，是有英雄基因的，这从其父当年帮助同学装殓怪尸的行为可以略见一斑。黎庶昌给朝廷上了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就科举、城建、军备、税收等方面分析现政的利弊，提出建议。这份建议虽然未被全盘接纳，但是黎庶昌这个人已被朝廷纳入视野，有幸地得到了一个县级官宦的待遇，更有幸地成为曾国藩的幕僚，这应该是黎庶昌走向仕途的第一步，起点不低。

重要的是，一个更大的平台在等着他。就在黎庶昌成为曾门弟子不久，被选拔为三等参赞，随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焘前往英、法、德、西班牙。

当时，多数国民不了解外交是怎么回事，在郭嵩焘的家乡，竟有人挖苦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

与之相反，在黎庶昌的家乡，则对其称赞有加、诗文相送，“出洋第一黔人”“见贤思齐造福乡梓”均出自乡邻之口……由此可见，所谓“黔驴技穷”，不是黔的问题，而是驴的问题，并非只有贵州才有驴，哪里的驴都斗不过老虎。而要斗过老虎，就必须改造、提升、进化，直到把自己变成狮子，并且要让睡狮觉醒――郭嵩焘和黎庶昌出使海外，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一次觉醒。

几经辗转，第一次站在异国的土地上，哗地一下，外面的世界迎面扑来――历史悠久的城堡、巍峨的建筑、宽阔的街道、奔驰的火车、破浪的轮船，还有金碧辉煌的舞会，妙趣横生的马戏，惊心动魄的斗牛，山呼海啸的赛马。同时，他也见识了雄壮威武的阅兵、机器轰鸣的枪炮制造厂……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一切让他多么震惊，甚至茫然。

黎庶昌很快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那双眼睛就像雷达，在欧洲的上空拼命地扫描，他几乎记录了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包括阅兵场上的炮队、马队和人数，也包括枪炮制造厂的生产品种和数量。

当然，最让他受到刺激的还不是这些。

在一篇文章里，黎庶昌以精细的笔触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在西班牙，每年要举行一个仪式，遴选贫穷老人男女各12名，由国王端水屈膝，给这些老人洗脚，并侍奉进食――这个情景不仅让他难以置信，简直把他吓坏了――在中国，在黎庶昌所处的时代，这可能吗？

也许就是这个故事，引发了黎庶昌对于改变政治体制、改变专制集权的思考，所以他在后来的文章中，隐晦地批评了封建专制制度，提倡实行民主、尊重民权的主张。

很难详尽地描述，在欧洲的那段时间，黎庶昌的内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好在，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本泣血之作《西洋杂志》，这可能是以外交官的视角，以亲历者的身份，给国内读者送来西方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1877年5月，在英国的支持下，国外势力同国内叛军相勾结，企图建立所谓的“喀什噶尔王国”。当时的情形是，有人主张放弃，有人主张打。身在英国的使臣郭嵩焘力主“抚”，黎庶昌坚决反对，他分析了左宗棠老营部队的态势，认为此战必胜，说服郭嵩焘，坚持上奏发兵，得到准许。后来果然如黎庶昌所料，左军在进攻战斗中，节节胜利，叛军首领自杀，南疆收复。意气风发的黎庶昌为此作诗一首。

接下来的情况，我打算简单地说。黎庶昌后来两次出使日本，除了外交上的纵横斡旋，也有文化上的魅力施展，还有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建树。值得重点说的一件事情是，1882年6月的一天，在一次谈话中，黎庶昌从日本友人的口吻中，敏锐地捕捉到一个信息――这个有军方背景的人可能要出征。当夜，他派下属侦察，发现食品厂正在向军舰运输食品，继而打听到，军舰要向朝鲜进发。黎庶昌当即向国内密报，力主发兵朝鲜仁川港口并获准，中国军队比日军舰早到几个小时，从而使朝鲜避免了一场战乱。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黎庶昌不仅是一个文化大家、外交家，还有军事方面的敏感和担当。

最重要的还是他在出使日本期间和其后写下的《敬陈管见摺》，提出建议：一是急练大支水军（国防），二是火车宜及早兴办（交通），三是修治京师街道（城建），四是对各国公使优赐召见（外交），五是商务宜重加保护（商贸），六是度支宜豫筹出入（建立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七是遣亲贵大臣出洋游历考察（学习，为富国强兵提供技术支撑）。

这个奏折受到李鸿章和曾纪泽的高度赞扬，于1884年3月呈递，但是被清朝总理衙门退回，理由是――不符合国情。此时，距甲午战争还有10年，距戊戌变法还有14年，距辛亥革命还有27年。今天我们不妨想象，如果《敬陈管见摺》在当时引起统治者重视，并付诸实践，哪怕是部分采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会提前数年。

第二次到沙滩村，是个晴天，车子穿过一片葳蕤的树林，两边的老树仿佛向我们点头致意。我知道，这些老树当中，有不少同黎庶昌认识，也有不少与黎庶昌同龄。

还是在锄经堂一侧，在那尊半身雕像的前面，我放慢脚步并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雕像鞠了一躬。直起腰的瞬间，我仿佛看见他的肩膀动了动，脸上浮现了笑容。

我说，先贤您好，我是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哪怕你一言不发，我也能听到你的诗文，看见您的强国梦。

好像是从前方，又好像是从头顶，也好像是从树林里，传来一个爽朗的声音，哈哈，沉舟侧畔千帆过，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老人家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