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让“精致懒政”绑架政策善意

（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 张 锋 　　近期，某地媒体曝光了一起“无事不扰”政策在基层落实跑偏的案例：当地一家具厂经常飘出的油漆味让附近居民深受其扰，监管部门一名工作人员却回应称此前问题并不严重，“一般情况下非必要不扰企”。 　　以“非必要不扰企”来解释监管失责，听起来颇有道理，好像是“按规矩办事”，不过稍一推敲就发现破绽百出，其本质不就是打惠企政策的“擦边球”，让不作为看上去具备政策合理性吗？如此绑架惠企政策善意的“精致懒政”，尤为值得警惕。 　　如今，“无事不扰”已成为各地优化营商环境的共识，其本意是遏制重复检查、多头执法、过度干预等对企业生产经营的非必要打扰，让企业能够静心发展、轻装前行。这是遵循市场规律、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应有之义。 　　然而，在一些地方，“不作为”被包装成“有章可循”，“缺担当”被粉饰为“科学远见”，这显然是曲解了政策善意。事实上，“无事不扰”不等于不管不问。这看上去是一道监管流程的“减法题”，实际上是考验监管能力的“加法题”和监管效率的“乘法题”。 　　设想一下，安全隐患、污染排放、违规作业……如果对所有监管事项都粗放地搞“非必要化”，该进行的监管取消了、该履行的职责放弃了、该查处的行为放任了，企业果真会拥有“安静的生长空间”？在笔者看来，如此“不扰企”的结果只能是经营主体野蛮生长、营商环境杂草丛生。 　　政策善意为何在一些地方成了监管失责的“高大上”理由？“精致懒政”背后又是怎样的“精致算盘”？ 　　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认知“斜视症”下的精致躺平。一些监管者错误理解或故意歪曲政策初衷，将“给企业空间”理解为“给自己空间”，侥幸地认为监管缺位导致大事故是“小概率事件”，即便出了问题，也可搬出“无事不扰”作为挡箭牌，为自己的失职开脱。二是能力“恐慌症”下的精致掩饰。在一些干部的“能力词典”里，“少打扰”和“监管好”似乎是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这恰恰暴露出面对新政策、新发展阶段，部分监管者能力储备不足、内心发怵，只知掩饰本领恐慌，却回避实质性的能力提升。三是政绩“焦虑症”下的精致避险。一些干部片面理解经济增长与监管执法的关系，担心严格监管会影响短期营商环境评价和地方GDP增长，进而导致问责风险。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了自保逻辑，面对问题选择性地失明，以规避可能的政绩风险。 　　政策善意本是消融市场寒意、激发主体活力的暖流，绝不能成为“精致懒政”的温床。“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以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放，不等于放任自流，而是要厘清权责界限，明确“非必要”的具体情形与“不扰企”的操作标准。管，虽然不能“乱伸手”，但必须“该出手时就出手”。只有平衡好“该放就放”和“该管则管”，自由裁量的模糊地带才能被压缩，弹性执行的空间才会收窄，“精致懒政”才能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无事不扰”需要底气在胸的幕后真功，“有求必应”呼唤随时出击的台下本领。政策善意使命必达，绝不允许被“精致懒政”随意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