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国民党杀手，却放走了19个共产党人，建国后如何处置他的？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这话听着糙，但理不糙。

可偏偏有人，揣着杀人的差事，干了放人的勾当，自己手上还沾着一个8岁孩子的血。

这事儿，就发生在1949年重庆的白公馆，主角叫杨钦典，一个看守班长。

历史这东西，掰开了揉碎了看，全是人。

有的人顶天立地，有的人蝇营狗苟，还有的人，就像这杨钦典，一辈子在好人跟坏人之间来回打摆子。

1949年11月27号，重庆歌乐山上的雾比往年都大，掺和着山下渣滓洞飘上来的血腥味儿，呛得人脑仁疼。

白公馆里头，杨钦典攥着一大串钥匙，手心里的汗能拧出水来。

外头枪声跟过年放炮仗似的，只不过这炮仗是催命的。

楼上的长官下了死命令，让他把牢里剩下的“犯人”全给“处理”了。

可牢里那十九个人，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直勾勾地瞅着他，那眼神里头有火。

一边是命令，不听就是死；一边是良心，听了就得烂。

这个河南来的庄稼汉，当了十年兵，从没想过自己的人生会被逼到这么个死胡同里。

杨钦典这人，1918年生在河南郾城，穷得叮当响。

三十年代末，他老家闹黄灾，地里连草根都刨不出来。

二十来岁的半大小伙子，饿得前胸贴后背，为了混口饭吃，脑子一热就去参了军。

他的念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活着。

在部队里，他不是啥英雄，但也不偷奸耍滑，就因为听话、手脚麻利，被胡宗南的特务连相中了，提了个班长。

这活儿不错，不用上战场拼命，专门给孔祥熙、宋子文这些大官看家护院。

天天看着高门大院，离老百姓的日子是越来越远了。

好日子没过几年，抗战打完了，他被一纸调令派到了重庆歌乐山，当了白公馆的看守班长。

这下，他看守的不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帮子“政治犯”。

刚来的时候，他跟所有看守一样，觉得里头关着的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共匪”。

可日子一长，他瞅着不对劲。

这帮人里头，有戴着厚片眼镜斯斯文文的大学教授，有闷着头不说话但眼神跟钉子似的工人，甚至还有几个穿着国民党军装、因为“思想有问题”被自己人抓进来的军官。

这些人跟他以前见过的犯人完全不一样。

不哭不闹，也不求爷爷告奶奶地饶命。

每天就那么点放风时间，他们就凑到一块，晒着那点可怜的太阳，小声嘀咕着一个他听不懂的词——“新中国”。

还有人在墙根底下，拿小石子划拉着写诗。

那个单独关着的小孩，外号叫“小萝卜头”，头大身子小，看着可怜巴巴的，但那双眼睛里头，没有小孩该有的天真，反倒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

这些人，这些事，就像一根根绣花针，不疼，但一下一下地扎着杨钦典那颗已经有点麻木的心。

他开始睡不着觉，一闭眼，梦里头全是牢里那些人的脸，一会又变成他河南老家的那些乡亲。

他手里明明握着枪，站在铁门外头，可总感觉自己才是那个被关在笼子里的人，透不过气。

真正把他脑子敲醒的，是他老婆从老家寄来的一封信。

他老婆不识几个字，信是找人代写的，话也说得土里土气，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砸在他心口上。

信上说：“…

咱是种地的出身，当兵没人身自由，干不了啥好事，也千万别干坏事。

干啥事前都寻思寻思，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给自己留条后路…

只要不干亏心事，晚上能睡个囫囵觉，回来种地一样能活人…

“不干亏心事，能睡得着觉。”

这几个字在他脑子里嗡嗡响。

他当兵十年图个啥？

不就是为了“养活自己”吗？

可老婆问他，为了活命，良心也能当饭吃？

从那天起，他手里的那串钥匙好像没那么冰了。

他会有意无意地多给一些人放风的时间，家属来探监偷偷塞个纸条啥的，他也当没看见。

他跟牢里的人话也多了起来，听他们讲什么叫“人人平等”，讲当兵的枪口到底该对着谁。

他那颗心里的秤，已经开始往另一边歪了。

1949年，风向变得太快。

解放军跟推土机一样，国民党的江山稀里哗啦地就倒了。

蒋介石从重庆跑路前，留下话来：里头关着的人，一个都不能留。

最先倒霉的，是杨虎城将军一家。

9月6号半夜，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儿子，还有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那个才8岁的儿子“小萝卜头”，被偷偷摸摸地带到了白公馆。

这是一场早就计划好的谋杀。

杨钦典也在场，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事，用匕首捅进了杨虎城将军和他儿子的身体。

他清清楚楚地听见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倒下前，哭着喊：“求你们了，放过孩子！”

然后，就轮到他了。

上头给他的任务，是去解决那个孩子——“小萝卜头”宋振中。

那个瘦得跟柴火棍似的孩子，被另一个叫杨进兴的特务死死按在地上，吓得直哆嗦，一个劲地喊“妈妈”。

杨钦典捏着刺刀，一步一步走过去，孩子的眼睛里全是害怕和求饶。

就在那一瞬间，他老婆的信，牢里那些人的话，还有他河南老家那些乡亲们的脸，一股脑地全在他脑子里炸开了。

他手里的刀，沉得像块铁疙瘩，怎么也捅不下去。

他这一犹豫，旁边的杨进兴火了，一把抢过他手里的刀，对着孩子就下了手…

那一晚上的血，把地上的石板都染红了，也把杨钦典心里最后一点侥幸给浇灭了。

他彻底明白了，自己待的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单位”，就是一个吃人的机器。

他也不是什么“看守”，就是个帮着杀人的刽子手。

他不是在“混饭吃”，他是在拿别人的命换自己的命。

从那天起，他晚上再也睡不着觉了。

良心这东西，平时看不见摸不着，可一旦它开始折磨你，比什么都难受。

血开了头，就停不住了。

1949年11月27号晚上，白公馆的末日来了。

那些特务头子们自己要跑路了，临走前要把这里变成一座坟场。

枪声、喊叫声、乱七八糟的脚步声，整个白公馆乱成了一锅粥。

有的特务杀红了眼，有的特务趁乱往外溜。

杨钦典站在楼梯口，进退两难，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往前一步是地狱，往后一步也是万丈深渊。

就在这时候，牢房里的罗广斌，就是后来写《红岩》的那位，冲着他喊：“老杨，就现在！

你帮我们，也是在帮你自己！”

这话，一下子说到了杨钦典的心坎里。

他心里头跟打仗似的。

放人？

被长官知道了，自己立马就得吃枪子。

不放？

天亮了，解放军进城了，自己这个刽子手的帮凶，也跑不了。

罗广斌看出了他的犹豫，又加了一句猛料：“我们给你作证！

我们给你三条保证：保证你的命，保证你功大于过，保证你重新做人！”

这“三条保证”，就像三块大石头，直接把他心里的那点犹豫给砸碎了。

杨钦典死死地盯着罗广斌看了好几秒，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

牢里的人心都凉了半截。

没想到，过了大概十分钟，杨钦典又回来了。

他手里不光有那串钥匙，还多了一把锤子。

他把声音压得低低的，飞快地说：“我上楼去，跺三下脚，你们就赶紧跑。

钥匙和锤子，用完了记得扔到下水道里去！”

说完，他转身就上了楼。

那几步台阶，他走得特别沉，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心尖上。

“咚！

咚！

咚！”

三声沉闷的跺脚声，在死一样寂静的白公馆里显得格外响。

这声音，是给牢里的人发的信号，也是这个男人给自己过去十年画上的句号。

那一晚，他亲手打开了地狱的门，把罗广斌、周居正等19个革命者放了出去。

这19个人活了下来，把白公馆里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们的故事带了出来，后来就有了那本《红岩》。

重庆解放后，杨钦典在罗广斌这些人的陪同下，去了公安局自首。

因为他最后关头打开牢门，救了19个人，算是重大立功表现，政府研究了半天，给了他一个“以功赎过，不予追究”的处理。

他被安排到重庆的公安系统上班，可没干多久，他又收到了老家的信。

信上说，他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家里的几亩地快荒了。

他想了想，还是决定回去。

他脱掉了那身穿了十几年的军装，又做回了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那十几年刀光剑影的日子，就像一场没做醒的噩梦。

回到河南老家，他谁也没告诉自己在重庆干过啥，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瞒着。

他就是成天跟孩子们念叨：“要好好上学，当好人，做好事。”

村里人都觉得他是个不爱说话、脾气挺好的老头。

谁也想不到，这个蹲在田埂上抽烟的老汉，心里头埋着那么大的事。

直到2002年，一个从重庆来的客人，才把他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给揭开了。

来人是“小萝卜头”的二哥宋振华，还带着自己的女儿。

当宋振华说出“我们是小萝卜头的家人”时，杨钦典整个人都僵住了，一张老脸瞬间没了血色。

宋振华却很平静地说：“老杨，我们不是来找你寻仇的。

我们就是想听你亲口说说，我爹妈和我弟弟，在里头最后是啥样的。”

那一刻，杨钦典憋了53年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下来了。

他嘴唇哆哆嗦嗦地说：“我对不起他们…

2004年，重庆搞“11·27”烈士悼念活动，86岁的杨钦典专门从河南赶了过去。

在烈士墓前，他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烧着纸钱，嘴里一遍一遍地念叨：“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2007年，杨钦典病死了，活了89岁。

他这个人，从土里来，最后又回到了土里去。

他不是什么英雄，甚至手上还沾过血。

他胆小过，糊涂过，也干过没法原谅的坏事。

可就在那最黑的晚上，他守住了心里那点还没灭的亮光，扳了一下道岔，也算是救了自己。

他这一辈子，睡踏实觉的日子，大概是从1949年11月27号晚上，那三声跺脚之后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