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25军有几任军长？

1931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正式成立。这支以黄麻起义、六霍起义工农武装为基础的部队，在1931年至1937年的六年里，历经初建、重建、长征、合编的复杂历程，先后迎来五任军长。军长的更迭并非简单的人事变动，而是与鄂豫皖苏区的安危、战略转移的抉择、敌我力量的消长深度绑定，构成了一部独特的部队迭代史。

1931年10月25日，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决定，红二十五军在麻埠组建，首任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初辖第七十三师，吴焕先任师政委。此时的红二十五军，是鄂豫皖苏区扩大红军的重要成果，成立之初便归入红四方面军序列，肩负着巩固根据地的使命。

旷继勋并非初出茅庐的将领，他早年在川军任职，1926年入党后，1929年领导蓬溪起义创建四川第一支红军，后转战洪湖根据地任红六军军长，军事经验丰富。任职期间，他主导组建了红二十五军的基本框架，1932年3月和5月，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四师相继成立，全军规模扩充至1.2万人，形成完整的三师建制。这一阶段，红二十五军配合红四方面军主力，参与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在皖西地区打击敌人，为粉碎第三次“围剿”提供了重要支撑。

但危机很快来临。1932年5月，国民党调集30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要求红军“拒敌于国门之外”。6月，敌军围攻霍邱城，旷继勋率领军部、教导团及独立团3000余人坚守，终因寡不敌众失守，千余人牺牲或被俘。这场失利成为旷继勋去职的直接原因，1932年6月底，他被撤销军长职务，红二十五军的第一任领导核心完成使命。此时的部队，虽建制尚在，但经此重创，已埋下调整的伏笔。

旷继勋去职后，黄埔一期毕业的蔡申熙接任军长。这位经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将领，此前已在鄂东南组建红十五军，后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兼具理论素养与实战经验，是鄂豫皖苏区的骨干指挥员。

蔡申熙接手时，红二十五军正面临敌军的全面进攻。皖西苏区淠河以东地区已全部丢失，敌军分路进犯中心区域。他率部在皖西北辗转阻击，试图遏制敌军攻势，但“左”倾指挥的恶果持续发酵，红军被迫与数倍于己的敌人硬拼，损失不断扩大。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决定撤离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随主力转移，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一部留在原地掩护。

在主力转移后的混乱战局中，蔡申熙率部坚守阵地，在战斗中身负重伤。随着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留在皖西的红二十五军部队被分割，失去统一指挥，蔡申熙的军长职务因部队溃散和自身伤情终止。这位年仅26岁的军长，最终在掩护主力转移的战斗中牺牲，红二十五军的第二任领导核心以悲壮的方式落幕，部队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清剿”，根据地陷入一片火海。为保住革命火种，1932年11月3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湖北黄安檀树岗召开会议，决定以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为基础，合并红二十七军一部，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被任命为军长，王平章任政委。

吴焕先是黄麻起义的参与者，从红七十三师政委到军长，他对鄂豫皖苏区的民情、敌情极为熟悉。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下辖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全军约7000人，成为坚守根据地的唯一主力。面对敌军的“清剿”，吴焕先摒弃单纯防御的打法，采取“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的策略，1933年3月在郭家河战斗中全歼敌两个团，取得重建后的首次大捷，极大提振了军民士气。此后，部队又相继取得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胜利，兵力一度发展到1.2万人。

但挫折再次接踵而至。1933年秋，鄂豫皖省委受“左”倾错误影响，盲目下令围攻七里坪，导致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减员至3000余人。更严重的是，错误的“肃反”导致副军长廖荣坤等骨干被错杀，部队元气大伤。

1933年10月，红二十五军在演麻公路被敌分割，吴焕先率七十五师突围至鄂东，徐海东率七十四师退回皖西重建红二十八军，部队再次分裂。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河南商城会师，红二十八军缩编为八十四师并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改任政委，完成了第三次军长更迭。这次调整，是基于部队合编后的指挥需要，吴焕先的政治领导力与徐海东的军事指挥力形成互补。

徐海东接任军长时，红二十五军面临的形势并未好转。鄂豫皖苏区被敌军反复“清剿”，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补给困难，与中央的联系也时断时续。这位出身窑工、经历黄麻起义的将领，以勇猛善战著称，任职后迅速稳定部队，在皖西、鄂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寻机打击薄弱之敌。

1934年8月，中央军委派程子华抵达鄂豫皖苏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需实行战略转移，到豫陕边界开辟新根据地。此时的红二十五军，继续留在原地已难以为继，战略转移成为唯一出路。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会议，决定率部西进，同时调整领导班子。徐海东主动提议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理由是“程子华同志来自中央，更利于贯彻中央战略意图”。

这一调整并非个人谦让，而是基于长征战略的现实考量。程子华带来了中央的最新指示，熟悉全局形势，由他出任军长，能更好地统一部队思想，协调转移中的各项决策。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00余人高举“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长征之路，徐海东的军长任期虽短，却为部队的战略转型奠定了基础。

程子华接任军长后，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组成核心指挥班子，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孤军远征。这支没有大部队伴随的红军，一路上面临着敌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军长的职责不仅是军事指挥，更要统筹战略方向、部队补给和根据地创建。

长征初期，红二十五军在独树镇遭遇敌军突袭，在天寒地冻、衣着单薄的情况下顽强反击，击退敌人；1934年12月，部队进至陕西庾家河，正在召开省委会议时遭敌六十师围攻，程子华、徐海东先后身负重伤，部队在吴焕先指挥下反复冲杀，终将敌军击溃，完成了第一阶段战略转移。此后，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界创建根据地，粉碎敌军两次“围剿”，部队规模发展到4000余人。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牺牲，这给部队带来沉重打击。为稳定指挥，程子华改任政委，徐海东再次接任军长，形成新的指挥格局。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延川永坪镇，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成为第一支完成长征的红军部队，此时部队人数不仅未减，反而增至3400余人。

会师后，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红二十五军的番号正式取消。1937年8月，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投入抗日战争战场，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使命画上句号。

红二十五军六年五换军长，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必然结果。首先，战争环境的残酷性直接导致军长更迭，蔡申熙牺牲、旷继勋因战役失利去职，都是敌我对抗的直接产物。其次，部队建制的重组与合编推动人事调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的重建、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的两次合编，都需要适配新的指挥体系。再次，战略方向的转变要求领导核心调整，程子华的接任的是为了贯彻中央战略转移指示，徐海东的两次任职则是基于军事指挥能力的现实选择。

这支先后走出97位开国将军的部队，其迭代史本质上是一部生存与发展的历史。五任军长虽任期长短不一、背景各异，但都围绕着“保存力量、坚持斗争”的核心目标，在不同阶段完成了各自的使命。从鄂豫皖苏区的创建与坚守，到鄂豫陕根据地的开辟，再到陕北会师的战略贡献，红二十五军的每一步都与军长的决策紧密相关，而军长的更迭则成为部队适应环境、调整战略的重要载体。

1937年，当红二十五军的血脉融入八路军序列开赴抗日前线时，那些关于坚守、转移、牺牲与传承的故事，已沉淀为人民军队历史中独特的一页。五任军长的接力，不仅见证了一支部队的成长，更折射出中国革命在艰难探索中前行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