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韦国清提议，不如将广西省会改为柳州，毛主席是什么态度？

追溯到1949年12月，广西全境尚未完全肃清残匪，省级机关只能先在桂林设临时办公点。桂林有山水、有底蕴，也有旧时的官署，北部干部自然推崇它。可来自柳州的一批骨干讲得更直接：柳州是铁路枢纽，工业底子扎实，若把省会放在这里，运输、生产立刻能动起来。南部方面又不答应，他们认为南宁连通北部湾，掌握海防命脉，还贴着旧桂越边境，对防务不可或缺。三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此时的张云逸担任广西军区政委，他深知必须请中央定夺。毛泽东很快收到情况汇报，在北京的西花厅连续听取多方意见。交通、工业、历史、国防……每项权重在桌上来回摆。文件来来回回几道手批，最终的红色批示落在南宁两个字上。1950年3月，广西省人民政府正式迁抵南宁办公，省会之争暂告段落。

现实并不轻松。那一年南宁的企业只三家，火柴都得靠外地调拨；要进京，干部得先坐破旧大客车颠簸到柳州，再转湘桂线北上。一来一回，时间、经费双重消耗。张云逸写信给中央倾诉难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山高路远，可以修路；匪患难除，就得剿匪。”接着调罗瑞卿牵头，规划桂南铁路、湘桂复线以及南昆通道。1951年5月，多股流窜的顽匪基本被清剿，铁路线的勘测桩也立了起来。

建设高潮伴随“一五”计划启动。柳州的机器声日夜轰鸣，钢轨、农具、糖机排着队出厂，而南宁的变化却依旧慢吞吞。广西省委的会议常常选在柳州开，省城反被晾在一边。1955年7月，韦国清接棒张云逸，第一次下到柳州考察就写下批语：省会偏居南隅，调度不便，实为憾事。

韦国清敢想也敢说。到1958年1月，他陪同中央工作会议代表团到南宁，正逢毛泽东主持讨论农村人民公社试点。茶歇间，韦国清低声提议：“主席，广西幅员狭长，不如把省会迁到居中又工业化的柳州，方便指挥。”毛泽东放下茶杯，回以一句反问：“若讲地理中心，北京是不是也要让位给兰州？”这一问让在场的人都笑了，却没人敢接话。主席并未止步于调侃，他指着墙上的华南地图，逐条说明：

“第一，南宁东接广东，西接贵州、云南，南通北部湾，可上可下。第二，一旦边境有风浪，政府机关必须守在最前线。第三，只要铁路铺到城里，’远’就是个伪命题。”他说得平静，语气里带着一贯的笃定。韦国清沉吟片刻，只回了句：“我明白了。”

是年秋天，黔桂铁路动工，南宁通海港公路同步扩建。当年广西财政拮据，一多半基建资金靠中央调拨，另一部分则源自柳州工业上缴的利润。柳州干部虽有微词，却也不愿拖后腿。有人说：“等路一通，难处就会慢慢消化。”此言不虚。1964年，湘桂铁路全线电气化改造完成，南宁至北京时间缩短至三十小时内。货车满载甘蔗、锰矿、林产化工制品，从南宁出发南下北上，滇桂黔三省区的物资集散，也逐渐以南宁为中转。

与此同时，一批兵工、纺织、机械厂在南宁拔地而起。1965年，南宁市工业总产值追平桂林；1968年超越柳州；1970年全区百分之三十的工业产值由省城贡献。地形优势开始显现——南宁盆地河网交错，平原可展，水陆联运降低了成本，更吸引了西南几省的山货、粮棉在此集中。

进入1978年，广西全年财政收入突破十亿元，南宁占去半壁江山。此时的柳州依旧是重工业重镇，却已难以和快速扩张的省城比肩。有人感慨：“当年要不是主席坚持，南宁哪来今天的排场？”旧日争论再度被翻出，只是再无人对决定表示怀疑。

从防务视角观察，1950年代初南宁不过是个边寨式小城；到1980年代末，它已成为两广面向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北海、钦州、涠洲港口群与南宁铁路、公路串成完整通道，越南、老挝的橡胶与矿石由此北上，广东沿海的机电、轻纺沿新建高速公路西进，带动了整个大西南的外向型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当年“可以修路”的批示，在此后几十年的建设浪潮中被一再验证。柳州、桂林固然各有千秋，却终究在空间结构上让位于南宁的辐射力。若从人口流入量、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等指标衡量，南宁在上世纪末已稳稳坐上华南西翼第一把交椅。省会设于南宁，并未削弱桂北文化中心的地位，也没有阻碍柳州的工业升级，反倒催生出“一城引带两翼”的区域格局。

当然，当年各派提出的理由并非无的放矢。柳州如果真的成为省会，广西的工业化或许会更早起步；桂林若获胜，文化旅游产业或将爆发得更猛烈。但历史只能选择一条路径，路径一旦确定，其余条件就会围绕它慢慢重排。南宁从落后起点逆袭，不止靠中央拨款，更依赖背后的战略考量：海防、边防与西南腹地的联动。

1983年，南宁火车站新候车楼落成，老工程师再次经过那片野地，他对身旁年轻测量员说：“当年我们就在这儿打桩，那会儿想不到今天这景象吧。”青年笑着摇头，追问起省会争议的来龙去脉。老人只答一句：“决策难免争议，可走着走着，也就能看懂当初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