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28日凌晨两点,云南麻栗坡的雨雾刚刚散去,40师指挥所里灯火通明。刘昌友用手指在地图上轻点主峰,“到天亮之前,要让‘652.9’成为我们的阵地。”他的声音极低,却压住了炮兵阵地不时传来的隆隆回响。
此夜之前,老山已经被炮火“炖”了整整二十六天。来自十四军的千余门火炮轮番开火,三万余发炮弹将越军战壕削低半米。越军工事虽坚固,却像被蚕咬的竹篾,满是破洞。有人在电话里报告,“敌军无线电一片哑火”。刘昌友点头,却仍要求火力不减一分钟。
把镜头往前推五年,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中方部队于3月16日按命令撤回国内。越军却趁隙溜回高地,先后占据老山、者阴山等要塞,甚至炮击河口、麻栗坡镇,边境百姓昼伏夜出。纵然战场归于沉寂,边境却从未真正平静。
老山的主峰在中越界碑之间,海拔一千四百余米,三条山梁像打开的巨扇,俯瞰四周二十公里。如果让越军继续占据,文山一线所有公路、民居尽在其炮火覆盖下,战略分量不言自明。1984年初,昆明军区决心一举拔钉,第十四军40师奉命担纲主攻。
毒瘴、密林、陡岩,这些对北方兵来说全新。2月初,40师侦察、工兵、尖刀连悄然越过北仑河,在雨林深处进行两个月“带弹实景”训练,摸清每条兽径、每棵大树。刘昌友反复叮嘱:“进山的每一步,都要想着出山的路。”官兵将这句话写在钢盔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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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零时,滚雷般的开炮口令划破山谷。山头炸起火球,整片森林像被白昼照亮。炮声间隙,仍能听见越军慌乱呼喊。二十六天的持续轰击,令老山表层土石被掀翻,连指南针都难以指向稳定方位。
28日拂晓,40师尖刀营沿主峰北侧岩壁攀上去,雨水混着泥浆顺臂膀流下。五点零三分,通讯兵报告:“师长,制高点插上红三角旗!”刘昌友只是抖了抖雨衣,“继续向东翼扩展火力扇面”。整整两小时,老山主峰归入14军火力体系。
山顶尚未站稳,他又把目光投向东南方向的松毛岭(662.6高地)。这座不起眼的土岭海拔虽低,却卡在越军交通线咽喉,能直接俯视老山主峰背后道路。有人对是否必须攻取提出疑惑,刘昌友只一句:“不拔掉松毛岭,主峰就像没后门的屋子——心里不踏实。”当晚七时十四分,118团突击队仅用七分钟攻占松毛岭,并以迫击炮立即构建火力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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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军并不甘心。7月10日,边防侦听站截获对方密电,判断其将于12日凌晨反扑。刘昌友随即在松毛岭布下七百门火炮,设置纵深三层弹药补给点,命令118、119团在洞库内隐蔽待机。
12日零点十分,越军炮火率先覆盖松毛岭西坡。我军并未回击,而是让对方步兵深入射程。零点五十二分,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开火,弹幕像织布机梭影,把山头反复犁平。3400吨炮弹砸出一个巨型月球表面,越军前沿指挥所被直接掀飞,尸体遍布山侧。叶剑英观看录像时惊叹:“自淮海以来,敌人损失没有这么密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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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越军被迫向纵深后撤,松毛岭战线稳固。统计显示,此役歼敌四千余人,而40师因洞库防护,仅付出远低于预估的伤亡。战后,邓小平在北京听取汇报,他轻轻敲桌面:“刘昌友可以当军长嘛!”一句话,师长肩章换成副军长。
战事告一段落,老山主峰与松毛岭周边却埋满地雷。1985年春,刘昌友直接带队排雷。他不站后方,用探雷针俯身寻找,“只要还能走动,就和战士们一起刨。”一个月后,雷区清理近半,他让官兵手拉手走过已扫清的地带,用脚步给村民吃下“安全的定心丸”。
2019年1月31日,这位曾在炮火里淬炼的将领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七岁。从抗战、解放到边境保卫,他把大半生留在硝烟里。老山主峰至今矗立,山风吹拂过石碑,也带走了那年雨夜里隆隆的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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