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西城县变迁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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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西城县是子午道汉江走廊的节点，有着作为汉江通道战略支点的重要功能。充分利用传世文献、考古报告等材料对西城县名称、隶属关系及治所变迁进行详细考证，指出部分文献记载的错误，并利用卫星地图结合GIS技术复原清嘉庆年间城墙位置。研究表明：西城县县名经历了“西城—吉安—金州—兴安—安康”的嬗变且历经多次隶属关系改易，治所于北魏时由今陕西省安康市中渡台遗址迁往汉水南岸，至明代又迁往今安康市新城区一带。西城县治所的变迁不仅直接关联汉江流域水陆交通网络的时空演变，更深刻影响关中平原南部防御体系的构建与调整。

关键词：西城县；子午道；县名嬗变；治所变迁；汉江流域水陆交通

汉江走廊位于陕西南部，地处秦巴山地核心区域，汉江干流自西向东贯穿今安康市全境。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表明，至迟在战国时期，先民已开始系统开发利用汉江航运。作为连接关中与巴蜀的重要通道，子午道南段循汉江河谷展布，古代西城县就位于秦汉子午道汉江走廊终点（见图1）。西城县治所的变迁不仅直接关联汉江流域水陆交通网络的时空演变，更深刻影响关中平原南部防御体系的构建与调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学界便已经对西城县治所变迁有所关注。1989年《安康县志》提到西城县故城在今城区江北一带，北周天和四年（569）县城改建汉江南岸，即今安康县城东关，原为土城，清代时遗址尚存，为唐、宋以来州城旧址。冯岁平在《 秦至新莽时期汉中郡治地望》一文中利用文献及考古资料判断秦至新莽时期汉中郡郡治在西城县，县治在今陕西安康市北中渡台一带。梁中效在《秦汉汉中郡治所寻踪》一文中详理史料认为汉宣帝时期汉中郡郡治自南郑迁往西城。叶丽芳硕士学位论文《明清安康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对明清时期安康城作为独立专题从城市历史地理角度进行全面研究。可以看出，学界虽对西城县治所位置达成共识，但缺乏历时性动态研究，且未与现代GIS技术结合。因此本文充分利用传世文献、考古报告等材料对西城县名称、隶属关系及治所变迁进行长时段详细考证，指出部分文献记载的错误，并利用卫星地图结合GIS技术复原清嘉庆年间城墙位置 。

图１秦汉子午道示意图(作者绘)

一、西城县县名的嬗变及其隶属关系的转移

（一）西城县县名的嬗变

《汉书·地理志》载汉中郡，秦置，领西城等12县，为“西城”一名首现。两汉至隋虽隶属屡易，然县名未改。《隋书·地理志》言，“ （金川）西魏改曰吉安，后周以西城入焉。旧有金城、吉二郡，开皇初并废。十八年（598）改县为吉安 。大业三年（607）改曰金川，置西城郡”。梁初，改上廉为吉阳县，西魏改称吉安，后周天和四年（569）省西城入吉安，统称吉安。隋开皇初废吉安县，开皇十八年（598）重立，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为金川，大业十二年（616）又废。隋恭帝义宁二年（618）改回“西城”，《新唐书·地理志》载，“ 西城、上。本金川，义宁二年（618）名”至此“ 西城”之名唐宋间沿用不辍。《元史·地理志》载，“金州。下。唐改西城郡为金州。宋升为金、房、开、达四州路。元为散州”。元初实行行省制，陕西称腹里，对秦巴山区行政层级进行压缩，西城县再废，并入金州。《明史·地理志》曰，“兴安州元金州，属兴元路。明万历年（1583）八月更名。二十三年（1595）直隶布政司”。明初因袭元代称金州，明万历十一年（1583）改金州为兴安州。《大清一统志》载，“（兴安府）乾隆四十七年（1782）升为府。并设安康县为府治，省汉阴县入焉”。清初袭明为兴安州，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升为兴安府，在原州治处并汉阴县设安康县为府治，此后“安康”之名不改，沿用至今。至此，西城县完成了“ 西城—吉安—金州—兴安—安康”的地名嬗变。

（二）西城县隶属关系的转移

关于西城县隶属关系的转移，涉及较早历史时期的是关于“ 妫虚”的争议。妫虚，舜之居处。西城县与舜居妫虚之关联，部分方志记载存在系统化认知偏差。李国麟《兴安府志》言兴安府在夏商时期为妫虚，《文献通考》亦载，“金州，虞舜尝居之，谓之妫虚”。此论实源《太平寰宇记》，“金州，安康郡，今理西城县。禹贡梁州之域，昔虞舜尝居之，谓之妫墟”。考《水经注》言，“汉水又东迳妫虚滩，〈世本〉曰：舜居妫汭，在汉中西城县，或言妫虚在西北，舜所居也。······余按应劭之言，是地于西城为西北也”。可以看出，后世材料大多从郦道元依应劭之言认为西城县就是妫虚。然应劭所言源于《世本》，且原文为“应劭言：世本妫虚在西北”可见是妫虚滩在西城县西北，东汉以降便存在“泛妫虚化”的建构倾向。杨守敬考证妫虚滩在洋县东，熊会贞亦言“妫虚滩去西城尚远”。《水经注》所载酉水在酉口南注汉水，汉水先径妫虚滩东流，后径西城故县南，妫虚滩应酉水东、西城故县西，与应劭所言相符，故秦汉西城县应非舜之故居妫虚，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地理区隔，部分史载应系对《世本》的误读性附会。

西周初，西城地属庸，《括地志》言，“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也” 。至迟于秦孝公元年（前387）楚设汉中郡防秦南下，西界大致在今汉中市与安康市分界线，此时西城县属楚汉中郡。《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312）“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此时，西城地归属秦汉中郡，但西城县筑城则应在秦汉之际且晚于南郑。

汉初，沿袭秦制。汉高帝九年（前198），田叔任汉中守治西城，汉宣帝后西城为汉中郡治。东汉末张鲁据汉中，汉力不能讨，建安二十年（215）设汉宁郡拜张鲁为汉宁太守。同年曹操讨张鲁“ 巴、汉皆降。复汉宁郡为汉中，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曹操此举意在构建“ 西城—房陵”军事走廊以制衡蜀汉，但以失败告终。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曹公果引军还， 先主 遂有汉中”。西城归蜀汉中郡，以申仪为西城太守。黄初二年（221），申仪降魏，魏文帝改西城为魏兴郡治。晋宋齐皆因之，梁武帝天监十年（511）“南郑没于魏，乃于益州西置南梁州”。南梁州之设，实为应对北魏南侵的防御性政区重组。西魏初，南梁州改为东梁州，废帝三年（554）因月河出麸金，改为金州，折射出月河谷地金属冶炼业对政区命名的实质性影响。

《隋书》载，“西城郡梁置梁州，寻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置东梁州，寻改为金州，置总管府。开皇初府废”，此时汉江航运枢纽地位强化，有单独置郡的必要。唐玄宗天宝二年（742）改金州为安康郡，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更名为汉阴郡，唐乾元元年（758）复更名金州。五代至元沿袭，明初仍为金州，属汉中府，明万历十一年（1583）改曰兴安州。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升兴安州为兴安府，并汉阴县地于原兴安州设安康县，为府治。

综上所述，西城县县名及隶属关系的改易本质上反映出汉江上游战略地位强弱的转变，西城“秦头楚尾”的关键区位在南北政权对峙时得到加强，大一统时期被削弱。

二、西城县治所变迁

秦汉至北魏西城县，在汉江北岸。《水经注》载，“汉水右对月谷口······汉水又东迳西城县故城南，〈地理志〉：汉中郡之属县也。汉末为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以申仪为西城太守。仪据郡降魏，魏文帝改为魏兴郡治，故西城县之故城也。氐略汉川，梁州移治于此。城内有舜祠、汉高帝庙，置民九户，岁时奉祠焉。”熊会贞认为，月谷口在安康县西。月谷口即月河入汉江口，月河在今安康市汉滨区西侧红莲村入汉江，与熊会贞所言同。据《梁书·柳庆远传》载柳庆远任魏兴太守时，“郡造暴土而已。俄而水过，百姓服之”。汉水北高南低，若此时西城位于南岸，仅筑土无法保全郡民，汉水北岸可利用地势抵挡洪水，侧面反映出此时西城县应在汉水北岸。《读史方舆纪要》载：“西城废县，在（兴安）州西南三里。汉置县，为汉中郡治。东汉移郡治南郑，建安中置西城郡于此。······州初治水北，去水不过百步，后移水南”。由此可见，秦汉西城县应在月河之东、汉水之北。

已知汉西城县位于月河东侧、汉江北岸，具体在何处？1959年陕西考古所汉水工作队发现中渡台遗址。中渡台遗址，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江北办事处中渡村委会以南约1公里的庙门沟，地处汉江北岸台地，距汉江200米。汉江由西向东流经遗址南面，隔岸与安康县城相对。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32°42’33.1”东经109°01’12.6”，海拔在270米左右，遗址地势北高南低，面积约2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遗址南北走向，由于遗址东部有一定程度的破坏，其余部分被建筑叠压，现存南北仅长约100米，东西宽约25米。遗址暴露有秦汉时期的灰坑、钱币窖藏、筒状绳纹陶水管、菱纹地面砖等，出土大量云纹瓦当、带字泥封、绳纹板瓦、筒瓦等。《中国文物地图集》载“该地原有虞帝庙，今尚存明嘉靖间‘虞帝陶渔河滨处，碑一通”。遗址东西侧各有一条小沟，应是护城河遗迹。陶卫宁认为西城县建于秦汉之际且晚于南郑城，依梁中效所言汉中郡郡治于汉宣帝时期自南郑迁至西城，与陶卫宁观点不谋而合。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中渡台遗址面积符合三级郡治县城址规模，且可以推断出，中渡台遗址经历了从县治到郡治的城市扩建，作为县治的中渡台面积可能更小。那么从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互印证，可以确定今中渡台遗址便是秦汉至北魏时期西城县城址所在。此时西城县选址汉江北岸中渡台，重点利用汉江走廊水运与子午道便利，彰显出早期军事据点的交通枢纽属性。

关于西城县迁治时间，《安康县志》与叶丽芳皆认为在北周天和四年（569），此论实源郑谦《安康县志》，“天和四年（569）省西城并吉安入金州，治吉安，今平利”。安康市恒口新街所出土两晋“西城县都乡长乐里姓王造”砖，又《水经注》已称汉北西城县为故城，若北魏时县治亦在北岸何来故城之言？至少在郦道元易箦前，西城县便已迁治。《太平寰宇记》亦载，“其故城即汉之西城，金州西北四里汉江之北，西城山之东，魏兴郡故城是也，当谷口路南，与州城相对。其西城山在州西北五里，改后魏时移今理”。故至迟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28）时，西城县便已经迁治。

北魏至明万历十二年（1584）间，西城县在汉江南岸，即今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老城区一带，此后所言“旧城”皆指此处。《明史·地理志》载，“（兴安州）旧治汉水北，后迁水南。万历十一年（1583）又故城南三里许”。《安康县志》言，“旧城北濒汉南，临施陈二沟······旧志旧城自宋元以来并为土迁城，明洪武四年（1371）指挥使李琛始筑以砖······万历十一年（1583）大水坏城，守道刘致中改筑新城赵台山下。崇祯间流寇横行，众谓新城难守，守道张京复修旧城。工未竣而明鼎革”，“旧城”与万历年间所著“新城”相对，非汉代西城县旧城。《陕西通志》引《兴安州志》曰，“州初治汉水北，后移水南，万历十一年（1583）移治于故城南原三里许”。“州”指兴安州，即汉代西城县，“故城”非汉西城故城，是指北魏以来移治水南之城。《兴安州志》言，“宋元以来，金州并为土城。明洪武四年（1371），指挥李琛始筑以砖······万历十一年（1583）葵未，大水冒城丈余，全城坍塌。十二年（1584）甲申，守道刘致中以改州请筑新城于赵台山下，易名兴安州”。部分县志省“十二年甲申”，将大水毁城与新城修筑置于同一年，有误。此时的治所调整，既顺应流民大规模迁入导致的农业开发南移趋势，亦促进经济区与居住区的分离（即江北渡口与江南城治并存），扩大汉江水运在军事补给与物资转印中的优势。

北魏以来，西城县长期位于汉南之濒，宋元时期修筑土城，乃西城筑城之始。西城县北魏后移治水南，又以土城筑墙，遗迹早已不存。至明洪武四年（1371）李琛才以砖筑城，稍加防固。成化年间，巡抚蓝璋命汉中府推关赵清重修金州城。明万历十一年（1583）又遭洪水，城被毁，十二年（1584）刘致中南移至赵台山下修筑新城，并改称兴安州。故北魏至明万历十二年（1584）间，西城县治汉水南，与汉西城县故址相对，即今安康市汉滨区老城区一带，城址位置现已无考。

明清时，兴安州（即汉西城县）治在新、老城之间多次迁移，皆在汉水南岸。上文提到，明万历十二年（1584），刘致中于赵台山下修筑新城并迁治于此，《兴安府志》亦载，“（万历）十二年（1584），分守道刘致中请筑新城于赵台山下”。《大明一统志》载赵台山“在兴安州南二里，梁时汉水溢，人皆走避山上”。《关中胜迹图志》言在州南二里。《安康县志》载，“万春堤即古石堤在城西二里南接赵台山北麓”。牛谦才指出，今安康市汉滨区南门小区即属赵台山范围。据此测得距安康老城约1.5公里，赵台山约距兴安州旧城三里。故可推断出兴安州新城位于今安康市汉滨区新城区一带，此后所言“新城”皆指此处。

《安康县志》载，“崇祯十六年（1643），流寇横行。众谓新城逼近南山缓急难守，乃复议修旧城未及兴工。国朝顺治三年（1646），李自成余孽刘二虎围新城两月，屠之，平其城隍”。刘二虎扰新城后第二年，便移治旧城。《兴安府志》曰“顺治四年（1647），知州杨宗震复移旧城。总兵任珍建议截城之半，西门移入肖家巷口”。《安康县志》亦载“（顺治）四年（1647），兴安平以任珍为兴汉镇总兵，修旧城徒治汉水溢······（康熙）四十五年（1706），汉水溢城圯，复筑新城，移文庙镇署及常平仓于城内”。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城因水毁，四十六年（1707）“仍改建赵台山下”将文庙、公署及常平仓移入新城。《重修兴安府双城记》对此有详细记载：

神宗甲申（1584），以大水改筑于城南二里之赵台山麓。国朝定鼎以兹地屏荡关辅，襟带荆梁，建为重镇。时流寇余氛未靖，议者为南城迫近赵台山，守陴颇难。顺治四年（1647），仍修北城，缘兵燹之后，生聚未蕃，因戳城西之半。逮康熙四十五年（1706），以水患又修南城而迁镇署焉。其间，葺北则圯南，筑南则堕北，未有议两城并建者，而赵台山之俯瞰更不暇计也。两城并修之议自我。

自叶世倬提出双城并修之举以来，清嘉庆十三年（1808），兴安府新旧城皆有修筑。嘉庆年间兴安府旧城在经济及政治功能的发挥上都要优于新城，府治于迁至旧城。周光裕《重修兴安府旧城碑记》描述了当时兴安府新旧城状况：

新城除兴安总镇暨城守官兵外，居民寥寥。其监狱钱粮在旧城，官廨衙署在旧城，即市？贸易、商贾居積亦莫不在旧城。问之百姓皆安土而重迁也，且濒于江汉佑，舶集而转运易也。而旧城之基荡然矣。

可见，明清时期兴安府治所在新旧城间反复迁徙的“钟摆现象”，实为应对水患与兵燹双重威胁的适应性策略。嘉庆时期第一次人口发展高潮直接促成兴安府南北双城格局，标志着针对上述威胁有了综合性解决方案。

三、清嘉庆兴安府南北城城墙位置详考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兴安州升府，设安康县为府治，此后安康县治、兴安府治并为一处。自秦汉西城县筑城以来，治所经多次变迁，城墙遗址皆已不存，特别是清嘉庆年间所修兴安府南北二城城墙，早已拆除作公、私建房，仅留北门瓮城内门。但仍可从文献只言片语中结合现存遗址复原嘉庆间兴安府南北城城墙位置。

（一）清嘉庆兴安府北城考

兴安府北城即旧城，濒汉南，水灾频发，故历朝筑堤以防水患，最终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筑成。可见，城堤是定位兴安府北城的关键。嘉庆《安康县志》考其形迹，“东曰长春、南曰万柳、西曰万春、曰北堤······万柳堤，南北城相通之路也，旧志康熙二十八年（1689）知州李翔，凤城守营副将黄燕赞以水患频，仍于南门外修筑长堤，旁植桃柳以备城中居民避水之路，故名万柳堤”。1989年《安康县志》指出今安康市汉滨区解放路就是清万柳堤。万柳堤即解放路便是连接南北二城通路。沿解放路东南，有安康新城北门遗址，2020年3月，该遗址被列为安康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城北门遗址位于安康市汉滨区新城街道办事处北门社区新城路，地理坐标为北纬32°41’29.1”，东经109°01’48.6”。该城门坐南向北，位于新城路中部，由青砖垒砌而成，洞宽4.02米，高5.5米，深9.2米，城门高4.5米，厚3.2米，宽3.3米，城墙高11米，残长15米，厚3.2米。由于年代久远，城墙已残破不全，部分青砖被腐蚀毁坏。

《兴安府志》载，“明洪武间指挥使李琛始筑以砖，周六里二十八步，高一丈七尺。门五，东曰朝阳、西曰宁远、南曰安康、北曰通津、曰临川······万历十一年（1583），大水城圯。十二年（1584）分守道刘致中请筑新城。新城于赵台山下易名兴安州。周三里一百一十六步，高一仗八尺。门四，东曰乔迁、西曰安堵、南曰阜民、北曰拱辰”。安康南城形制较为稳定，城池自修筑以来就是四个城门，故而可以肯定的是，今安康市汉滨区新城北门遗址即清兴安府南城北门“拱辰门”。明洪武四年（1317）所筑北城之南仅有安康门，顺治时曾更名为向明门。据嘉庆《安康县志·旧城图》，至迟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向明门复更名为安康门。故万柳堤所连南北二城门分别是“安康门”与“拱辰门”。以此可得出，北城大致位于今安康市汉滨区兴安路以北，汉江南滨以南。

《安康县志》有旧城各城门至各城墙角间距离：

安康门至兴安门一百八十九丈，兴安门至西南角一百二十五丈，西南角至宁远门八十二丈，宁远门至西北角三十八丈，西北角至安澜门七十九丈，安澜月城长三十三丈八尺，安澜门月城至通津门一百六十二丈，通津门至临川门六十八丈二尺，临川门至迎恩门一百一十七丈，迎恩门至东北角六十八丈，东北角至朝阳门五十七丈，朝阳门至东南角八十丈，东南角至兴文门七十丈，兴文门至安康门一百二十四丈六尺。

将上文与今实际距离合算，大致相符，即可据上文基于今卫星图绘制清嘉庆年间兴安府北城示意图（见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清嘉庆年间兴安府北城大致在今安康市汉滨区大桥路以西；兴安中街以南；东内环路以西；汉江南岸以南，面积约十万平方米。

图２ 清嘉庆年间兴安府北城示意图（地图来源:奥维互动地图）

（二）清嘉庆兴安府南城考

兴安府南城即新城，据牛谦才所言，新城在1976年前基本保留在明、清框架的范围。上文所提万柳堤是连接南北二城的通道，南接至南城拱辰门（今安康市新城北门遗址）。新城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知县王森文最终筑成。此时城门名称与明万历年间稍异，现依《安康县志》所载将其各名称记录如下：北门未改亦称拱辰门；东门由乔迁门改为星聚门；西门由安堵门改为庶阜门；南门由阜民门改为清宁门。

与北城不同，南城范围更小，周长仅“六百九十三丈四尺”，合今约2219米。新城仅能确定北门遗址，其他城门皆已不存，依卫星图复原难度较高。《安康县志·新城图》上分布点位过少，有文庙一处，示于新城东北角，现位于学府巷东。牛谦才对兴安府街道及部分重要建筑有所定位，认为今汉滨区干休所为清军驻防左营，今市干休所住宅区为中营，教师进修学校是南门关帝庙。笔者据其所言，结合上文定位以1967年安康航拍图为底图，标绘清嘉庆年间兴安府南城位置（见图3）。

图３ 清嘉庆年间兴安府南城示意图（底图来源：USGS 历史影像，1967年）

经GIS配准，各点位置较为准确，侧面印证牛谦才所言基本正确。由此可将上图结合今卫星地图大致推测出，清嘉庆年间兴安府新城在今安康市汉滨区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北门遗址—文昌北路一线以南；文昌北路以西；南环路以北；安康市阳光学院东南门以东。

图４ 秦汉以来西城县治所变迁示意图（作者绘）

综上所述，自秦汉以降，西城县历经七次更名、十余次隶属调整。至隋时名西城县，属汉中郡。东汉末改属汉宁郡，同年复归汉中郡并分为西城郡。三国属魏兴郡。梁时属梁州，又改为南梁州。西魏改东梁州，又改为金州。隋时西城县改称吉安县，隋大业三年（607）改称金川县属西城郡，隋义宁二年（618）改回西城县。唐天宝二年（743）西城县改属安康郡，唐至德二年（757）更安康郡名为汉阴郡，唐乾元元年（758）西城县复属金州，为金州治所沿用至元。元代至元年间西城县并入金州。明初仍称金州属汉中府，明万历十一年（1583）金州改称兴安州。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升州为府，为兴安府，以原兴安州并汉阴地在府城设安康县为府治。如此频繁的县名及隶属关系变化本质上反映出汉江上游战略地位强弱的转变与政权对峙态势呈正相关，即南北政权对峙时得到加强，大一统时期削弱。西城县治所变迁仅留今两处遗址，通过文献分析及考古遗存可推断出西城县迁治过程（见图4）。秦汉西城故城选址汉江北岸中渡台，此处亦是秦汉子午道终点，彰显出早期军事据点的交通枢纽属性。北魏西城县治所迁至汉江南岸即今安康市汉滨区老城区一带，既是顺应农业开发南移趋势，又扩大了汉江水运在军事补给与物资转运中的优势。自明万历年间西城县治所移治新城，即今安康市汉滨区新城区一带，明清时期兴安府治所在新旧城间反复迁徙的“钟摆现象”，实为应对水患与兵燹双重威胁的适应性策略，最终在清嘉庆后形成沿用至今的南北双城格局，标志着针对上述威胁有了综合性解决方式。

作者：王聪，张多勇

来源：《陕西理工大学学报》2025年第4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汪鸿琴

校对：贺雨婷

审订：杨 琪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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