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河北一位农民受到委屈，遂写信给邓小平：请老首长帮帮忙

1951年深秋，朝鲜清川江畔炮声轰鸣，子弹划破夜色，高如意护着全班抢占高地，左臂被碎片击穿。伤口包扎完，他只说一句：“阵地在，人才算没白活。”那一夜的血火，为日后埋下长久疼痛，也让乡亲们记牢他是个硬汉。

战争结束，高如意于1955年复员回到河北行唐县。复员费盖了三间土坯房，其余换成了犁、镰刀和一头毛驴——在集体化年代，毛驴比手枪更管用。他常说：“打仗靠枪，种地得靠这倔牲口。”

1963年夏，公社机井旁出现意外。那天午后酷热，众人收工早，高如意牵驴抽水。小驴惊惶挣脱缰绳，连人带套索冲向井台，扑通一声失足坠入。井深水急，几名社员合力才将驴拖出，却已无力回天。大队当场纪录：意外，个人无责，集体记账。

三年过去，1966年初春，生产队清点畜力，一头驴的空格猛然刺眼。年轻会计翻旧账，指着高如意：“井里那头驴，本来你看管，得赔！”话音未落，几名同伙起哄，口气越来越冲：“破坏集体就是反集体！”

年近五十的老兵被堵在院子里，脸涨得通红，多次解释却换来更多指责。有人信口张扬赔偿三百元——那相当于他家三年口粮。夜里，妻子抹泪，他在灯下一言不发，桌面残留当年立功授奖证书的红印。

走投无路，他想起一张已经发黄的合影：1949年渡江战役后，邓小平与“特等战斗英雄”合影留念。那是他唯一一次与首长近距离交谈。思忖良久，他磨笔蘸墨，写下八页信纸，把经过、证据、目击者姓名一一列出，末尾一句：“老首长，求个公道，不让英雄成罪人。”

1966年5月，这封信在北京中南海转了几道手续后落到邓小平案头。邓小平读到“高如意”三个字先是笑，随后眉头紧锁，对秘书说：“三年旧事，怎能推到一个老兵头上？”当场挥笔十二字：“毛驴一事，按照天灾人祸处理。”红色批示盖章，副本同时抄送行唐县、石家庄地委。

文件到达公社那天，书记、县里干部齐聚生产队院子，态度陡然转变。有人尴尬地递烟，有人低声嘟囔“工作粗糙”。县长握住老兵那只旧伤未愈的左手，语气郑重：“高师傅，是组织疏忽了。”

会计吞吞吐吐挤出一句：“误会，是误会。”高如意咳嗽两声，没有趁机讨要补偿，只提出把当年救驴的几位社员名字写进公社表彰册。书记连连点头，这事才算落定。

有意思的是，批示传下后，生产队的青年们才得知这位黝黑寡言的庄稼汉就是渡江战役登岸第一船的班长。有人盘算，如果那头驴没出事，他们或许永远只是把他当普通农民。

1968年，部队安排专家到地方为老功臣做手术，残留在左臂多年的弹片终于取出。结束麻醉，他第一句话是：“以后镰刀能抡得更快。”医生愣住，随即笑出声。

高如意的一生，前半段书写在枪林弹雨，后半段耕耘于田垄沟渠。他从未向组织伸手要额外照顾，却在危急时刻相信组织能主持正义——结果确实如他所愿。毛驴事件看似琐碎，却提醒人们：功臣也是普通人，尊严不容随意践踏。

若干年后，行唐县档案馆里保存着那封手写申诉和一张批示复印件，字迹清晰，墨色已淡。参观者读到“毛驴一事，按照天灾人祸处理”时常会心一笑。大时代里，有人仰望星空，也有人守着一头驴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