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师师长张锡龙，牺牲时年仅27岁，师政委后为开国大将

1933年12月12日清晨，在江西黎川的团村山区，红三军团第四师的战士们趴在刚挖好的简易工事里，枪口对准山下的那条大路。一场伏击战，马上就要开始。

师长张锡龙和政委黄克诚一前一后穿过前沿阵地，爬上一处小土坡。他俩搭档才半个月，但配合起来已经挺顺手。张锡龙二十七岁，是红军里出名的年轻师长；黄克诚三十一岁，戴着眼镜，显得很稳重。两人举起望远镜朝山下看，远处，国民党军六个师正朝这边慢慢移动。

谁也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后，这场战斗会把两人永远分开。

张锡龙出生在四川庆符县一个普通农家。1906年秋天，他家里很穷，直到九岁才进学堂。小学毕业后，父亲不愿他一辈子种地，便卖掉家里仅有的三担薄田，送他到宜宾读叙联中学。

那是1925年。外面的世界正在剧烈变化，学生运动也从大城市蔓延到宜宾。张锡龙在学校读到不少进步书刊，开始跟着同学们上街活动。他们查禁日货、组织演讲、支援上海的五卅运动。这些活动惹恼了学校，张锡龙因此被开除。

1926年春天，张锡龙带着身上只有的十八个铜板离开家乡，前往重庆。他考上了吴玉章办的中法大学，在那里接触到更多革命道理，并在同年入党。年底，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张锡龙报名考上，成为第六期学员。和他同期的还有后来人们熟知的赵一曼、罗瑞卿等人。

军校管理严格，步兵操典、射击、战术、地图判读样样都要考核。这段经历为张锡龙打下了扎实的军事基础。

然而1927年风云突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张锡龙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途中遭遇挫折，他几经辗转，终于在1928年等来一个重要机会。

这一年，中央选派一批懂军事的干部前往苏联学习，张锡龙名列其中。他先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射击学校，后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苏联教官教得很系统，战略、大兵团指挥、兵种协同等课程安排得很满。训练场上要求格外严格，一个战术动作常常要反复练习几十遍。

张锡龙在射击上特别有天赋。后来战友回忆，他打靶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学校组织的射击比赛，他每次排名都靠前。1930年毕业时，他的射击成绩在所有中国学员中排名第一。在莫斯科的两年，他系统学习了现代战争的指挥方法，也养成了一个习惯：格外重视火力配置和部队协同。

1930年秋天，张锡龙回到国内，并设法进入中央苏区。因为他有科班专业的军事背景，上级起初没有让他直接带兵，而是交给他一项培养人才的任务。

同年底，张锡龙被派到闽西的红军学校担任训练主任。当时苏区条件非常艰苦，学校缺乏教材和教具。他就带着教员自己动手制作：没有枪械模型，就用竹片削成长枪、机枪的样子；没有沙盘，就用石灰在空地上画出山川道路；讲义不够，就口头讲授，让学生互相传抄。

他慢慢摸索出一套实用的教学方法。用竹片模型讲解枪械构造，用石灰画的地图演示战术布置。学员大多出身农民，识字不多，但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他们一听就懂。

从1931年到1932年，红军学校共办了三期，培养出几百名基层指挥员。这些人后来分配到各部队，都成为战斗骨干。张锡龙在课上常强调的两句话，“火力要前重后轻”、“进攻要握紧拳头打一点”，被许多学员记在心里，带到了真实的战场上。

在学校教学的经历，为他后来带兵打仗打下了基础。随着红军队伍扩大，战斗越来越多，张锡龙终于走到前线指挥员的位置上。

1933年6月，中央红军进行统一整编。红三军团下辖三个师，其中第四师由原来的红七军和红二十一军一部合编而成。张锡龙被任命为红四师师长，政委正是黄克诚。

两人性格不同，但配合默契。张锡龙军事基础好，决策果断；黄克诚政治工作经验丰富，考虑周到。两人都戴眼镜，在战场上常常一同到前沿观察敌情。

整编后不久，红三军团组成东方军进入福建作战。7月，张锡龙指挥红四师在延祥设伏。战斗上午九点打响，不到一小时就结束。红军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团，俘虏四百余人，缴枪五百多支。

此后几个月，红四师接连在归化、清流、将乐等地取胜。张锡龙指挥的特点也逐渐显露：战前注重侦察，善选有利地形，进攻时懂得集中兵力，猛攻一点。

1933年秋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不断加强，红军不得不在不利条件下顽强抵抗。同年12月，张锡龙和黄克诚带领红四师，在江西黎川的团村附近，迎来了那场决定命运的战斗。

团村位于黎川县城以南约八公里，是从黎川通往东山、德胜关的必经之路。1933年12月12日，国民党军六个师向红三军团阵地推进。红军约一万两千人，早已在周围山头上设下埋伏。

当时，军团长彭德怀正患疟疾，仍把指挥所设在一处能俯瞰战场的高地。战斗在中午前后打响。埋伏好的主力部队趁敌第二梯队还没有站稳，突然从多个山头冲下。战场形势一度对红军十分有利。

为了更清楚观察战场变化，师长张锡龙和政委黄克诚离开师指挥所，走向一处更靠前的位置。那里视野更好，但也更容易暴露。两人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敌军溃退和重新集结的动向。

就在他们全神贯注时，侧面约一千米外山头上的敌人注意到了望远镜镜片的反光。一梭子机枪子弹扫来。第一颗子弹击中张锡龙头部，从太阳穴穿过。紧接着，又一颗子弹打碎了黄克诚的眼睛。

黄克诚因蹲下摸索眼镜，侥幸没有被击中要害，但他听到了身边张锡龙倒下的闷响。这位二十七岁的红军师长，就这样牺牲在了最前沿的阵地上。

张锡龙牺牲后，政委黄克诚立刻接过指挥责任，带领红四师继续投入团村战斗。这场恶战持续整整三天，红军最终击溃三万多敌军，随后向德胜关方向转移。

红四师的战斗力并没有因失去指挥员而垮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支部队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更加艰苦的战斗。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红四师作为红三军团的主力，踏上了长征之路。

这支部队的作风里，一直留着张锡龙的印记。他当年在红军学校提倡的实战化训练方法，他指挥时强调的火力协同、重点突破的战术，通过他培养的干部，在部队中代代相传。在后来的无数战斗中，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战斗精神。

二十多年后，新中国已经成立。当年和张锡龙并肩战斗半个月的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

黄克诚晚年撰写回忆录时，没有忘记这位只共事半个月、却一同经历生死的搭档。他说张锡龙工作认真、肯钻研，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干部。这份来自历史亲历者的朴素追忆，是对牺牲者最好的怀念。

张锡龙的生命，永远停留在1933年江西的群山之中。他的遗骨安葬在江西省抚州市的烈士陵园。纪念这位从大山走出的红军将领。

从四川山里的孩子，到红军的师长，张锡龙短短七年的革命道路，和工农红军早年艰苦曲折的历史紧紧相连。他的牺牲，是那场宏大战争中无数献身者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