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州“满城”的建置与管理

1644年满族统治者入关定都北京，在统一中国南下作战的过程中，于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市派驻其精锐部队——八旗兵，从而形成了八旗驻防制度。满城，是清代驻防全国各地的满族八旗官兵及其眷属的居住地。“考称满城者，均系直省都会或府州重地，驻防者主要为满洲旗人，且与驻地附近居民（或汉或回）对比鲜明者”。广州满城即为清代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满城之一。

一、广州满城的建置

广州是南中国的边陲重地，清政权建立之初即派兵驻防。首先被派驻广州的是汉军八旗部队，《清史稿》载：“康熙二十年，设广东广州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汉军领催、马甲、砲甲、弓匠”。“广东广州府，设兵三千名，匠役四十名……广州驻防初设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汉军兵，二十二年续设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五旗汉军兵”。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使乾隆皇帝愈发重视南中国的政治局势，加之广州从汉代起即为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既要固守中国的南大门，又要保障对外通商的安全有序，广州驻防显得尤为重要。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增派满族八旗兵到广州驻防。据《驻粤八旗志》记载：“康熙二十年廷议于广州设立驻防八旗汉军兵三千名。皆自京师拣选挈眷来广州。至乾隆二十年，廷议裁广州驻防汉军兵之半，由京师拣选满洲八旗兵一千五百名协眷来广州。领催一百二十名，前锋一百五十名，马甲一千两百三十名，另工匠八名，铁匠四名，铜匠一名。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派驻来粤的满族八旗兵，和全国各地驻防点一样，以八旗为单位居住在指定区域，大致位置在广州城里西边靠南的地区。东西线是东自四牌楼（今解放中路）街中心起西至西门城墙（今人民中路）止;南北线是南自大德街（今大德路）归德门城墙起，北至光塔街（今光塔路）街中心止。广州满城无城墙，只有堆卡和栅栏。“由归德门直街北至大北门直街为旗、民交界要地，满、汉八旗每两旗合设一官堆，各堆每班轮派两旗领催、兵五名防守。”除了堆卡，每旗的驻地边界设置4—5道栅栏，“计满洲栅栏共三十八道，每道每班派兵二名防守”。

《驻粤八旗志》卷二“建置志”中记载满城中的设施有衙署、军署、兵房、堆卡、台、栅栏、箭道、马圈、应火援、印务处、公衙门、左司衙门、右司衙门、官学、义学、书院、同文馆、粮仓、银库、军器库、火药局、监狱等，还有八旗的宗祠八间，另有供奉观音菩萨的观音楼一座;其余的房舍、酒楼、街市等民众生活设施应有尽有，在广州当地居民的包围中形成一个界限分明、自给自足的生活世界。

二、广州满城的管理

驻防八旗各设官署，满城的最高统治者是将军，直接听命于皇帝。广州军营中的将军由满人担任，下设副都统满洲、汉军各一人，以下按旗佐设有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诸职，逐级掌管平时官兵训练、教阅和旗营的诸项事务;直属于将军或督统衙门的有左右两司，分别办理官员升补、调任、旗兵编制、训练和官兵粮食、户口、马乾、武器及表抚恤等诸事务。《驻粤八旗志》卷一《官兵额设》中记载：八旗兵营中的官额为设将军一名，满族副都统一名、协领四员（两旗一员）、佐领八员、防御十六员（每旗上甲喇一员，下甲喇一员）、骁骑校十六员（每旗上甲喇一员，下甲喇一员）、将军衙门笔帖式一员。兵额设置为领催一百二十名，前锋一百五十名，马甲七百三十名，工匠八名（每旗一名），铜匠一名，铁匠四名，副甲二百名，无米手一百二十名，养育兵四百名，余兵二十名，增设洋操余兵四十名，合满洲八旗兵丁共一千七百九十三名。可见，广州满城中的官兵设置与其他驻防点基本一致，建立在严密的人事机制基础上还有同样完备的军事、经济、生活管理制度。

（一）满城中的军事管理

广州满城中的八旗官兵，其职能主要是军事驻防，兼及旗内政务，故严格执行清代八旗驻防部队的军事化管理机制。为了保障八旗驻防的日常操演和相应军事机能，清政府对八旗官兵的的骑射训练尤为重视。《驻粤八旗志》中收录的从康熙元年至同治九年的圣谕共有85则，其中强调骑射操演之重要意义的有24则。满清统治者认为“操演国语乃满州之根本，旗人之要务”，“谕旨国语骑射乃满州根本，人所应晓。”

首先，他们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基本条件。“上谕大学士等曰兵部考武官射箭合例者方记册录用，严之慎之”。“满州等读书学习翻译因系当务之事而马步箭究系满州根本，不可不至精纯。考试必特派王大臣先看马步箭，择其稍可者方准其应试”。“各省驻防旗员有年逾六十以上不能骑射者俱不准保列”。

其次，驻粤八旗兵营中制定了严格的操练章程。“春秋两季操练日期以每年十一月内率领满汉官兵赴燕塘地方操演，均著照所议认真训练，不可日久生懈，有名无实。惟每年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该省天气暑热，定例停操，相沿已久”。

即使是管辖兵丁之大臣官员“理宜操练武艺，习劳苦、耐寒暑以及疾超距扑跌等技”，规定“八旗武职大臣官员及各省驻防之武职大臣官员年未至五十五岁者勒限半年令各奋力学习一切技勇”，若有不遵，“严加惩治，革职照违旨例，治罪断不宽宥”。

再次，为了保证八旗官兵的骑射操演，他们还制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如“将军督抚进京不可多带兵丁，以免延误操练”。道光十一年还专门降旨强调监督事宜：“驻防兵丁历久疏懈，阅今百有余年。承平日久，恐该兵丁等于骑射操演渐涉因循废弛，殊失分防驻守讲求武备之意。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所有此项驻防兵丁，该将军副都统等务当督饬所属，随时认真训练，如有技艺生疏者务应革退另补并拣选年力精壮娴习骑射、力骁勇者方准披甲”。

这一系列的圣谕表明清政府对八旗兵士的军事训练十分重视，而在民间对满族八旗操练有如下记载：“每年除农历十二月十九日至翌年正月十八日为封印日期外，自四月十六起至八月初一日停止操演，其余月份每逢一、六日为八旗官兵及水师旗营官兵演射步箭（即箭操）日期。定于每年农历的二至四月，八至十二月的初十日及四月十四日，八月二十日为操演‘过堂枪’日期，每次每名八旗兵演放三出;逢二、三及九至十二月份的二十日为操演‘进步连环枪’日期，枪手兵每名每次演放十六出;逢十一月的初二、初四、初六、初八、十二、二十四等日在燕塘（今沙河地区）进行‘打钱粮’六次，系演放大炮、子母炮，每名炮手每次演放五出。另八旗海螺每年春操，于二月初一日演吹起至二月十五日止;秋季于八月初一日演吹起至八月十五日止，分设三门吹演”。

满族是一个以武功定天下的少数民族，骁勇尚武是这个民族的特征，清朝统治者以此不断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强化他们的凝聚力，以维护驻粤八旗官兵对清政府的忠诚。

（二）对满族民众生计方式的管理

满城中的官兵与民众不仅必须承受军事化管理机制，清政府还采取了诸多手段控制其经济活动。如必须食钱粮，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不准学习技术;不准经营工商业等。

1、钱粮制度

清朝定都北京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军事力量确定了八旗常备兵制，八旗兵丁成为吃粮当差的现役军人。清政府又建立了八旗官兵的粮饷制度。饷银是八旗兵丁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不必再从事其它生产，从而在政治经济上，强化其对满族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使之更加效忠于朝廷。驻粤满州八旗官兵是清政府八旗军队的一部分，同样享受“钱粮制度”的各项待遇。不仅当差的旗兵按月领饷，他们的家属也享有相应的饷银。当时的钱粮制度的各等级划分非常细致，条款完善，在八旗兵营中形成了比较合理完善的经济保障体系。

满族八旗兵大多数出身于从事采猎生活及农业生产的旗民，生活比较简朴。这些满州八旗兵被派驻防广州后，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生活消费比较低，各家人口又很少，所以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生活是比较安定的，相应地旗营中的政治生活和管理秩序也很稳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人口增多、物价上涨、形势变化等原因，钱粮制度越来越不能满足八旗官兵的生活需要，使他们原本拮据的生活更加贫困。

清政府用钱粮制度操纵他们的经济命脉，在此基础上以国家命令的形式制定一系列行政规范，对满族民众的思想与生活进行模塑，钱粮制度在八旗官兵与广州社会之间构造了一道看不见的“围墙”。

2、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不准学习技术

驻防广州的八旗兵丁大多是从东北随龙进京又被抽调到广州来的。在东北从事游牧生活的建州女真人积累了丰富的采猎经验，在入关前满族人的主要社会组织是“战时为兵，平时为民”的牛录组织，他们平时从事农业生产，积累了一定农事经验;清朝定都北京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军事力量，确定了八旗常备兵制，在八旗各佐领人丁中“挑补”旗兵，固定兵额。八旗兵平时操演，战时参战，脱离了生产。派驻广州后，政府并没有给他们分配“旗地”，他们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兵营中配备“弓匠八名（每旗一名），铜匠一名，铁匠四名（每两旗一名）”，保证了手工业产品的来源;八旗兵丁每年有严格的操练时间，还要执行看守城门、堆卡、棚栏等任务，根本无暇学习各种实用技术。至于未“入伍”的八旗青少年，虽无操练任务，但他们随时要准备补充八旗兵营，从小就要随父兄练习武功，以便应考补缺。而八旗妇女习惯不出闺门，负责子弟的生活事宜，更谈不上学习技术。因此不准学习技术的限制就成为驻粤八旗子弟严格的规定。钱粮制的后期，由于八旗粮饷的减成折扣，兵丁的生计危机极端严重，使得满族贵族的驻防旗营制度不能再照旧维持下去。据广州满族老人回忆：

“光绪末年，镇粤将军‘增祺’蒿目时艰，知旗民生计日蹙，在广州光孝寺内开办工艺厂一所，聘请技师教授旗民学习手工业，委派八旗中的知识分子主持其事，但因办理的成绩不良，产品怠滞，亏折颇巨，而增祺又调任他去，人存政举，人去政息，该厂旋亦停办。”

尽管朝廷政策放宽，旗营上下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是终因脱离生产时间过久，时局动荡等原因，满族民众没有掌握一技之长。

3、不准经营工商业

广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商业历史的城市，城内百姓经商之风颇为浓厚。几乎在京津八旗子弟携家带口，千里跋涉奔赴南疆的同时，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这一政令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广州对内对外贸易获得极大发展，大批欧美和亚洲各国以及自福建、潮洲等地的商船在这里贸易往来。根据当时清政府的规定，外地商人必须通过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十三行进行贸易，这为广州民间商人提供了广阔的作为空间，也使他们聚敛了大量财富。就是在这样优越的商业条件下，八旗兵丁却无法获得从事商业活动的“执照”，原因是驻防广州的八旗官员认为八旗子弟是吃皇粮的嫡系部队，不应该与民争利，故订出不准经营工商业的规定，其实这是要求八旗子弟终身为皇室效劳的政治措施，隔绝八旗官兵的其它经济来源，使他们只能靠政府的粮饷生活，由此强化清政府对驻防部队的绝对控制，客观上人为地拉大了满族民众与周围民众的经济差距。

（三）满城中的行政管理

清政府还采取了诸多比较极端的行政手段对八旗官兵进行管理，形成固城自封、与世隔绝的民俗生活模式。

1、不准擅自离城十里。

驻粤八旗子弟集中居住在广州城内的“旗民驻地”，各旗也指定驻防地段，不得混杂居住。为了防止八旗子弟“出旗为民”，他们将离城的范围限制在十里以内，旗人超出此范围即以“逃旗者”论，按《驻粤八旗逃人例》处罚。《驻粤八旗逃人例》规定如下：

第一条、初次逃走被获者鞭一百，一年内投回者免罪，一年外投回者鞭六十。

第二条、二次逃走被获者枷号一月鞭一百，六个月投回者免罪，六个月外投回者鞭八十。

第三条、三次逃走被获者发黑龙江当差，三个月内投回者免罪，三个月外投回者鞭一百。

第四条、三次后复行逃者虽自行投回不论年月即照初次逃走被获例鞭一百，交旗约束。

从《逃人例》规定之谨细可以推断当时经常有人逃旗，甚至一而再，再而三;而从刑罚上来看，对逃旗者的处罚并不严厉，如果在规定期限内回城还可以免予处罚，究其原因，大概一是驻防八旗兵都有家眷在城内，一人逃走后终耐不住思家之苦最终返回;二是满人没有生活技能，在岭南没有亲属，逃出满城生存下来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在外生活一段时间后还是得回城。可以断定，逃离旗营的人时时都有，但是大部分无为而返，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清政府对驻粤八旗子弟行政管理之严密。

2、不准对外通婚

满族入关后即规定旗人不许与外界通婚，在全国各驻防点均有严格禁令。作为驻扎在异质人群中的少数民族族群，从工作任务、生活方式到风俗习惯都与当地民族不同，人数又很少，与其他民族通婚极容易被同化，进而影响驻防任务。故从满族八旗官兵于乾隆二十一年来粤到同治年间的一百多年中，满州八旗成员都只能在本族内互通婚姻，从不与其他民族通婚，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习俗。族内婚姻使满族民众的婚姻圈越来越小，血缘关系日益接近，甚至近亲结婚，据关向欣老人（关向欣，1920—2003年，女，广州世居满族，其祖父是旗营里的官员，父亲曾是中国八位海关总监察长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她在广州长大，曾随父母在青岛生活，48年回到广州，50年开始做街道工作，也做过零工、代课老师、讲解员和工人。1994年3月开始到广州满族历史文化研究会无偿工作。访谈时间：2002年11月19日）介绍：“我们小时侯开玩笑说表兄妹是未来的夫妇，（结婚）找自己家族的人，姑表不结婚，姨表就可以。也没看见有什么病啊，我们都要先查三代有没有毛病，不成文的规矩，（担心）隔代遗传。”

尽管如此，从遗传学角度讲，这种固定区域内的世代联姻不可避免地要对后代造成影响，光绪年以后这种情况才渐渐有所改变。

3、禁止酗酒滋事

“著八旗都统各将，该属官兵内酗酒不肖之徒给限一年或两年令其悔改。能改者留之，如不能改者，官员令人承袭，兵丁即行革退……如此凡嗜饮酗酒之徒自知所徽戒矣。若禁止之后仍然不改，一经查出并将该管官员严行治罪。”

4、强调使用满文

在乾隆年间，广州八旗兵士的履历都用满文书写，免得“书汉字日久尤易染成汉人风气”，虽然政府一直倡议此举，但是民间使用汉字的风气越来越盛。咸丰帝在咸丰四年的圣谕中命令：“上谕八旗人员骑射清文是其本务，即使于清文义理不能精通亦岂有不晓清语不识清字遂得自命为旗人之理”，“嗣后无论何项出身人员均宜练习清文，通晓讲解，即由文乡会试之员及兵丁子弟亦应一体练习，不准怠惰偷安以误根本”。

5、禁看汉族书籍

随着满族上层社会对汉族政治管理体制的借鉴与倡导，民间社会对汉族文化的关注与吸收也进入高潮，但是八旗军营中将一些汉族文学作品列为禁书。“满州风气素本纯厚，皆秉忠义之性，向不知书籍，自我国寰宇一统始习汉书，皇祖圣祖仁皇帝特别念不识字之人，使之博古有益身心，是以翻译经文四书通鉴等书刊刻颁行。兹查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书，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古词翻出，相传看阅，导人于不善。”他们认为“此等荒诞之书不惟无益而流移满州风气亦皆如此”，因此，在圣谕中提出“交八旗大臣及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奉官翻译刊刻旧有外，有私行翻译清字小说俱着严行查禁，现有者搜获焚烧并交步军统领，将租卖此等之书者亦著严加禁止。”

三、满城对广州世居满族的影响

从乾隆二十一年落广祖抵穗至今，满族官兵及其后裔已经在广州渡过了两百五十多年，经历了封闭期—融入期—自我发展期等几个阶段。移居广州的前150年里，国家权力为八旗民众营造了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这是清政府根据全国的统治需要和岭南独特的地理历史条件所制定的政治策略。“满城”对广州世居满族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满城造成满族官兵及亲眷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这种孤立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孤立，也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孤立。因为没有与广州当地社会有效融入，满族民众的生存能力、文化适应能力都很低下，这是造成辛亥革命后满城解体，旗民生活陷入不堪境地的根源。

其次，满城中较好地保存着民族传统文化，如食俗、服饰习俗、婚俗、礼俗、祭俗、民间文学和尚武风习等。今天广州旗民后代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存有满族传统习俗的遗迹，他们也乐于在族群聚会时展演这些民族传统，体现出广州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文化多样性。

再次，满城造就满族民众独特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状态。满城中的八旗官兵由天子脚下派驻广州，他们是清政府的嫡系部队，是朝廷在国家边陲地域的权力代言人，同时八旗子弟在经济方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等多个层面都依赖于清政府，故其国家认同非常强烈。另一方面，满族落广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在他们移民广州的前155年，仍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费孝通先生指出：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由于经济自给、政治操控和文化隔绝，满族民众的族群认同处于一种前激发状态。他们与移入地之间的互动与民俗文化体系的建构是被动承受、强制执行的过程，而不是移民有效发挥族群认同自主建构的过程。这决定了他们的生活世界中潜伏了不可避免的危机，随着清王朝的式微和八旗制度的解体，广州满族民众面临着重新构建民俗生活世界的严峻现实。（节选自《民族论坛》，2014年第8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