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日本如果不是被原子弹炸过，日本这个国家可能就没有了

1945年7月的一天，丘吉尔收到了从波茨坦传来的消息：“伟大的试验已经成功，原子弹诞生了”。

此时，欧洲战场已胜利结束，但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正在为进攻日本本土的“没落行动”做准备，预计伤亡人数可能高达百万。

摆在盟国领导人面前的是一场艰难的选择：是让战争继续血淋淋地进行下去，还是使用这种前所未有、威力巨大的新武器，最终盟国决定使用原子弹。

1945年7月的波茨坦，盟国领导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结束仍在持续的太平洋战争，会议桌上的气氛远不像欧战结束时那般轻松。

美国已经准备好了《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问题是，日本会接受吗？

在公告发布的同一天，“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型巡洋舰已悄悄将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运抵天宁岛，原子弹“胖子”的第一批部件也正在运输途中。

美国人已经下定了决心，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始终把原子弹看作是一种武器，理应付诸使用，对此从无任何疑念。”

丘吉尔对此表示支持：“如果原子弹有助于结束战争，我主张运用它，” 这一决定背后，是对一场即将到来的血腥战役的深深担忧。

《波茨坦公告》传到东京后，日本政要们进行了一整天的激烈讨论，外务省初步分析后认为，公告“不过是要求军队投降”。

从1941年起担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等人认为，要让日本接受盟军占领、放弃所有海外领地——包括大东亚共荣圈中的台湾、朝鲜半岛和满洲，这一要求对日本而言“过于苛刻”。

军方强硬派则更加极端，他们强烈要求政府立即拒绝这份最后通牒，担心政府的犹豫会削弱军队士气。

最终，在军方的压力下，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个决定直接触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将日本推向了灾难的边缘。

铃木贯太郎

日本还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试图通过苏联进行斡旋，他们没有察觉到，斯大林早已决定加入对日作战，并正在加紧从“满洲国”进攻日本的准备。

而丘吉尔对太平洋战争的走向有着敏锐的判断，他曾对杜鲁门坦言：“如果盟国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话，美国可能会蒙受巨大的牺牲，而且英国也将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他试图为日本寻找一个妥协方案：“关于日本投降的条件，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表达？我们既可以得到和平与安全，又能给日本人保全一点面子，不至于使日本军人的荣誉扫地。”

但杜鲁门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变得极为强硬，杜鲁门直截了当地告诉丘吉尔：“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军人已经没有什么荣誉可言了。”

丘吉尔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一种能够迅速结束战争的手段，盟军将不得不对日本本土实施登陆作战。

这种作战的残酷性是可以预见的——逐城逐巷的争夺，每个地窖都可能成为战场，每条战壕都需要用鲜血来换取。

广岛和长崎，这两座被选为目标的城市，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广岛建于太田川三角洲上，市中心规划宽敞，拥有精美的街道和寺庙。

战前人口约34.5万，但在原子弹袭击时，由于疏散计划，人口已降至24.5万以下。

长崎则坐落在九州岛的一个天然良港上，东西两岸分布着港口设施和造船厂，它的地形更加复杂，被陡峭的山丘所环绕，这座城市在战争期间重要性上升，因为其造船和武器生产能力备受重视。

1945年8月6日，“小男孩”在广岛上空爆炸，瞬间释放的巨大能量摧毁了这座城市，约14万人死亡，死亡率高达54%。

幸存者很快发现自己患上了奇怪的疾病：恶心、呕吐、腹泻带血、发烧、虚弱、皮下出现紫色斑点。

医学界将这种病症称为“原子弹病”，是全身受辐射照射的致命病例，辐射破坏了身体组织，特别是产生白细胞的组织，导致组织坏死、大规模出血和感染。

8月9日，第二枚原子弹“胖子”在长崎爆炸，长崎市23万人口中的8万余人当日伤亡和失踪，城市60%的建筑物被毁。

原子弹爆炸产生的冲击超出了日本政府的想象，面对“闻所未闻的攻击”，日本政府深感惊愕，对美国能以一个炸弹在极短时间内毁灭一座城市的战争能力“极感震撼”。

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意识到，美国可能还有更多这样的武器，日本政府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

曾经坚持“一亿玉碎”的军国主义者们，现在面临着国家被彻底摧毁的现实威胁，原子弹成了压倒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此同时，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迅速击溃了日本关东军，这打破了日本最后的幻想——既无法通过苏联斡旋，也无法依靠关东军作为谈判筹码。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原子弹投下后，立即引发了道德和法律上的争议，杜鲁门将其称为“上帝对日本的惩罚”。

美国为自己辩护称，如果不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而使用常规武器逐城逐巷攻击日本本土，将给美军带来巨大伤亡，并可能给日本整体带来更大破坏。

但有一种声音认为，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也会在1945年底前投降，这种观点基于对日本当时战争能力的评估，认为日本已经资源枯竭，无力继续战争。

然而，丘吉尔和杜鲁门当时面临的是现实决策，而不是历史假设，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仍在准备“本土决战”，是冲绳战役中美军高达7万人的伤亡数字。

丘吉尔预见到，如果没有原子弹这种能够迅速结束战争的武器，盟军将不得不实施对日本本土的全面入侵，这种入侵将造成数百万人的伤亡，不仅是军事人员，还包括大量日本平民。

在这样的全面战争中，日本的抵抗很可能导致盟军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甚至可能改变对日本战后地位的处理方式。

在战争白热化状态下，日本的国家结构、天皇制度乃至领土完整都可能面临更大威胁。

丘吉尔在晚年曾反思，人类未来的世代会如何评判这些决定，他认为，如果后代生活在“一个战争已被驱逐、自由盛行的更幸福的世界”里，他们“不会谴责那些在这场残酷凶猛时代的恐怖和苦难中为他们奋斗的人们”。

如今，蘑菇云的阴影已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淡去，但那段历史留下的教训依然深刻，日本社会是否真的理解了丘吉尔的担忧？今天的和平宪法和反核立场，是否建立在对其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的基础上？

当日本政治人物频频参拜供奉战犯的神社，当历史教科书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当右翼势力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国际社会有理由担忧：这个国家是否真正理解了“如果不是被原子弹炸过，日本这个国家可能就没有了”这句话背后的历史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