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结拜兄弟，在时代变迁中命运迥异：一位是乡村铁匠，一位是地道农民，第三位则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者

“朱其升，你那脑壳是不是被铁锤给砸坏了？”
1950年的湖北大冶，几个端着饭碗的村民蹲在墙根底下，看着那个对着墙上画像在那儿嘀嘀咕咕的铁匠，笑得饭粒都喷了出来。谁也没当真，一个整天跟煤灰铁渣打交道的粗汉子，怎么可能跟那画像上的人有交情？
大家都以为这事儿就是个笑话，过两天也就散了，可谁知这铁匠是个犟驴脾气，为了证明自己没疯，竟然干出了一件让全县城都炸锅的事儿。

01
这事儿得从1950年的那个秋天说起。
那时候刚解放没多久，村里头到处都贴着领袖的画像。有一天，朱其升像往常一样溜达着去上工，路过供销社门口的时候，眼睛突然就直了。他死死地盯着墙上那张画像，脚底下跟生了根似的，挪都挪不动。那张脸，特别是下巴上那一颗痣，对于别人来说是威严，对于朱其升来说，那简直就是刻在骨头里的记忆。

他那一嗓子“润之兄弟”，把周围人都给喊懵了。紧接着就是一顿哄堂大笑，大家伙儿看着他的眼神，就跟看戏台上的丑角似的。朱其升当时脸红脖子粗，攥着拳头想争辩，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也是，人家现在是住在北京的大人物，自己就是个打铁的，这话说出去，连自个儿媳妇郭兰英都不信。

回到家，朱其升饭也不吃，就在那儿抽闷烟。郭兰英看着他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数落他整天在那儿做白日梦，也不看看自个儿啥身份。朱其升也不回嘴，但他心里头那个疙瘩就是解不开。他这辈子是个直肠子，从来没撒过谎，怎么说真话反倒成了疯子呢？

这一憋屈，就是好几个月。朱其升寻思着，光嘴上说没用，得有证据。于是他找人代笔，给北京那边写信。第一封信寄出去，就像石沉大海，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接着是第二封、第三封……前前后后一共寄了六封信。那段时间，村里的闲话更多了，有人说他想攀高枝想疯了，还有人说他是不是当年受了什么刺激，脑子不清醒。就连孩子们看见他，都得绕道走，生怕被这个“疯子”给传染了。

到了1952年，朱其升实在是憋不住了。他找到了在夜校当老师的孟淑纯。这孟老师是个文化人，听完朱其升磕磕绊绊讲完当年的那些事儿，心里头也是半信半疑。但看着老人那双浑浊却又透着倔强的眼睛，孟老师还是拿起了笔。这一次，朱其升没让写那些“敬爱的”、“伟大的”客套词儿，他让孟老师直接写上了当年的老话，写上了只有他们三个人才知道的那些事儿。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朱其升反而平静了。他照样每天打铁，照样听着村里的风言风语。只是每当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路过村口的时候，他手里的大锤都会不由自主地停那么一下。

02
要把这事儿说明白，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个四十年，回到1911年的那个乱世。
那时候的大清朝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湖南长沙的街头，到处都是剪了辫子的男人和没头苍蝇一样的溃兵。朱其升那时候还年轻，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身的腱子肉，在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个“目”，换成现在的说法，那就是个班长。

那年10月的一天，军营门口那是相当的热闹。一群在那儿排队等着当兵的汉子，一个个都五大三粗的。就在这堆人里头，有个高高瘦瘦的后生特别显眼。这后生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衫，看着文质彬彬的，跟周围那些满脸横肉的大老粗那是格格不入。

这就出了岔子。负责招兵的军官一看这后生的模样，眉头就皱起来了，觉得这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招进来也是浪费粮食，搞不好还是个探子。那后生虽然急得满脸通红，跟军官据理力争，说自己有力气，要当兵救国，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人家根本不买账，非得让他找个保人不行。

这时候，在旁边看热闹的朱其升心里头动了一下。他看着那个后生倔强的眼神，突然就想起了自己当年。他朱其升也是苦出身，当年在铁匠铺当学徒，因为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吃了老板半碗饭，被吊起来毒打一顿赶出门。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滋味，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看着眼前这个后生，朱其升那股子仗义劲儿就上来了。他大步流星地走过去，那只常年握铁锤的大手往后生肩膀上一拍，跟那招兵的军官说，这人他保了。为了稳妥，他又把旁边的副班长彭友胜也拉了过来。这彭友胜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出身，一看大哥发话了，也没二话，两人就在担保书上按了手印。

就这么着，那个叫“毛润之”的年轻人，在入伍名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时候谁能想到，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名字，后来能把整个中国的天都给翻过来？那个签名，就像是一颗火种，悄悄地落在了这片干枯的草原上。

03
这进了军营，那就是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兄弟了。
那时候的新军虽然说是新式军队，但里头的习气还是旧的那一套。老兵油子欺负新兵，那是家常便饭。毛润之是个读书人，平时说话斯斯文文的，不会讲那些荤段子，也不会溜须拍马，最容易被那些兵痞子当成软柿子捏。

有那么一回，几个兵痞看着毛润之不顺眼，故意找茬，想给他来个下马威。眼看着就要动手了，朱其升那个暴脾气哪能忍？他把袖子一撸，露出那跟树根一样盘结的肌肉，像一堵墙一样挡在了毛润之前面。他也没多废话，就瞪着那双牛眼，指着那几个人说，谁要是敢动他兄弟一根手指头，先问问他手里的拳头答不答应。那几个兵痞一看这架势，知道朱其升是个不好惹的硬茬子，这才骂骂咧咧地散了。

朱其升护着毛润之的身子，毛润之反过来却护着这哥俩的脑子。
那年头的当兵的，绝大部分都是睁眼瞎，大字不识一箩筐。每个月发了那几块大洋的军饷，不是拿去赌钱就是吃喝挥霍了。可毛润之不一样。他每个月七块大洋的饷银，除了留下必须的伙食费，剩下的全都拿去买了报纸和书。

一到了晚上，别的营房里那是乌烟瘴气，推牌九的、吹牛皮的干啥都有。可朱其升他们这个宿舍，却安静得像是私塾。毛润之就坐在那盏昏暗的煤油灯底下，手里拿着当天的《湘汉新闻》，给朱其升和彭友胜念报纸。从辛亥革命的战况讲到孙中山的主张，从为什么要推翻满清讲到穷人为什么受苦。

那些原本离朱其升十万八千里的大道理，从毛润之嘴里说出来，就变得特别有意思，特别透亮。朱其升也是头一回知道，原来这天下不仅仅是皇帝老子的天下，原来他们这些大头兵手里握着的枪杆子，还能干出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是在那个时候，毛润之手把手地教朱其升写自己的名字，告诉他那个“人”字，就是一撇一捺，得相互支撑着才能站得稳。

最让人心里头暖乎的，还是那件棉大衣的事儿。
那年长沙的冬天冷得邪乎，北风跟刀子似的往领口里灌。毛润之入伍的时候急，身上也没带什么厚衣裳，到了晚上冻得直哆嗦。朱其升看在眼里，也没吭声。半夜里大家都睡熟了，他悄悄爬起来，把自己从家里带出来的那件补丁摞补丁的棉大衣，轻轻地盖在了毛润之身上。那是他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家当了，可他给得毫不犹豫。

04
真正让这三个人把命拴在一起的，还是那场兵变。
那时候局势乱得很，部队突然就被打散了。漫山遍野都是溃兵和追上来的清军，大雨下得跟瓢泼一样，把山路浇得全是泥浆子。毛润之毕竟是个书生底子，平时跑跑步还行，真要是这种长途急行军，那身板就有点吃不消了。跑了几十里地之后，他脚上磨全是血泡，脸色煞白，实在是一步都挪不动了。

这时候后面追兵的枪声越来越近。毛润之不想连累大家，就推着朱其升和彭友胜，让他们赶紧先走，别管他了。这要是换了别人，大难临头各自飞，也就真走了。可朱其升听了这话，当时就急眼了。他冲着毛润之吼了一嗓子，说咱们既然拜了兄弟，那就是要死死一块儿，要把兄弟扔下自己跑了，那还算什么人？

说完，朱其升二话不说，背起毛润之就在泥水里趟。旁边的彭友胜帮着在那儿推。那一晚上，雨水混着汗水，三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地里挣命。为了躲避清兵的搜捕，他们最后只能躲进路边的一个臭水沟里。

那水沟里是什么环境？那是真正的臭气熏天，水面上漂着绿毛，底下是烂泥和死老鼠。三个人就这么缩在水沟边的草丛里，大气都不敢出。头顶上就是清兵那沉重的皮靴声，还有刺刀碰到草叶的哗哗声。

到了半夜，又渴又饿。喉咙里就像是着了火一样，连唾沫都干了。看着那一沟子的脏水，朱其升咬了咬牙，捧起一捧稍微清亮点的水，递到了毛润之嘴边。他说兄弟，喝吧，保命要紧，等咱们活着出去了，哥请你喝好酒。那水腥臭无比，但在那个生死关头，那就是救命的甘露。

后来，他们在向阳坡的一片枫树林里歇脚。看着满山红得像火一样的枫叶，朱其升提议说，咱们三个这么投缘，干脆就在这儿结个异姓兄弟吧。没有香案，没有黄酒，三个人就跪在黄土地上，对着那片红叶磕了头。彭友胜年长是大哥，朱其升是二哥，毛润之年纪最小排老三。那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词，不是戏台上的唱词，是他们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交情。

可惜这乱世的聚散，从来都不由人。
1912年，南北议和了，队伍也要解散了。毛润之觉得枪杆子能救一时，救不了一世，他决定回去继续读书，去寻找救中国的路子。分别的那天，朱其升摸遍了全身，把积攒下来的所有铜板都掏了出来，一股脑地塞进了毛润之的口袋里。他说三弟你是有大学问的人，将来肯定比咱们强，这点钱你拿着买书看。

毛润之当时眼圈就红了，紧紧握着朱其升那双粗糙的大手，说这份情义，他记一辈子。这一别，就是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面。

05
时间回到1952年的那个夏天。
就在朱其升快要绝望的时候，村口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那个平时慢悠悠的乡邮员，今天骑得飞快，一边骑一边喊着朱其升的名字，说有北京来的加急挂号信。

这一嗓子，就像是在滚油锅里撒了一把盐，整个村子瞬间就炸了。大家伙儿呼啦一下全围了上来，伸长了脖子往里看。只见那个土黄色的信封上，赫然盖着鲜红的大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朱其升那一刻，手抖得就像是刚打完铁一样停不下来。他哆哆嗦嗦地撕开信封，里面掉出来一张汇款单，还有一封信。孟淑纯老师赶紧接过来，当着全村人的面念了起来。

信里头没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腔，第一句话就是“其升兄”。信里说，来信收到了，知道二哥还在世，心里很高兴，还寄来了人民币二百万元（这是旧币，相当于后来的200元），说是给二哥补补无米之炊。

当“其升兄”这三个字念出来的时候，朱其升再也忍不住了，竟然当着全村老少的面，蹲在地上嚎啕大哭。那哭声里，有委屈，有激动，更多的是一种释然。那些嘲笑他疯了的人，这会儿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上。原来这老铁匠没吹牛啊，人家还真是主席的二哥！

这还没完呢。没过多久，县里的吉普车直接开到了朱其升那个破旧的家门口。县长亲自来了，握着朱其升的手说，中央来电话了，主席请您去北京叙旧。

1952年的秋天，朱其升换上了一身新衣服，带着家里晒的干辣椒和土特产，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中南海，当那个熟悉的身影走出来的时候，朱其升下意识地想跪下行礼，毕竟那是皇城根下的老规矩。可毛主席一把就扶住了他，眼眶微红，声音还是当年的那个乡音，说二哥，这都新中国了，不兴这一套，咱们是兄弟。

那一顿饭，没有山珍海味，就是简简单单的家常便饭。毛主席不停地给朱其升夹菜，问他彭大哥怎么样了，问他家里日子过得好不好。聊起当年在水沟里喝脏水的事儿，两个人都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又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了500元钱，硬塞给朱其升，让他回去做点小生意，把日子过好。

朱其升回到家乡后，没有把这笔钱挥霍了。他记着主席的话，要自力更生。他联合了几个手艺人，办起了一个雨伞厂，带着乡亲们一起干活挣钱。

朱其升这辈子，也没啥惊天动地的头衔，到死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手艺人。
但他临走的时候，脸上是带着笑的。
那封信，被他压在枕头底下，那是他这辈子最硬的铁，也是他心里最软的肉。
至于那些曾经笑话他的人，后来见了朱其升，都得恭恭敬敬叫一声“朱老”。这人呐，哪怕位子坐得再高，只要心里头还装着当年的那份情义，那他就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这情分，比金子还重，比铁还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