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前国民党特务致信陈赓，请求给予照顾，陈赓：每月补助100元

1954年早春的一天，北京西长安街的一栋灰砖小楼里，警卫员把一封挂号信交到陈赓大将手里。信封不大，却写得密密麻麻，落款处“鲍君甫”三个字分外扎眼。陈赓把信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才慢慢坐下。屋内同事悄声问：“这人是干什么的？”陈赓沉吟片刻，只回了一句：“老朋友，欠他一条命。”这一幕，拉开了一段二十多年前隐蔽战线往事的帷幕，也解释了后来那张“每月补助一百元”的批条是如何诞生的。

信的主人鲍君甫，很多人只知道他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统要员，绰号“上海头号大特务”。可若把时间拨回到1920年代，这个人却出身广东香山，留学日本，信奉过基督教，每天穿梭于上海滩的洋行、侨社和戏院。谁也想不到，他竟同时为国、共两党提供情报。

在留日期间，鲍君甫接触了《共产党宣言》译本，对“工农大众当家作主”产生朴素好感。回国后，他被老乡杨剑虹拉进陈立夫麾下，成了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的实际负责人。和蒋介石、陈立夫一起喝咖啡、打高尔夫，对外界来说他是国民党上下的红人。

有意思的是，鲍君甫的另一面就隐藏在灯红酒绿中。靠着与进步人士陈养山的长期往来，他被周恩来亲自批准，纳入中央特科序列。协同人选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的陈赓。两人表面“一主一仆”，暗地却是兵分两路：鲍君甫打进敌巢，陈赓负责接应和掩护。为了给鲍“包装资历”，特科时不时故意泄露一些不痛不痒的文件让他上交国民党，“可信度”瞬间拉满。

霓虹灯下，鲍君甫靠交际手腕四处打点，渐渐控制了上海滩政警特三界的信息关节。1929年8月，军委秘书白鑫叛变，他第一时间把口供传给特科，“快刀队”随即将白鑫一家人截杀于法租界；1930年春，任弼时被捕，他硬闯巡捕房和探长兰普逊唇枪舌剑多时，把人托付给中共交通员；同年夏，黄第洪密谋行刺周恩来，他假意配合埋伏，反手把情报送给陈赓，周恩来因此改道而保全性命。那年深夜，陈赓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若在舞台中央，我就躲在帷幕后，咱俩别出错。”

然而暗流忽起。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落网并叛变。整个隐蔽战线顿时千钧一发。钱壮飞及时送出警报，大部分同志连夜转移，可鲍君甫自恃根深叶茂，坚持留在上海。他没料到，顾顺章名单里就有他的化名。风声震天之日，他被捕，关进监狱。国民党审了他两年也没撬开嘴，只得暂时搁置。

1933年3月，陈赓亦在上海被捕，被囚于同一监仓。屋檐漏雨，风声呜咽，两人对坐一夜无语。天亮时，陈赓轻声道：“总会翻过这一页，将来江山易主，不会忘了功臣。”很快，红军的营救行动成功把陈赓救走，而鲍君甫仍在牢里煎熬六年。若非张道藩等旧友四处活动，甚至凑钱走门路，他恐怕难以出狱。

二战结束，国共内战重燃。此时的鲍君甫被迫重返旧日组织——南京感化院、反省院院长这些清冷职位多少显得尴尬。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他踉跄着离城，随后在乡间辗转。对于新政权，他抱着复杂心情：曾经浴血相助，却也揹着“特务”骂名。

1951年，南京公安局启动镇反登记。绝大多数前中统成员排长队登记，小部分人心存侥幸。鲍君甫反复犹豫，最后决定观望，结果很快被捕。审讯记录里，他提出唯一要求：“请帮我与陈赓联系。”几任法官难辨真伪，电报写到北京总政，递到了陈赓案头。陈赓立即回电：“此人确曾秘密为党效劳，可酌情处理。”法院遂改判为一年管制。

管制期满，鲍君甫的处境并未好转。原有积蓄耗尽，他只能在南京夫子庙摆旧书摊。人来人往，不识者以为晚清落魄秀才，知情者摇头叹息。1954年2月，他咬牙写下那封给陈赓的求助信，字里行间不乏羞涩：“若有余力，还望赐我一点口粮，聊度残生。”

陈赓很快拿起钢笔批示：“每月补助壹佰元，由南京市公安局执行。”一句话，既还昔日情义，也堵住流言。次年，公安部追加指令，补助照发，且备注“酌情从优”。到了1956年，当地公安部门自动把数目提至一百五十元，外加米面油票。

这一年三月，南京军区派车把鲍老先生接到北京。久别重逢，陈赓、陈养山、李克农齐聚，推杯换盏却不谈往事，只问衣食冷暖。“牙口还行吗？”陈赓笑着递过半截雪茄，“先给你装副好假牙！”三周里，北京的颐和园、十三陵、香山，新中国的气象让鲍君甫看得目眩。

回南京后，陈赓又亲自走了一趟，临别前叮嘱地方同志：“老鲍认得路少，你们多照料。”此后，每逢陈赓路过南京，总要去坐一坐。有一次风雨夜，他留下半瓶药酒：“夜里咳嗽就喝两口，不管用就写信给我。”

遗憾的是，1960年代的政治风暴迅速席卷。对“历史复杂分子”的清理越演越烈，鲍君甫难以幸免。审讯室的灯有时亮到深夜，审查者屡次诱导他“承认”和陈赓、李克农之间的“非法联系”。鲍君甫一句回绝：“真有的我招，没影的我不认。”妻子谭秀珍急得直哭，他却淡淡回答：“老陈在，他不让我说假话；老陈不在，更不能让人栽赃。”

1969年春，他病体日衰。临终前，子女在床前俯身，他缓缓吐出最后一句话：“我不是叛徒，周总理心里明白。”那一年他七十六岁。骨灰盒被简单安放，过去那些刀光剑影仿佛尘埃落定。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弥留之际，拉着罗青长的手，逐一点名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鲍君甫——不能忘。”总理声音微弱却清晰。罗青长把名字写进备忘录，这才有了后来官方公开档案、为鲍君甫恢复名誉的决定。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党史研究者把鲍君甫、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并称“中共情报四杰”。学术会议上提及那封1954年的求助信，很多年轻人惊讶：陈赓为什么毫不犹豫？一位老前辈轻轻摇头：“战场有枪声，地下战线却更要人心。那一百块不是恩赐，是对先前血火交情的回礼。”

信件如今收藏在中央档案馆，薄薄一页，已经泛黄。批示的墨迹仍旧浓黑，短短十六个字——“每月补助壹佰元，由地方负责”——见证了复杂年代里的义与信，也让一个差点被历史遗忘的人，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