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早春的一天,北京西长安街的一栋灰砖小楼里,警卫员把一封挂号信交到陈赓大将手里。信封不大,却写得密密麻麻,落款处“鲍君甫”三个字分外扎眼。陈赓把信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才慢慢坐下。屋内同事悄声问:“这人是干什么的?”陈赓沉吟片刻,只回了一句:“老朋友,欠他一条命。”这一幕,拉开了一段二十多年前隐蔽战线往事的帷幕,也解释了后来那张“每月补助一百元”的批条是如何诞生的。
信的主人鲍君甫,很多人只知道他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统要员,绰号“上海头号大特务”。可若把时间拨回到1920年代,这个人却出身广东香山,留学日本,信奉过基督教,每天穿梭于上海滩的洋行、侨社和戏院。谁也想不到,他竟同时为国、共两党提供情报。
在留日期间,鲍君甫接触了《共产党宣言》译本,对“工农大众当家作主”产生朴素好感。回国后,他被老乡杨剑虹拉进陈立夫麾下,成了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沪办事处的实际负责人。和蒋介石、陈立夫一起喝咖啡、打高尔夫,对外界来说他是国民党上下的红人。
有意思的是,鲍君甫的另一面就隐藏在灯红酒绿中。靠着与进步人士陈养山的长期往来,他被周恩来亲自批准,纳入中央特科序列。协同人选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的陈赓。两人表面“一主一仆”,暗地却是兵分两路:鲍君甫打进敌巢,陈赓负责接应和掩护。为了给鲍“包装资历”,特科时不时故意泄露一些不痛不痒的文件让他上交国民党,“可信度”瞬间拉满。
霓虹灯下,鲍君甫靠交际手腕四处打点,渐渐控制了上海滩政警特三界的信息关节。1929年8月,军委秘书白鑫叛变,他第一时间把口供传给特科,“快刀队”随即将白鑫一家人截杀于法租界;1930年春,任弼时被捕,他硬闯巡捕房和探长兰普逊唇枪舌剑多时,把人托付给中共交通员;同年夏,黄第洪密谋行刺周恩来,他假意配合埋伏,反手把情报送给陈赓,周恩来因此改道而保全性命。那年深夜,陈赓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若在舞台中央,我就躲在帷幕后,咱俩别出错。”
然而暗流忽起。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落网并叛变。整个隐蔽战线顿时千钧一发。钱壮飞及时送出警报,大部分同志连夜转移,可鲍君甫自恃根深叶茂,坚持留在上海。他没料到,顾顺章名单里就有他的化名。风声震天之日,他被捕,关进监狱。国民党审了他两年也没撬开嘴,只得暂时搁置。
1933年3月,陈赓亦在上海被捕,被囚于同一监仓。屋檐漏雨,风声呜咽,两人对坐一夜无语。天亮时,陈赓轻声道:“总会翻过这一页,将来江山易主,不会忘了功臣。”很快,红军的营救行动成功把陈赓救走,而鲍君甫仍在牢里煎熬六年。若非张道藩等旧友四处活动,甚至凑钱走门路,他恐怕难以出狱。
二战结束,国共内战重燃。此时的鲍君甫被迫重返旧日组织——南京感化院、反省院院长这些清冷职位多少显得尴尬。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他踉跄着离城,随后在乡间辗转。对于新政权,他抱着复杂心情:曾经浴血相助,却也揹着“特务”骂名。
1951年,南京公安局启动镇反登记。绝大多数前中统成员排长队登记,小部分人心存侥幸。鲍君甫反复犹豫,最后决定观望,结果很快被捕。审讯记录里,他提出唯一要求:“请帮我与陈赓联系。”几任法官难辨真伪,电报写到北京总政,递到了陈赓案头。陈赓立即回电:“此人确曾秘密为党效劳,可酌情处理。”法院遂改判为一年管制。
管制期满,鲍君甫的处境并未好转。原有积蓄耗尽,他只能在南京夫子庙摆旧书摊。人来人往,不识者以为晚清落魄秀才,知情者摇头叹息。1954年2月,他咬牙写下那封给陈赓的求助信,字里行间不乏羞涩:“若有余力,还望赐我一点口粮,聊度残生。”
陈赓很快拿起钢笔批示:“每月补助壹佰元,由南京市公安局执行。”一句话,既还昔日情义,也堵住流言。次年,公安部追加指令,补助照发,且备注“酌情从优”。到了1956年,当地公安部门自动把数目提至一百五十元,外加米面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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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三月,南京军区派车把鲍老先生接到北京。久别重逢,陈赓、陈养山、李克农齐聚,推杯换盏却不谈往事,只问衣食冷暖。“牙口还行吗?”陈赓笑着递过半截雪茄,“先给你装副好假牙!”三周里,北京的颐和园、十三陵、香山,新中国的气象让鲍君甫看得目眩。
回南京后,陈赓又亲自走了一趟,临别前叮嘱地方同志:“老鲍认得路少,你们多照料。”此后,每逢陈赓路过南京,总要去坐一坐。有一次风雨夜,他留下半瓶药酒:“夜里咳嗽就喝两口,不管用就写信给我。”
遗憾的是,1960年代的政治风暴迅速席卷。对“历史复杂分子”的清理越演越烈,鲍君甫难以幸免。审讯室的灯有时亮到深夜,审查者屡次诱导他“承认”和陈赓、李克农之间的“非法联系”。鲍君甫一句回绝:“真有的我招,没影的我不认。”妻子谭秀珍急得直哭,他却淡淡回答:“老陈在,他不让我说假话;老陈不在,更不能让人栽赃。”
1969年春,他病体日衰。临终前,子女在床前俯身,他缓缓吐出最后一句话:“我不是叛徒,周总理心里明白。”那一年他七十六岁。骨灰盒被简单安放,过去那些刀光剑影仿佛尘埃落定。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弥留之际,拉着罗青长的手,逐一点名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鲍君甫——不能忘。”总理声音微弱却清晰。罗青长把名字写进备忘录,这才有了后来官方公开档案、为鲍君甫恢复名誉的决定。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党史研究者把鲍君甫、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并称“中共情报四杰”。学术会议上提及那封1954年的求助信,很多年轻人惊讶:陈赓为什么毫不犹豫?一位老前辈轻轻摇头:“战场有枪声,地下战线却更要人心。那一百块不是恩赐,是对先前血火交情的回礼。”
信件如今收藏在中央档案馆,薄薄一页,已经泛黄。批示的墨迹仍旧浓黑,短短十六个字——“每月补助壹佰元,由地方负责”——见证了复杂年代里的义与信,也让一个差点被历史遗忘的人,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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