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丝与保障：从晋阳之治看赵简子“厚民以自固”的政治智慧

翻开《资治通鉴》，多数篇章像刀裁剑刻，一笔落下便见血封喉；可一旦写到“晋阳”，司马光忽然放慢了脚步，考水经、订地志、算里距、辨音读，仿佛要把一座城池的砖缝都摸遍。表面看，这是考据癖发作；骨子里，他却在一砖一瓦地拆解一个更大的命题——当政治走到岔路口，究竟拿什么去押注未来？
是把百姓当作可以无限抽丝的茧，还是把他们筑成能回弹的墙？
赵简子与智伯，一墙一茧，一保一离，两条路线在晋阳提前彩排，三百年战国史也因此提前写好了结局。
于是，这段看似琐碎的“晋阳城建档案”，便成了司马光给后世帝王递上的一份预警报告：
真正的危城，不在敌军压境，而在你最初选择的那套算法。

原文

为后。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姓谱：尹，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子孙因焉氏。章昭曰：晋阳，赵氏邑。尹氏，赵氏邑治也。 班志曰：晋阳故韩、魏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龙山在西，晋水所出，东入汾。臣瓒曰：所谓唐，今河东永安县是也。去晋四百里。括地志曰：晋阳故城，在并州太原县西北。今按水经注：晋水出晋阳县西龙山，古晋阳曾邑也。 伯过居水以灌晋阳，其水分为二流，北渎即智氏故渠也。同过水出治城县北山，西过榆次县南，又西到晋阳县南。榆次县南水侧有戍台，战国所筑。智伯死，台下，斩其首，即此处也。参而考之，晋阳故城恐不在蒲州。水经又云：次源县南侧有鸾台，战国所筑，智伯死于鸾台之下，即此处也。参而考之，晋阳故城恐不在蒲州。 简子曰：“可以为离丝乎？抑为保障乎？” 简子曰：“保障哉！离丝，谓羸民之膏泽，如抽丝之绪，不尽则不止。保障，谓厚民之生，如筑堡以自障，愈培则愈厚。” 宋祁曰：障，之亮翻。又音章。 尹铎损其户数，章昭曰：损其户，则民缓而税少。 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而汝为少。难，乃旦翻。患也。” 及智宣子卒，卒子血翻。智襄子为政，盗法，有弊定国之谋。与韩康子、魏桓子为政，益法。 智宣子卒，卒子血翻。智襄子为政。盗法，有弊定国之谋。 韩康子、魏桓子之曾孙庄子之子庚，魏桓子，魏献子之子曼多之孙驹也。论法：温柔好乐曰康。 智伯诛襄子而每侵魏。 恒子宴于蓝台。韩康子、魏桓子之曾孙庄子之子庚、魏献子之子曼多之孙驹也。 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姓谱：段，共叔段之后。智伯国法严，民不堪其苦。 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 章昭曰：“主不备难。”十二行本无“难”字，二十二行本同。难，必至矣！春秋以来，大夫之家，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

（注：原文含大量地理、水经、音训与校勘说明，已依《通鉴》通行整理方式保留其核心信息。）

一、从“晋阳”开始的布局：赵简子的长远之计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极少用铺陈式笔墨去描写一座城池，晋阳却是一个例外。它不仅是地理节点，更是赵氏政治命运的支点。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并非偶然任命，而是一种极具前瞻性的战略安排——这是在为赵氏未来的生死存亡，提前预备一处“退可自保、进可反击”的政治空间。

司马光通过《水经注》《括地志》等材料反复校勘晋阳位置，绝非炫示考据之功，而是在强调：这座城池是历史转折的真实发生地，是制度抉择的现实承载物。智伯之死、赵氏的反击、三家分晋的起点，最终都在这里完成。

二、“离丝”与“保障”：两种完全不同的治国逻辑

赵简子问尹铎：“可以为离丝乎？抑为保障乎？”这是整段文字中最具思想张力的一问。

所谓“离丝”，司马光借简子之口解释得极为形象：如抽丝之绪，取民之利，未尽不止。这是一种把百姓视为可反复榨取资源的治理方式，短期内确实可以积累财富，却以耗尽民力为代价。

而“保障”，则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厚民之生，如筑堡自障，愈培则愈厚。这不是放任不管，而是以民生作为政治防御体系的一部分——百姓生活越稳固，政权的根基就越厚实。

简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保障”。这一选择，在当时未必显得高明，却在后来成为决定赵氏存亡的关键。

三、尹铎“损户数”：减轻当下，换取长久

尹铎到任后，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损其户数”。在传统财政逻辑中，这几乎等同于自损政绩，但司马光却明确指出其政治意义：户数减少，民得以缓，税自然少。

这是一次典型的以制度性减压换取社会弹性的治理实践。尹铎并非“仁慈为政”，而是在执行赵简子“保障”战略：让晋阳成为一座可以在危机中承载人口、粮食与忠诚的城市。

也正因此，赵简子才对无恤说出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而汝为少。”这里的“少”，不是年少，而是不可轻视。在简子心中，治理能力、制度意识与民生基础，远比血缘与权力斗争更重要。

四、智氏之路：严法、轻民与权力失控

与赵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氏的政治道路。

智宣子死后，智襄子（智伯）掌权，其治国方式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法严而急，民不堪苦。司马光用“盗法”“有弊定国之谋”等词，点出其制度操作的危险性：看似强化国家，实则是在侵蚀社会承受力。

智伯不仅侵魏、戏韩、侮段规，更在权力扩张中逐步失去自我约束。他依赖的是强制力，而不是共识；是压服，而不是整合。这种政治路径，在短期内显得凌厉有效，却必然走向全面对抗。

五、“主不备难”：一句晚到的警告

当国中有人谏曰“主不备难”时，实际上危机已经不可逆转。

司马光特意说明：有的版本甚至连“难”字都省略了，但在他看来，“难，必至矣”。这是《通鉴》中极少见的、带有宿命意味的判断。当统治者长期依赖高压与榨取，却不为风险预留制度缓冲时，灾难只是时间问题。

自春秋以来，大夫之家屡屡走向覆灭，其根源往往不在于外敌，而在于内部治理逻辑的失衡。智伯之败，并非偶然的军事失利，而是政治模式的必然结局。

六、司马光的真正用意：制度选择决定历史走向

通观这一整段文字，司马光并不是在简单地讲“赵简子英明、智伯残暴”的道德故事，而是在反复强调一个深刻的历史规律：政治的成败，往往在“看似温和、实则艰难”的制度选择中早已注定。

赵氏之所以能在乱局中存活，并最终成为战国强国之一，并非因为一时的勇武，而是因为他们在危机到来之前，已经为百姓、为制度、为退路预留了空间；智氏之所以迅速崩塌，也并非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把国家当成可以无限压榨的对象，却忘了社会本身也有极限。

七、结语：真正的“保障”，不在城池，而在人心

晋阳之所以成为赵氏的根基，并不是因为城高池深，而是因为它承载了一种不同的治理理念。司马光借赵简子之问，向后世反复提醒：真正能抵御风险的，不是不断抽取的“离丝”，而是被精心培厚的“保障”。

当政治只剩下效率与强制，灾难往往已经在路上；而当治理愿意为民生、制度与未来留下余地，历史才会给它继续存在的机会。这，正是《资治通鉴》在千年之后，仍值得反复细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