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贺龙元帅器重之人，毛主席得知其过去身份后：有没有人排挤你

1942年早春的一个清晨，延安枣园的薄雾尚在山谷里打转，警卫员匆匆跑来传话：“主席要见独立一旅旅长高士一。”当时很多人纳闷，这位年龄偏大的旅长到底凭什么让毛主席专门接见。几小时后，毛主席的那句轻描淡写的问候——“有没有人排挤你？”——把场面点得格外温暖，也让身边工作人员意识到，这名“从旧营垒里走出来”的指挥员在中央眼里分量不轻。

要理解那句寒暄背后的深意，得把目光拉回到五年前。1937年秋，日军从北平、天津沿平汉线南下，一支九十余人的敌军在保定和天津之间的运河上晃晃悠悠。船队靠岸时正好停在任丘县娘娘宫村。村口的救国会负责人——其实是一名年仅二十出头的女教师——抢先一枪击倒日军尖兵，随后高声示警。村民掩好街门，端起土枪石头，硬是在狭窄巷道里拖住敌人。附近十几个村落听到枪声，举着锄把、扁担冲来支援。九十多名侵略者最终全部伏尸河滩，五挺轻机枪、七十多条“三八大盖”成了周围乡亲的战利品。消息传开，冀中平原一片振奋，可日本人随即增兵千余，加三架飞机，对周边四十八个村子实施报复性屠杀，上万人家破人亡。

硝烟直扑任丘县大苟各庄。这里住着高士一，一个坐拥四千亩地的大地主。与一般印象不同，他打小在地里摸爬，也去少林学过拳脚，还自学中医给贫苦百姓看病。九一八事变时，他就痛斥“不抵抗”是误国；这次惨案后，他更下定决心：全家参战。一个地主带着妻子、儿子外加族中青壮投奔共产党，在当地几乎是爆炸性新闻。

1937年10月底，中共保属特委军事委员侯玉田带着盖有吕正操印章的委任状赶到高家场，把“河北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的印信递给高士一。后者当场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回家，粮食、银圆、骡马统统拉去军需；夫人干脆把私房钱全部拿出来支援队伍，兼管炊事。可并非所有家族成员都买账。三哥高士芬跳出来阻拦：“祖业不能丢！”高士一摆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兄弟争得面红耳赤，甚至闹到把侯玉田短暂软禁。吵到最后，高士一一句“愿留就留，不愿留就滚”算是摊牌。自那天起，高氏家族一分为二，连宗谱都懒得同修。

第五路成立仅三个多月，队伍从两百余人膨胀到三千。有人出枪，有人出粮，“连夜跟着高旅长”成了任丘百姓的口头禅。更有意思的是，高士一这面旗帜把一批摇摆的中上层人物拉向了抗日统一战线。到1938年春，队伍已突破八千，随后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高士一任司令员。

日军、国民党都盯上他。日本特务送礼不成，干脆火烧高家场，还把两个侄子抓去示威。“合作就保命，不合作就屠村。”面对威吓，高士一直接回击：“要抗日就别怕流血！”他宁可自己点火把残余房屋烧个干净，也不给敌人留口借口。国民党方面则抛出高官厚禄，他用一句“事实胜于空话，华北谁丢的？”怼得说客灰头土脸。

1939年元旦前后，八路军一二〇师移师冀中。贺龙、关向应决定把独立第一支队改编为独立第一旅，高士一出任旅长。合编会议结束，贺龙特意把高士一请到作战地图前，粗声细语嘱咐：“你年纪大，吃不吃得惯小米？有事直说，咱们是一条战壕的。”接着转头吩咐老部下：“谁要是拿资历压人，我先找他算账。”一句话，旅里没人敢摆脸色。那晚，高士一回营房，逢人就说：“长征过来的队伍就是不一样，咱跟对人了。”

同年二月，他正式递交入党申请。支队里不少老红军起初有顾虑，想着一个大地主能否彻底靠得住。结果接下来的作战给出答案：白洋淀袭船，团泊洼破桥，保定外环夜突，他带的队打了五十多仗，全旅减员不到五分之一，缴获反而翻番。事实胜于雄辩，质疑声迅速偃旗息鼓。

时间回到延安的那个早春。毛主席翻着作战简报，听贺龙提到高士一：“毁家纾难，打仗也行，人缘不错。”主席点头：“这样的人要多用。”于是就有了那场会见。谈话很简短，主席问了三个问题：身体如何、家属安顿没、有没有人排挤。全部回答都让他满意。“干部之间要互相尊重，你的经验值得推广。”毛主席拍拍高士一的肩膀，接见结束。

进入解放战争后期，高士一已年过五十。中央考虑他的身体，调他到晋绥军区后勤部当部长。弹药、粮秣、棉衣，那几年供应线没出过大纰漏。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打趣：“前线饿不死，全靠老高。”全国解放后，他又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办副秘书长、国务院参事。1968年病逝北京，享年七十四。临终只嘱托一句：“告诉孩子们，跟党走。”

从地主少爷到八路军旅长，再到共和国参事，高士一的轨迹说明一个朴素道理：立场比出身更重要，选择比家底更重要。毛主席那句“有没有人排挤你”，看似随口，其实是信任的递交，也是制度自信的注解──旧营垒里的人，只要真抗日、真革命，就能在队伍里找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