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都高喊“汉字不灭”，专家要废掉几千年汉字，这“鬼才”没吵架，写2篇96字神文，直接让废除派“破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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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34年，鲁迅在文章里抛出了这句石破天惊的话。

整个文化圈都“炸”了。

那会儿的中国，文盲率高得吓人，一帮顶尖的知识分子，都觉得汉字是“绊脚石”，高喊要废除，要全盘“拉丁化”。

眼瞅着几千年的宝贝就要被当垃圾扔了。

一个“鬼才”站了出来，他没吵架，就默默写了两篇短文。

一场关乎文明存亡的论战，两条截然不同的救国之路，到底发生了什么？

01

这事儿吧，得从北边那“老大哥”苏联说起。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光送来了马列主义，还带来了一场“文字革命”的风暴。

列宁把远东地区的文字拉丁化，称为“东方伟大革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文化运动，目标就是给那些少数民族创造统一的书写符号，说白了，就是用字母代替原来的方块字、蝌蚪文，方便快速扫盲。

这场运动的影响可太大了，直接就戳中了当时在苏联的一批中国文化人，比如瞿秋白。

瞿秋白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中国的文盲问题，比苏联这些少数民族严重多了。

于是，从1928年开始，在苏联汉学家史青萍这些人的协助下，瞿秋白他们就开始了“汉字拉丁化”的最初尝试。

很快，一本叫《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的小册子在苏联出版了。这就是最早的汉字拉丁化方案，后来被称为“拉丁化新文字”（Latinxua Sin Wenz）。

这玩意儿一出来，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在当时那帮支持者看来，这简直是“天降福音”啊。

你看，苏联搞了，成了；连旁边的越南也搞了，也成了。这说明啥？说明“拉丁化”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要想“走向世界”，不跟也得跟。

这股风，很快就从苏联吹回了中国。

那会儿的中国是啥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积贫积弱。文盲率高到啥程度？保守估计在80%到90%。

这是一个啥概念？就是10个中国人里，有8个、9个不识字。

你跟他说“爱国”，他都不知道“爱”字怎么写；你跟他说“革命”，他连传单都看不懂。

一帮急着救国的知识分子，看着这堵“文盲之墙”，是真绝望啊。

他们就觉得，中国之所以这么落后，老百姓之所以这么愚昧，都怪汉字！

为啥？汉字这玩意儿，太难了。

你想想，一个农民，学个“一二三”可能还得学半天，你再让他学“笔墨纸砚”？那不得要了命了。

一个“忧”字，又是“页”又是“心”又是“？”，一个“biang”字，更是写到人手抽筋。

这还不算。五四运动之后，大伙儿开始反思，觉得汉字不光是难，它还是“孔家店”那些“封建糟粕”的载体。

府库都藏满了，老百姓还挨饿，钱在库里，人在土里。这种旧思想，都是靠汉字一代代传下来的。

要想救中国，就必须打倒“孔家店”；要想打倒“孔家店”，就得先砸了它吃饭的“碗”——汉字。

这种逻辑，在那个急于“救亡图存”的年代，是很有市场的。

相比之下，“拉丁化新文字”的优点就太突出了。

它简单啊，就20多个字母，学一个星期，就能拼出大部分读音。它还“不讲武德”，连汉字的“命根子”——声调，都给忽略了。

为啥？为了简单，为了快。

他们觉得，老百姓只要能“出口成诵，提笔成文”，哪怕声调不准，也比当一辈子“睁眼瞎”强。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降维打击”吗？用最简单的工具，去解决最复杂的问题。

这股思潮，开始还只是在小圈子里传。

但很快，一个“顶流”的加入，让这事儿彻底闹大了。

0D

谁呢？鲁迅。

1930年代，鲁迅在上海，那可是文化圈的“头把交椅”。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

而鲁迅对于汉字的态度，那叫一个“激进”。

他压根就不是什么语言学专家，他更像个“社会医生”。他看汉字，看的不是“音形义”，看的是“病”。

他觉得，汉字就是中国社会的“病灶”。

1934年，他专门写了篇长文，叫《门外文谈》，系统地解说了文字的起源，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汉字和老百姓（大众语）已经脱节了。

在他看来，汉字这玩意儿，几千年来几乎就是被“上等人”垄断的，成了他们“愚民”的工具。

普通老百姓想跨过这个“门槛”，难于登天。

他甚至公开表示，罗马字的拼音虽然繁琐，但总比汉字好用；他还支持“欧化文法”，就是用西方的语法来改造中文。

最要命的，就是他在《关于新文字》的公开信里抛出的那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这话一出，分量可太重了。

这可不是啥酒后胡言，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论。

在他看来，汉字已经成了中国前进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不搬走不行。

他甚至认为，汉字改革这件事，比当时的政治斗争还重要。因为这是在挖“根”，是在动“思想的基础”。

鲁迅都“下场”了，那还了得？

一时间，整个文化圈都开始“站队”。

陈独秀、蔡元培（早期）这些大佬，都对汉字持批评态度，对“拉丁化”表示同情或者支持。

这场“大众语论战”彻底升级。

“废除汉字”的声浪，从学术圈冲到了社会上，成了当时最“时髦”、最“进步”的口号。

在那个年代，你你要是不骂两句汉字“落后”，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进步青年”。

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看，这事儿吧，其实也挺有诱惑力的。

你想啊，你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辈子没出过村，地契都看不懂，名字都得按手印。

突然，来了一帮穿长衫的先生，拍着胸脯跟你说：“老乡，别怕，我这有套‘神功’，26个字母，学一个月，包你读书看报！”

你动心不？你肯定动心啊。

这帮“废除派”学者，他们不是“疯子”，更不是“卖国贼”。他们的出发点，跟鲁迅一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救人，救国”。

他们是真的相信，废除了汉字，就能开启“民智”，中国就有救了。

这就像古代版的“拆迁户”，觉得老宅子又破又旧，还漏风，不如一把火烧了，原地盖个“罗马”大厦。

可问题是，这“老宅子”里，还藏着几千年的“地契”和“家谱”呢。

这股“拆迁”的热情，已经快要“失控”了。

眼瞅着汉字的“拆迁令”就要下来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鬼才”登场了。

03

这人叫赵元任。

说到赵元任，那可真是个“神人”。

胡适，够牛了吧，五四运动的“旗手”，白话文的“扛把子”。胡适是这么评价赵元任的，说他是“留美人物第一”，甚至认为他“天下无敌”。

赵元任跟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

这家伙有多“鬼才”？咱就说一件事。

1910年，清华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美公费生考试。赵元任那年18岁，也去考了。

跟他一块儿考的，就有胡适。

那次考试，一共招70个人。胡适考了第55名，也算是“吊车尾”考上了。

那赵元任呢？他考了第二名。

有意思的是，这俩人出发去美国之前，都算“问题少年”。

赵元任是抽烟喝酒样样精通；胡适是沉迷打牌喝酒，醉生梦死。

俩人就这么一块儿坐着船，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

到了大学，赵元任那“鬼才”属性就彻底藏不住了。

他主修数学。但你以为他就是个“理科男”？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辅修物理，还能给物理系开课；他选修哲学，1919年直接从哈佛拿了个哲学博士学位；他酷爱音乐，没事就作曲，那首《叫我如何不想她》，就是他写的。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六边形战士”吗？简直不给凡人留活路。

他这人吧，还特别“好玩儿”。胡适评价他“生性滑稽”，就是说他天生就是个“顽童”，爱开玩笑，爱搞“恶作剧”。

这为他后来干的那件“大事”，埋下了伏笔。

在美国待了十年，他决定回国。回国的理由也特别有意思：退婚。

原来他15岁的时候，家里给安排了一门亲事，女方是谁他见都没见过。搁一般人，可能也就认了。

但赵元任在美国待了十年，满脑子都是新思想。他决定“还自己一个自由，还老婆一个自由”。

他要回国的消息一传出来，国内的大学都抢疯了。

胡适当时在北大，拼了命地拉他加盟。

最后，还是清华抢到了这个“鬼才”。清华对他是啥态度？就是“您随便”，您想教啥就教啥。

结果赵元任一个人，开了六门专业课，横跨物理、数学、逻辑学、心理学、中文音韵学…

这还不算完，他真正的“神技”还没亮出来呢。

1925年，清华要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四大导师”，又一个召唤，赵元任二话不说又回来了。

这回，他负责教音韵学和音乐，并且开始全国跑，搞方言调查。

这下，他那“鬼才”属性彻底“爆发”了。

他学方言，根本不用“学”，他就像个“复读机”，听两遍就能模仿得惟妙惟C。

他能说33种中国方言，还能熟练掌握七八门外语。

他的这些研究，奠定了他“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地位。

好，重点来了。

就在赵元任全国跑，拿个小本本记“a、o、e”的时候，外面那场“汉字存废”的大论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鲁迅都喊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了。

按理说，赵元任，清华国学院导师，音韵学“祖师爷”，他应该是“保守派”的“大头领”啊。

他应该站出来，痛斥这帮“数典忘祖”的“激进派”，对不对？

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赵元任自己，就是“罗马字母拼音”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他压根就不是什么“保守派”！

他本人就是汉语拼音化的“急先锋”。

1928年，他作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干将”，亲自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Gwoyeu Romatzyh）。

这套方案，就是他和他那帮“语言学天才”朋友们搞出来的。

这就怪了。

一个拼音专家，一个拼音方案的发明人，不帮着“拼音派”去推翻汉字，他到底想干啥？

这就是赵元任的“鬼才”之处。

他是一个理性的学者。他支持用拼音来“辅助”汉字，帮助大家学习和注音；但他坚决反对“废除”汉字，用拼音来“取代”汉字。

他很清楚，汉字和拉丁字母，根本就不是一个“赛道”的东西。

可当时那帮“激进派”已经“上头”了，道理是讲不通的。

你跟他说汉字有文化底蕴，他说你那是“封建糟粕”；你跟他说汉字表意精妙，他说那玩意儿“不实用”。

吵是吵不赢的。

于是，赵元任这个“顽童”、“鬼才”，决定不吵了。

他决定给大伙“露一手”，搞个“语言学实验”。

04

他没写长篇大论的“政策辩护”，也没骂人。

他就是发挥了他“生性滑稽”的特长，写了一篇“文字游戏”般的短文。

就是这篇大名鼎鼎的《施氏食狮史》。

这篇文章从名字看就够怪了，五个字读音几乎一样。咱们来看看全文：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这篇短文，总共96个汉字。

咱们来“解说”一下这篇文章。

它用汉字写出来，意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有个住石头屋子的诗人姓施，特别喜欢狮子，发誓要吃掉十头狮子。他天天去集市上看哪有狮子卖。十点钟，刚好有十头狮子运到了集市。这时候，施先生也刚好到了集市。他看着这十头狮子，仗着自己箭术厉害，把这十头狮子都射死了。他把狮子尸体拖回了石头屋子。石头屋子很潮湿，他就让仆人把屋子擦干。屋子擦干了，他开始试着吃这十头狮子。吃的时候才发现，这十头狮子尸体，原来是十个石头做的狮子。请解释解释这是咋回事。”

你看，用汉字看，它是一个有开头、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的完整故事，对吧？

一个姓施的“吃货”诗人，想吃狮子，结果“翻车”了，吃到了“A货”石头狮子。

好，现在，咱们把它“拉丁化”，用“激进派”的“拉丁化新文字”或者其他拼音方案来“翻译”一下。

这篇文章所有的字，在不考虑声调的情况下（“新文字”早期方案就是忽略声调的），全都读“shi”。

你想象一下，如果汉字被废除了，你拿到手的，是一篇写满了“shi shi shi shi shi…”的“天书”。

别说看懂了，你让专业播音员来读，读到第三句估计舌头就捋不直了，当场就得“破防”。

这篇文章的杀伤力有多大？它直接被收录进了《大英百科全书》，用来解释中文的特性。

这就是赵元任的“实验报告”。

他用一种近乎“炫技”的方式，给所有“废除派”上了一课：看到了吗？这就是汉语。

汉语是“单音节表意”文字，它的“命根子”是“同音字（词）”多到爆炸。

我们有几万个汉字，但所有的读音（不带声调），加起来也就400多个。

就算加上声调，也就1300多个。

这就像一个公司，有几万个员工（汉字），但只有400个工位（读音）。

我们之所以能分清谁是谁，不是靠“听”，是靠“看”。

我们是靠“施”（一个姓氏）、“狮”（一种动物）、“十”（一个数字）、“是”（一个判断词）、“室”（一个地方）、“誓”（一个动作）…这些长得完全不一样的“方块字”来区分意思的。

汉字（字形），就是汉语系统里内置的“防误解补丁”。

鲁迅他们那帮“激进派”，只看到了汉字“难学”的“缺点”，却没看到汉字“表意”的“优点”。

他们光想着“删库跑路”，却没想过“数据库”删了，整个“系统”就全崩了。

废除汉T，只用拼音，就好比你把全公司几万个员工的名字全改成“小王”，然后指望公司还能正常运转。

那不乱套才怪了。

赵元任一看，大伙好像还没被“砸”晕，于是，他决定“补一刀”。

为了印证《施氏食狮史》不是偶然，他没过多久，又写了一篇，叫《季姬击鸡记》。

这篇更狠，全文基本都读“ji”：

季姬寂，集鸡，鸡即棘鸡。棘鸡饥叽，季姬及箕稷济鸡。鸡既济，跻姬笈，季姬忌，激棘刺鸡。鸡急，继圾几，季姬急，即籍箕击鸡。箕疾击几伎，伎即齑。鸡既忌，继结集挤。季姬嫉，即击急疾。季姬倦，即睇鸡。

这篇讲的是一个姓季的姑娘养鸡、打鸡的故事。

用汉字看，照样清清楚楚。

用拼音读？对不起，又是一篇“ji ji ji ji ji…”。

这两篇“神文”一出，啥都不用说了。

05

这两篇“神文”，就像两颗“精准制导”的“炸弹”，直接把“废除汉字”这个最极端的议题给“炸”哑火了。

它没骂人，没扣帽子，没讲大道理。

它就是把一个“事实”摆在了你面前：汉语的“音”和“形”，是不能分的。

那些“激进派”学者们，也都不是“傻子”。他们一看这两篇文章，当场就明白了。

他们要的“拉丁化”，在汉语这个“同音字地狱”里，根本行不通。

这场轰轰烈烈的“废除汉字”运动，虽然没有马上停止，但它最“锋利”的“矛头”，被赵元任用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给“掰断”了。

大伙儿都冷静下来了。

“废除”是行不通了，那咋办？

“激进派”的初衷——“扫盲”，这个“病根”还在啊。

于是，整个“汉字改革”的思路，开始“掉头”了。

从“废除取代”，转向了“简化”和“辅助”。

这也直接催生了后来的两大“国策”：第一，推行“简化字”，降低汉字本身的学习门槛；第二，搞“汉语拼音”，作为识字和注音的“辅助工具”，而不是“替代品”。

你看，赵元任他压根就不是“保守派”，他才是那个“最高明”的“改革派”。

他用他那“顽童”般的方式，把“汉字改革”这辆快要“翻车”的“马车”，给强行“拽”回了“正轨”。

而赵元任这个“鬼才”，在“亮”了这么两手之后，就继续回去搞他的学术了。

他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当“大官”的机会。

1947年，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朱家骅，N次发电报请他去当中央大学的校长。这可是“教育部直属第一学府”的“掌门人”啊，多少人抢破头的“肥缺”。

赵元任烦了，直接回电：我不喜欢干行政，也不会干，来一封电报，我就辞一次。

朱家骅不信邪，甚至搞起了“夫人路线”，去找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

结果赵夫人杨步伟也硬气，直接回电：我了解他，他真不是那块料，请另选高明。

这就是“学者本色”。他对“权力”没兴趣，他只对“问题”有兴趣。

他后来去了美国，在哈佛、在伯克利教书，成了“中国语言学”在西方的“名片”。

美国语言学界流传一句话：“赵先生永远不会出错。”

1973年，中美关系“破冰”后，他带着夫人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祖国。

周总理还跟他谈到了《通字方案》（即汉语拼音方案）。

当他看到新中国推行的“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看到全国的孩子都在用“a、o、e”来学习那些他当年“誓死保卫”的“方块字”时，这个“顽童”该是多么“欣慰”啊。

他当年的“坚持”，全都是“值得”的。

1982年2月，赵元任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病逝，享年90岁。

他的墓碑上，没有刻上那33种方言，也没刻下那些复杂的乐谱。

你说这人该怎么评价？其实没啥好评价的。

从他1910年考第二名，到他1947年拒绝当校长，他就不是一个“走寻常路”的人。

他一辈子就干一件事：把“问题”搞明白。他用两篇“神文”保住的，是几千年的文明“根”脉，这比当什么“大官”都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