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开国上将的岳父被判枪决，行刑前大将提出：我有个小请求

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庐山，云雾缭绕。山间的凉意并未冲淡会议上的火药味。一天深夜，会议室的灯还亮着。有人拍了拍黄克诚的肩膀，小声劝他：“老黄，话别说那么直，留点余地。”黄克诚没吭声，只是抿了抿嘴，目光像山石一样硬。对许多人来说，他的倔强是出了名的；可对他自己，这只是做人的分寸——宁可直不愿弯。

黄克诚的棱角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多年磨砺的结果。早在抗战时期，他就以敢作敢当著称；到了解放后，担任中南军区司令员时，他对贪污、浪费的整肃毫不手软。同志们说“老黄的规矩比文件还严”，并非夸张。可谁也没料到，真正考验他底线的，不是公文，不是账本，而是血脉相连的亲戚。

时间倒回一九五二年三月。武汉初春阴雨，汉江水面灰扑扑的。军区机关刚刚散会，一份封条完好的卷宗被置于黄克诚桌上。来人汇报道：“首长，中央监察委员会转来的案件，唐兆超涉汉奸案。”唐兆超便是黄克诚的岳父。卷宗里写得清楚：抗战期间勾结侵华日军，为其站岗放哨；兼作鸦片走私，捞取暴利。按时任中南局的定性，判决死刑，择日执行。

黄克诚靠在椅背，良久无言。若拨通北京的电话，或许还有挽留余地；他清楚自己的资历与荣誉分量。可那条“不得为亲友谋私利”的规定早已印进骨头。一阵沉默后，他按下内线：“请代主任来。”不为翻案，只为搞清程序是否严谨。几番核实，案情确凿——没有半点回旋空间。

夜里，他把妻子唐棣华叫到书房。灯影摇晃，墙上的影子一晃一晃。“老黄，你找我？”唐棣华心底已经隐约有数。黄克诚语气低沉：“你的父亲……判决下来了。组织定了死刑。”短暂的静默后，唐棣华忍住泪：“我不求别的，只想见他一面。”她知道丈夫做不到为父亲求情，也不该去做。

翌晨，黄克诚亲拨电话给中南局军政委员会秘书长高文华。电话那端刚接通，他直入主题：“我有个请求，能否批准家属去看望死囚最后一次？”高文华沉吟片刻，“可以，按规矩办。”十二个字，像一记铁锤落在彼此心头。

行刑那天，春雨如丝。唐棣华在看守所昏暗的走廊里见到父亲。没抱怨，也没哭闹，只说了句：“保重走好。”唐兆超神情木然，又似轻松，仿佛卸下多年暗债。半小时后枪声回荡在郊外的荒坡。执行完毕，高文华给黄克诚去电：“任务完成。”黄克诚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合上笔记本，旋即投入下一份报告。

此事在高层流传，彭德怀后来向身边人感慨：“你们老说我脾气爆，其实黄克诚才是不留情。”他的话不全是玩笑。黄克诚的“六亲不认”在日后多次显影。

一九七七年，恢复工作后的黄克诚被分配到军委办公厅的老房子里。屋顶漏雨，墙壁剥落，警卫处找来预算：修缮需三万元。他看完就划掉：“国家还在搞四化，花这钱干什么？”从此夏天漏雨，冬天漏风，家人只能在屋里支伞接水。有人背地里嘀咕：“堂堂上将也太苦自己。”可他并不在意。

黄家子女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长子黄晴一九七九年办婚礼，亲戚提议动用父亲警卫排的吉普车接亲，被黄克诚当场拒绝：“别想着沾光，骑自行车才安心。”同年盛夏，胡同深处传来叮铃咯吱的老凤凰车声，新郎额头满是汗珠，新娘却笑意盈盈。街坊们看得新奇，议论却止于敬佩。

“公家一桌饭，只要账目不明，就该查！”——一九八〇年一月，京西宾馆，送别李达、迎接张震的晚宴共花费公款四百元。杨勇上将动了这点“面子”心思，本觉小事。孰料被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得知，他在会议上冷冷一句：“所有人都要守纪律。”风声骤紧，杨勇错愕，旋即打电话认错，自掏腰包补款，还写检讨。此后，总参再无此类开支。

类似插曲接连发生：商业部门招待费漏洞，他批示媒体公开；外调干部违规购置小汽车，他要求退还。有人觉得“伤和气”，可黄克诚说：“干部如水，浑了，百姓喝不得。”

一九八五年，他请求退休。外地地方政府多次发邀请，想请他到革命旧址走走，好做宣传。他摆手：“机票、住宿都是开支，让基层接待，心里不安。”逝世前数日，他对儿女交代：“丧事节约，别惊动外地。”

一对新中国将星与良将夫妇就此谢幕。唐棣华看到中央悼词中的“突出贡献”四字，坚持删去“两字”：留下“贡献”。她解释：“他的原则是一辈子，只要合格就行，不必突出。”工作人员无奈又感动，照办。

黄克诚的故事不华丽，也不复杂。枪毙岳父，他无动摇；整饬同僚，他不含糊；约束子女，他从不松口。身后留下的，是一座漏雨的小楼、一辆早已报废的旧吉普、以及卷宗里那行字——“一切按纪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