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时的马克思，还只是个颠沛流离的小人物

“所谓庸人是世界之主，只不过是说世界上充满了庸人及其伙伴，正如尸体充满了蛆虫一样。因此庸人社会需要的只是奴隶。而这些奴隶的主人并不需要自由。虽然人们认为土地和奴隶的主人优越于其他一切人，而称它们为主人，但是他们和他的奴仆一样们都是庸人。

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自由的人就是共和主义者。而庸人既不愿做前者，又不愿作后者。那么他们究竟想做什么呢？他们希望些什么呢？”——马克思致卢格，1843年5月于科隆

用现代比较时髦的话来说，26岁时的马克思，没有当上博导，之前的人生轨迹可谓是充满了失败。作为“自由派（青年黑格尔派）键政大V”的他，在《莱茵报》上发表言论恶意散布负面情绪、攻击普鲁士政体国体，后来，《莱茵报》被普鲁士“信息办公室”作为典型目标，被“全网封号”。而马克思本人也只得跑路，润到隔壁的法国首都巴黎当离岸公知。而就在巴黎的这一段时间，马克思与他之前的好兄弟卢格因观念不同而绝交。在生活方面，马克思的生活向来是放荡不羁、随心所欲的，没有很多的理财意识，钱袋总是满了又空，生活常常陷入难题。人生过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十岁，马克思的职业生涯似乎一事无成，过去在《莱茵报》的大号被一笔勾销，身处异国他乡，远离了他曾经的读者。但可喜的是，他的儿子也在这个时候诞生，马克思成为了父亲。

卡尔·马克思的26岁，就是在这个革命暴风雨前夜的1844年，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工作才刚刚起步。

事情还要从马克思在《莱茵报》时说起。1842 年 10 月，马克思正式出任《莱茵报》主编。在他的主导下，报纸的政治倾向更加鲜明，从最初的一份财经报纸，转向一个对社会进行系统性批判、同时开始关注工人阶级与贫苦民众的处境的出版物。与此同时，马克思利用报纸平台“夹带私货”，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抨击普鲁士专制统治、倡导民主改革的文章。

普鲁士的立国基础是其军队和容克地主，马克思吃着普鲁士的饭，砸着普鲁士的锅，自然是不受普鲁士当局欢迎了。

1842年，普鲁士当局就开始对《莱茵报》各种刁难，要求马克思辞去主编的职务。

1843 年 1 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下令查封《莱茵报》，理由是报纸 “发表了一系列攻击现行制度的文章，危害国家安全”。1843 年 3 月 31 日，《莱茵报》出版了最后一期，随后被强行查封，马克思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他的读者，也成了当局重点监视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变成了恨（普鲁士）国党，他甚至反感普鲁士的空气，或许他认为外国的空气是香甜的？

“至于《莱茵报》，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3月13日

马克思被普鲁士全网封号，《德法年鉴》的出版地点仍然沒有确定下来，于是马克思打算跑路了，他在布鲁塞尔、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三个地方的选择上举棋不定。阿尔萨斯讲德语，最接近德国莱茵地区，对于年轻的马克思夫妇最具有吸引力,不过,在弗马月尔和卢格到巴黎和布鲁塞尔去初步了解过以后，终于选定了巴黎。诚然，在布鲁塞尔比在巴黎有更多的出版自由，但是，在法国的首都，他们以比在布鲁塞尔更接近德国的生活。卢格写信鼓舞克思说，在巴黎，只要有三千法郎或者再多一点，就能过得很舒服了。

于是，马克思带着新婚妻子燕妮离开科隆，辗转前往巴黎 —— 这座当时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成了他流亡生涯的第一站。初到巴黎时，夫妻俩寄居在狭窄的阁楼里，家具简陋，生活费常常捉襟见肘。燕妮出身普鲁士贵族家庭，却甘愿陪着丈夫过清贫的日子，两人在拮据中相互扶持，而马克思则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哲学、经济学和历史的研究中。

作为流窜法国的普鲁士境外势力，马克思一行人仍然继续在境外出版《德法年鉴》，意图把颠覆性革命思想传播到普鲁士。《德法年鉴》仅出版 1—2 期合刊号，包含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

普鲁士政府后来1844 年 4 月 18 日发布通令，通告各省省长，宣称《德法年鉴》犯有预谋叛国及侮辱圣上的罪行。同时，政府还授意各省省长命令警察机关，一旦卢格、马克思、海涅和贝尔奈斯踏入普鲁士国境，便不动声色地将他们逮捕，找个黑地儿关上几年。

这份通令本是无关紧要的，毕竟，马克思一行已经跑路润走。但普鲁士国王的毒计实则暗藏凶险：他开始如临大敌般严密把守国境，阻断马克思等人革命思想的传播。在莱茵河的一艘汽船上，警方搜出了一百本《年鉴》；而在法国与普法尔茨的边界小城谢尔格萨本，没收的《年鉴》数量更是远超二百本。考虑到这份杂志原本发行量就十分有限，这样的查禁规模，无疑是对革命舆论的重重一击。

而就在巴黎这段时间，马克思也与他在德国时的好基友卢格因为政治和生活问题分道扬镳。

在政治上马克思在巴黎深入接触工人阶级后，深刻意识到无产阶级是 “解放全人类的心脏”，主张革命必须依靠 “思想者与受苦者的联合”，即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盟。但卢格却带着资产阶级的思想，认为工人阶级是 “没有批判力的群众”，认为他们缺乏领导革命的能力，坚决反对马克思提出的 “与工人建立联系” 的主张，甚至对《德法年鉴》中马克思、恩格斯文章的彻底革命立场感到恐惧。

卢格自己也解释过关系破裂的主因 —— 直接导火索是关于海尔维格的一场争执。卢格（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许是过分激烈地” 把海尔维格称作 “无赖”，而马克思却坚持说海尔维格有 “远大的前途”。事实证明，卢格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海尔维格根本没有 “远大前途”，他当时在巴黎的生活方式本就很成问题。甚至海涅也严厉地谴责过卢格，可卢格觉得，马克思哪怕明知海尔维格的错误，却仍要摆出 “正直”“暴躁”“高尚” 的姿态，这让他很不快。而马克思对卢格这种 “体面” 之下暴露的、所谓 “天生的小市民美德”，更是打心底里厌恶 —— 毕竟，马克思关心的是革命者的立场，卢格计较的不过是小市民的那点虚荣。

这就是使两人永远分开的那件细枝末节、却愈演愈烈的龃龉。对马克思来说，同卢格的决裂，不像后来同布鲁塞尔的威尔的分裂那样影响重大。作为革命者，马克思早就对卢格感到厌烦了；至于这场关于海尔维格的争吵，若真如卢格所描述的那样，不过是让他彻底忍无可忍罢了。

在26岁，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经典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这份手稿也成为他之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基础。虽然马克思的这份手稿如今已经被我们熟知，其思想更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社会理论家所广泛引用，但这份手稿没有人愿意出版，在马克思生前一直没有发表，直到1927年，它才被俄国研究者梁赞诺夫发现并出版。也就是说，这份手稿，在当时真的就只是一份手稿罢了。

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也就是在1844年，马克思认识了他革命路上一生的挚友，恩格斯。

恩格斯1844年8月底回德国途经巴黎。8月28日在具有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一间咖啡屋中，他与马克思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26 岁的马克思，疏于衣着，研究很没有条理，毫不关心如何管理钱财，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富足的生活，甚至没有读者。相比之下，恩格斯则更像是个“体面人”，是个富哥厂二代，平时衣着做事有条不紊。马克思有自己的家庭，而恩格斯是一位不断的追求女性、不断谈恋爱、“沾花惹草”却始终不选择结婚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起的头10天中，他们就决定用小册子对布鲁诺·鲍威尔做批判，公开发表他们新近共同的观点。卢格尤其敦促马克思快点反对鲍威尔，马克思也已经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宣布了他的打算。恩格斯写了大约15页，算是这个小册子中的他这一半，而马克思很拖延，直到11月底才写他这部分的草稿，但他写着写着就发现这份“小册子”变成了几乎300页的书。这份小册子在1845年2月出版，起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指的是鲍威尔兄弟)——《神圣家族》(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神圣家族》出版之时几乎没有人阅读它，当然，它也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是它的其中几个主题成为首次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因此马克思在12年后再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评论道:“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

马克思不得不在《神圣家族》出版之前跑路，离开巴黎。普鲁士政府封了《莱茵报》的号，还联系隔壁法国当局，要展开行动封马克思在法国的账号《前进报》。

法国国王菲利普已经作了指示:“我们必须对德国哲学家的巴黎进行清肃！“

菲利普这句话，向法国释放了什么信号？

法国也不想窝藏恨普鲁士国的普鲁士境外势力，润人在哪里都不受欢迎。

1845年1月25日，内务大臣基佐查禁了《前进报》，颁发了驱逐其领导人(包括马克思、海涅和卢格)的命令。马克思只得再次跑路，他被获许停留的时间比24小时长一点，他2月份带着一位年轻激进的记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离开《前进报》团体前往利格赫(Liegehe)和比利时布鲁塞尔。

整个行程两人用唱歌的方法鼓起精神。燕妮卖掉了家具和一些亚麻衣物，和海尔维格一家人一块停了两夜，几天后随着马克思跑路去了布鲁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