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女工得知男友身份后，提出分手，男友：周总理是我大伯又如何

195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焦作九里山钢铁厂的汽笛在夜幕里回响。车间里，19岁的炉前工晋菊清刚把最后一桶铁水送进炼炉，袖口早已被火星烧出几个洞。换班哨声响起，她抹一把汗，冲着同伴笑：“总算下班啦。”没人料到，这一年的厂里新来了一位文化干部，将把她的人生带向另一条轨道。

那位干部叫周荣庆，个子不高，戴副旧眼镜，说话总挂着笑。第一次碰面是午休时分，他站在炉旁提醒：“脸上有灰，快擦擦。”一句玩笑，惹得周围工友都笑。晋菊清拉下头巾，心想：这人挺热心，却有点多嘴。两人本也不会再多交集，可当晚厂里要搭戏台子，周荣庆忙得团团转，忽然把几角零钱塞到晋菊清手里，“帮忙买点点心吧，工人都饿坏喽。”她不情愿地跑遍代销点却空手而回。周荣庆没责怪，只摆摆手：“没事，帮我已经够呛了。”这份不计较，让少女的戒心卸下一半。

接下来几周，两人在排练宣传剧、下乡慰问时常常碰头。周荣庆读过几年书，说起剧本来头头是道，也会顺手给晋菊清母亲留前排座位。“大干部也懂人情味。”厂里人背后这么议论。气氛轻松，感情发芽，两家母亲见面后更是水到渠成。晋菊清犹豫过：自己出身农家，父亲常年疾病，拿什么跟干部子弟比？厂领导一句“荣庆人好，别错过”，成了最后推手，两人正式交往。

转眼到了1959年元月，一件小事把这段恋情推到悬崖。午餐间隙，女工赵三妹凑到晋菊清耳边：“你可知道，老周是周总理的亲侄子？”话音很轻，像炉渣里的火星，却瞬间炸开。晋菊清呆立原地，筷子差点落地。她反复琢磨：干部子弟可以接受，可若对方是总理家亲眷，这婚还能结吗？吃完饭，她冲进行政小楼，拉住周荣庆：“咱俩算了吧。”语速极快。

周荣庆愣住，“为啥？” “你没告诉我真正的背景。” “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有区别？”

他试图解释，伯父早就告诫过亲属不得借势。可晋菊清心里七上八下：门第悬殊，乡邻议论，自己恐怕难以立足。两人僵持半晌，她甩下一句“我配不上”转身离开。

夜里，周荣庆骑着旧自行车，冒雪把她带到自家土坯房。母亲王兰芳听完前因后果，把两人拉到炕沿坐下，“孩子们，咱虽是总理亲戚，却也吃国家口粮。大哥要求咱不拿特殊，咱就不拿。你怕高攀？那就看日子咋过，不看门第。”朴实话语，比文件更有说服力。晋菊清低头许久，终于开口：“王阿姨，我只有一条：若将来我爹娘有难处，你们不嫌弃，我就敢嫁。”王兰芳拍着她的手：“成。”

5月10日，焦作工会礼堂里，气球横幅和普通工人婚礼无异。唯一特别的是，礼堂角落摆着一只牛皮纸包，里面是一对鸳鸯枕头、一条毛毯和一条毛巾被——周总理、邓颖超寄来的贺礼。除此之外，没有专车，没有摄影，也无亲属夸耀。

婚后几年，周荣庆守着厂医务室，晋菊清在炼钢车间，两人领同样的工分。有人暗暗劝周荣庆：“跟伯父提一句，调个处级干部不难。”他摆手：“不说这个。”这种倔强在厂里传开，伴随的反而是尊重。

1968年，王兰芳想北京探望大哥大嫂，晋菊清第一次踏进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握着她的手：“咱俩是河南老乡。”晚饭桌上，总理把三个孩子抱起来亲了亲，只叮嘱一句：“记得孝顺你妈。”第二天，邓颖超找人裁了双新布鞋，偷偷塞进行李。晋菊清回到焦作，逢人也只是说“七妈待人很亲”，其余只字不提。

1975年，王兰芳病逝，丧礼一切从简。周荣庆给北京挂电话，邓颖超转告总理指示：按当地规定办理。第二年一月，总理去世，邓颖超拍电报：“外地亲属勿来京。”夫妻俩抱着电报哭了一整夜，却依旧守在岗位。有人不解，他们答：“照吩咐办事，没二话。”

八十年代末，邓颖超病重。晋菊清托人买卧铺北上，才得以握住七妈的手，老人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好孩子，要坚强。”半年后，七妈辞世。1992年初，周荣庆因病去世，临终拉着妻子手嘶哑地说：“还是该陪你再去北京。”

此后，晋菊清在钢厂退休，子女各自成家。偶有人问起这段往事，她只淡淡一句：“荣庆常说：’周总理是我大伯又如何？做人得凭自己。’这话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