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凯丰挖苦毛主席，55年凯丰病重，毛主席安慰：放下过去

1949年10月中旬，北京西山的秋叶开始泛红，一支从东北赶来的工作队匆忙进城。队伍中那位身材清瘦、戴圆框眼镜的人叫凯丰，彼时四十三岁，被任命为中央宣传工作的骨干。没有多少人知道，四年前他在延安的“七大”上险些落选中央委员，更少人记得早在1935年1月的遵义，他曾当面顶撞毛泽东，言辞犀利得连与会者都倒吸一口凉气。历史的辩证法就在于此——曾经对立的人，终究要在新的局势中并肩战斗。

凯丰出身江西萍乡，1906年3月14日出生于一个小康农家。14岁那年，他初识《新青年》，随即对改造社会心向往之。1926年北伐军进占萍乡，青年凯丰在学生运动里抬着木牌高喊口号；一年后，大革命失败，他改名换姓做地下交通员。两年辗转，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也把王明、博古的激进理论背得滚瓜烂熟。时代浪潮推着他向前，左倾的子弹也悄悄上膛。

1930年冬，他按照王明介绍在上海入党。四年里，他的身影出现在地下印刷所、救亡剧团和被日本宪兵包围的巷子口。行动果敢，却认准了“左”倾的一条道。1935年1月，中央红军甫抵遵义，会议桌旁火药味浓。博古遭到集体质疑，凯丰挺身护主，一口气抛出激烈指责：“你懂马列吗？只会搬《孙子》与《三国》！”语声未落，空气瞬间凝固。毛泽东听罢平静饮水，目光里的寒意让旁人心惊。那一刻，凯丰像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席。

会议结束，新的领袖格局已定。红军随后北上，毛泽东的决策连战连捷。凯丰在行军路上把两本小册子翻来覆去——中央最新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越琢磨，越发现自己的偏执。他不服却口服。到1935年6月西北局临时常委会上，他公开批张国焘的分裂企图，开始坚定站队毛泽东。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未翻旧账，反而称赞他“旗帜鲜明”，此举让不少红军干部吃惊。

抗战爆发后，凯丰调往延安主管宣传。写社论、办报纸、建文艺学校，他忙得脚不沾地。1938年初，他在批判张国焘的文章里一句“土匪主义”把不少川甘籍红军将士推到尴尬位置。矛盾激化，许世友等人愤而“拖枪”离队。毛泽东紧急找凯丰谈话：“我是让你批张国焘，不是骂老同胞。”一句“你不是要把他们逼上梁山吗？”将会场气氛掀至顶点。凯丰低头认错，也更加明白做宣传工作的分寸。

延安整风期间，凯丰与张闻天、陈云一起，在窑洞里夜谈文件到鸡鸣。毛泽东半开玩笑地称那是“神仙会”，其实是对几位老同志的信任。1942年9月，他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从前不愉快的那些事，就让它过去。”这句轻描淡写的话，在凯丰心里却砸下千斤巨石——九年前自己在遵义的那番话，主席还记得，但早已翻篇。

抗战胜利后，凯丰到沈阳主持《东北日报》，又把延安的“文艺座谈会”模式移植到关东大地，召集词人曲家在冰天雪地里办夜校、进工棚。为了抢时间，他常常穿着军棉大衣站在印刷机旁连熬三夜。长期透支，肝部旧疾暗中扩散。1953年春，他被调回北京，中宣部文件雪片般压来，病情却被他用一杯又一杯浓茶硬顶。

1955年初，凯丰突然吐血，被送入北大医院。三月上旬，毛泽东安排秘书带着探视信前往病房。病榻边，凯丰虚汗淋漓，声音低到几不可闻。秘书转述：“主席说，放下过去，好好治疗。”简短一句，让病房静得能听见滴瓶的水声。两人此前的芥蒂，随着岁月和战火早已消散，只剩惺惺相惜。

3月23日深夜，凯丰因肝癌复发离世，年仅四十九岁。三天后，八宝山松柏掩映下，骨灰盒覆着党旗。毛泽东没有出席安葬，但他在中南海批示：“凯丰同志对党的宣传事业贡献很大，遗属生活请组织妥善照顾。”寥寥几字，既是肯定，也是告别。

回首凯丰一生，可贵之处并不在于“永远正确”，而在于在重大历史关节点上敢于翻转，自我修正。他曾在遵义与毛泽东争锋，也曾在延安整风被毛泽东痛批；最终，他又成了毛泽东放心托付的宣传部长。正所谓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时间长河里闪动的，却是一个革命者知错能改、转而坚守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