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蓄谋已久的“接管”计划：中国币制差点加盟英镑集团？（上篇）

文│吴景平

自1935年11月4日起，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币制改革的措施。对于这次改革，英国始则拟定介入的方案，继而派李滋罗斯（F. Leith-Ross）赴华与中国方面洽商，随后又曾给予某些支持。但是，在日本的强烈反对和美国的插手之下，英国在对华贷款问题上一再拖宕，最终未能把中国币制拉入英镑集团。分析这一过程，有助于正确评价英国对这次币制改革的影响与作用。

英国拟定的币制改革方案

01

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由美国白银政策及世界银价上涨所诱发，中国社会经济机制中（尤其是财政、金融方面）原有的矛盾迅速激化，终于酿成一场范围甚广、持续时间颇久的金融危机。这不仅加剧了中国民族工商业、银钱业的困境，也使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受到严重影响。对此，英国十分担忧。1934年12月12日，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A.Cadogan）向英国外交大臣西门（J.Simon）报告道：此地的中国和英国银行家们都担心局势的发展将迫使中国采取不兑现的纸币，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及政治后果。同时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的金融局势将更加严峻，英国在华贸易和投资会受到严重影响。12月31日，贾德干又向英国当局转达了中国方面提出的2000万镑的借款要求。同日，香港汇丰银行经理郭礼宾（Grayburn）也报告了同一情况。1935年1月2日，英国内阁所属的中国白银问题委员会（Chinese Silver Committee）讨论了中国的金融局势及提出的借款要求，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得到足够大的一笔借款（假定为2000万镑），那么中国放弃现有币制、将其货币与英镑相联、采用英镑汇率标准，这从技术角度看是可行的；这笔借款将以中国的白银储备为担保，这些现银须售出，而美国将是唯一的买主。1月9日和14日，该委员会继续讨论后，决定以“借款要求不可能导致中国局势的根本改变”为由，拒绝中国的借款要求，其真正的原因，西门在1月19日给贾德干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英镑债券只可能在英镑集团内部发行，必须对英国的工业带来直接的利益，面对美国的白银政策，中国不可能保持可兑换成现银的币制。2月18日，新成立的对日政治与经济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 With Japan）召开会议，麦克唐纳首相（J.R.MacDonald）及财政、商业、外交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财政大臣张伯伦（N.Chamberlian）明确提出了中国的币制改革问题。他认为，目前无法担保美国不继续提高银价，只要中国仍采取银本位制，就极容易受到美国的损害，这就是中国经济与金融困境的症结所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向中国提供贷款是无益的。因此，中国有必要放弃现有的币制，而与英镑相联，这对英国而言是最为合适的，但可能遭美国和日本的反对。会议决定：不能接受中国的借款要求，但准备同有关大国合作帮助中国克服金融及经济困难，希望中国政府提出有关的任何建议。第二天，西门便问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告知了这一决定，并且试探性地向郭谈起了中国币制与英镑相的问题。另一方面，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与中国当局进一步谈起贷款与币制改革问题，了解国民党的态度。3月15日，宋子文答复贾德干：中国最终将不得不采取纸币制，唯一的出路在于同某种外币相联，可能是英镑；为了利于发展中国的出口业，须把币值稳定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因此需要获得约2000万至2500万镑的借款以及数目相等的一笔信贷。很明显，英国这时拒绝中国的借款要求，是想利用中国的金融危机，以向中国提供巨额贷款为条件，把中国的币制与英镑相联，将中国拉入英镑集团。但是，英国对来自美国与日本的反对有所顾忌，这种顾忌又成为以后英国在对华货款上拖宕、寡断的重要原因。

抵沪的李滋罗斯夫妇与欢迎代表

此后，英国一度考虑通过召开有英、美、日、法、中等国专家参加的国际金融会议来达到其目的，但这个提议受到美、日的冷遇。因此，在得知国民党当局有意将币制与英镑相联后，英国政府于6月初决定派遣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前往中国，推行对华贷款——币制改革的方案。这个方案主要由李滋罗斯与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M. Norman）商议拟订，并得到张伯伦及副财政大臣费希（W. Fisher）的同意，其主要内容为：中国应尽快放弃银本位制，发行可兑换成外币但不可兑换现银的纸币；由中央银行专司纸币发行；中国只有采取英镑作为其币制的基础，英国才可能提供贷款援助；此新纸币与英镑的兑换率，不应超过1元等于1先令2便士；中国可将其现银向国外出售，获得足够的外汇来防止新币制的崩溃；在实行币改之前，中国可要求一笔借款作为外汇储备，英国则可以提供一项仅用于币制改革的贷款或信贷，但中国应接受以下条件：

1、对贷款提供足够的担保，包括保留英籍总税务司对海关的管理，总税务司应有包括招聘外籍职员在内的足够权力；

2、控制贷款使用，只限于币制改革的用途；

3、改组中央银行，聘请英国顾问；

4、改革预算。

此外还可能有政治方面的条件。

可见，英国不仅试图利用中国币制改革之机将两国币制相联，还谋划全面控制中国的关税、银行、外汇使用、预算等重大财政金融事务。英国还曾经考虑以汇丰银行等英商银行为主，吸收日本、法国、美国银行甚至国际汇划银行参加贷款。诺曼并设想以中国在实际上承认满洲国为条件，由英日联合对华贷款。英方的考虑是：可以在中国币制问题上与日本合作，从而在英国极为关心的控制海军军备问题和英国在中国关内的利益方面获得日本的让步。这实际上是不惜背着中国，与日本达成损害中国主权的妥协。英国方面还认为，为了缓解其他国家对中英币制相联的不满，最好使别国认为是中国自行选择与英镑相联，而不是出于英国的逼迫。这样，其他各国从其在华利益计，为了防止中国金融局势的全面崩溃，也会出面帮助将中国的币制建立在英镑的基础之上。此外，英方为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接受这一安排，使美日等国不加以反对，甚至打算不急于马上向中国方面提出贷款——币制改革方案，让金融局势适度地继续恶化一个时期。

然而，这个关于贷款——币制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却没有充分估计到当时中日矛盾的激化和远东局势的复杂性，因而从其提出之始，就面临着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当时，英国外交部的一些官员便十分怀疑中国方面能否全盘接受这个方案，并认为不可能得到美、日的合作。

中英关于改革方案的交涉

02

工人将中央造币厂装满银块的箱子运往码头

1935年9月初，李滋罗斯抵达日本，试图首先取得日本对英国方案的支持。李滋罗斯同日本外相广田、副外相重光葵、财相高桥、副财相津岛等人多次会谈。李滋罗斯提出：由英日联合对华贷款，中国脱离银本位，发行与英镑相联的纸币，援华基金在伦敦设立外汇储备，由中央银行独掌纸币发行权，英籍顾问进入中央银行施行监督。日本则可以得到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出乎李滋罗斯的意料，日本方面强烈反对这一方案，拒绝向中国提供援助，并称中国的币制改革将难以实行，至于满洲问题，则完全不需要日中之外第三者插足。李滋罗斯这次日本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9月下旬李滋罗斯由日本抵华后，即广为调查有关债务、税收、中央银行、海关、金融行市、外汇等情况，同时就币制改革方案与孔祥熙、宋子文进行了多次会谈。

苦力挑着准备运往美国的甲种（999）银条，每条重23.5千克（图片来源：Life Magazine，1937.10）

从中国来看，在李滋罗斯抵华之前便已考虑施行币制改革了。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了废两改元，继而推行十进位的辅币制度。然而，这种在银本位基础上的改革，在世界银价猛涨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解决相应而来的困境。首先，无法制止白银外流。1934年9月，从上海输出银元1491万元、白银1949万两；10月份开征银出口税和平衡税后，11月份输出银元竟达2651万元、白银仍有704万两；天津各银行的存银，从1935年1月到9月减少了900多万元；而1935年白银走私出口估计约在1.5亿元至2.3亿元之间。其次，无法改变外贸逆境。从1931年起，英国、日本、奥地利、加拿大、美国等国纷纷脱离金本位后，又实行了外汇管理，并通过大幅度的贬值来增强出口竞争力，如从1931-1935年，英镑贬值39%，美元贬值41%，日元则贬值63%，而中国缚于银本位之上，不可能采取类似的措施来扭转外贸严重逆差的局面。由此而来的，就是通货紧缩、市面萧条，银钱业与工商业陷入互相牵制的恶性循环，因汇率巨大变动和国内外的汇率差价等情况愈演愈烈。据统计，1935年1月至10月全国倒闭银行20家，约与前4年全国倒闭银行总数相等，而上海的工商银钱各业倒闭数则为1065家，比1934年的倒闭数增加了一倍多。这些情况迫使国民党当局考虑从去除贵金属本位制的固有弊端着手，扭转金融及经济方面的险境。1934年底到1935年初，国民政府曾面临是否放弃银本位的选择。1934年10月25日、26日，《中央日报》登载赵兰坪《征银出口税与今后吾国之货币政策》一文，提出如下的币制改革方案：

1、集中发行，集中现银，整理辅币；

2、放弃银本位，暂行纸本位制；

3、实行以生金和金汇为兑现准备的金本位制。

1934年底，财政部成立了币制研究委员会，成员有陈行、徐堪及张嘉璈、唐寿民、宋子良、周作民、陈光甫、贝祖诒等27人，其公布的章程中的研究事项，便有“改用金本位事项”“银本位币事项”“各种旧币事项”“辅币事项”“纸币事项”。1935年3月，英国沙逊银行董事长沙逊（E. D. Sasson）曾提出过一个“镑券”计划，即：中国不放弃银本位，以上海的资产作抵获取英镑借款，由财政部和中外各银行联合发行“上海镑券”与银元共同流通，用以增加通货、扩大信用。但这一方案受到中国银行界的普遍反对，孔样熙与宋子文也不同意采纳。此后，国民党方面又一度考虑在银本位之上实行贬值，以扩大出口、加快流通，但又受到宋子文等人的劝阻未能推行。孔、宋实际上已组织了一个有外藉专家参加的技术班子，考虑推行脱离银本位、采取汇兑本位币制的改革。李滋罗斯的来华，使国民党当局决定通过谈判谋取英国借款、推行币制改革方案。

李滋罗斯提出了中国承认“满洲国”、英日联合对华贷款的问题。中国表示，公众舆论不可能接受这点，否则会引起新的革命，并使中国崩溃。英国外交当局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这将严重损害英国的声誉，即电令李滋罗斯停止讨论“满洲国”问题。

1933年废止银两制之后改用的“船洋”银元

在中国是否放弃银本位、采取新币制的问题上，双方并无重大意见分歧。9月21日，李滋罗斯从日本抵达上海，宋子文便向他谈到，在银本位之上用贬值的方法来维持现行币制是不可取的。放弃银本位、与英镑相联是可行的，但要避免作公开的宣告。随后在南京，孔祥熙谈了与宋子文相同的意见，中国对民众将接受新币制持乐观态度，向李滋罗斯谈到：在过去两年里，中国银行已逐渐把纸币代替银元投入流通，显然公众很快会习惯于纸币。

在集中纸币发行权的问题上，中国原则上同意英方的意见，即把纸币发行和储备集中于中央银行，但提出，在一个时期里（例如两年内），让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助手有限制地继续发行纸币，由上述三家银行对发行和储备进行联合控制，而中央银行至少保持50%的储备。对此，李滋罗斯认为基本符合英方原来的方案。

李滋罗斯在谈判中提出，中国应由官方宣布实行银行和预算方面的改革，应该对中央银行进行改组使之更加独立于政府，其主要方法是公开出售中央银行的股额，此外还必须解决财政赤字。李滋罗斯认为，这是进行币制改革的前提。中国则表示原则上同意使中央银行尽可能的独立，但强调完全的独立不能在中国增强其信誉，相反却会在公众中减少吸引力；在财政金融局势吃紧的情况下，不能出售中央银行的股额，但同意尽可能快地向公众出售部分股额，并在董事会中设相应的代表；董事会成员将由股东们选举产生，但总裁和副总裁要由政府任命。中国提出，中央银行将不接受任何外国银行的控制，但表示可能需要纯顾问性质的专家。中方要求不把这一点写入书面备忘录，但肯定将向英方银行要求派一名专家。李滋罗斯则希望在任何情况下，向英国的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发出这一要求。在预算问题上，中国承认情况不太妙，主要困难在于军费开支和沉重的国内债务负担，相应的措施是打算节减军费开支和延长国内债券的偿还期限。孔祥熙和宋子文表示，希望在18个月内实现预算平衡，认为有2000万英镑便可解决国内赤字问题。中国还提出，打算成立国家抵押银行接管和清理被冻结的银行资产。

位于上海外滩的中央银行旧影

在贷款的担保和条件方面，英方要求中国在重新安排国内债务之前，宣布由海关收入作担保的外债秩序。在贷款全部清偿之前，保留英籍人士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中国方面答应在征得国内持券人委员会的同意后，对以海关作担保的债务顺序重作安排。中国希望尽快得到关于借款的明确答复，并愿意保持英人任海关总税务司，但提出：如果英国不想刺激日本，就不要把这点写入借款协定，因为日本正急于谋求这一位置，如果写入借款协定，就会使日本借口宣布借款是政治性的。另外，在海关招聘外籍职员问题上，中方答应由英国帮助确定人选。李滋罗斯还要求中方清理某些积欠债务，如津浦路借款。中国答应，将由铁道部具体负责这一事宜，至10月下旬，中英已基本完成有关币制改革方案的具体谈判，国民政府也通过了有关内容。

从上面的谈判情况看，当时国民政府急于在英国的帮助下推行币制改革，为此，准备在有关银行、币制、预算、金融、海关管理及税收等方面作一系列重大让步。国民党在巩固银行统制问题上，坚持原先的部署，即确立以中央银行为首、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为辅的政府银行网，从而控制其他有影响的商业银行和钱庄。因此，在中央银行售股独立化、褫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纸币发行权问题上，与英方持不同意见。

事实上，自1935年初以来，国民党当局直接掌握的中央银行的地位已大大高于其他各银行之上，并通过增加官股、官董，实际上也已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国民党当局打算通过币制改革，确立以中央银行为主、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为辅的政府银行网的统制，只有这样才可能使稍后将农民银行的地位升格顺理成章。这一谋划并不影响英国原来方案的基本原则，因而得到了英方的谅解。但是，中国明确表示，在英镑借款确定之前，中国不能最后确定采用英镑基础。可以想见，如果当时英国当局果断实行对华贷款，中国的币制就将正式加入英镑集团。然而，正因为英国当局在贷款问题上一再拖宕，使这一方案在最后确定时偏离了英方原先的设想。

宋子文

当李滋罗斯与孔祥熙、宋子文进行上述币制改革方案谈判之际，日本已经明确表示将不参加对华贷款，问题在于英国是否愿意单独对华贷款，李滋罗斯对于英国当局迟迟不作明确的决定十分焦虑。从10月9日到24日，李滋罗斯向英国财政部副部长费希发去了14份电报，报告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具体进展，并指出中国坚持以借款作为与英镑相联的条件，继促英国当局迅速下决心实行对华贷款。在10月9日的电文中，李滋罗斯便认为：在中国的贷款——币制改革问题上，英国与日本达成谅解的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除非日本政府能向中国保证停止接连不断的军事扩张，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会接受日本所提出的军事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将导致日本全面的统治，并给我们的贸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李滋罗斯提出，即使他再度访问日本，与日方达成英国“所期待的广泛的协议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货币方案都必将遭到日本军方的敌视”。并指出：“不管怎样，我倾向于认为把币制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即使涉及1000万镑的风险，这远胜于无所事事。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及在该地区的任何发展，都将加强南京政府在国内的地位。”李滋罗斯甚至认为：“万一方案失败，只要中央政府还存在，我就不相信币制就必然会彻底崩溃，其后果也未必比现在的‘任其所为’更坏些。”在10月13日的电文中，他又谈到英国应该坚持对华贷款、实现预定的方案，“如果能使别国参加（对华贷款）当然更好，但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不能让别人来否定我们认为是合理的方案”，10月18日李滋罗斯再次电告英国当局：“……此地的市场十分疲弱，上海和香港将发生钞票贬值的谣言被广为传播，要使局面不至于完全失控，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和有保证地采取行动。”他并且建议，由财政部出面，命令汇丰银行发行1000万镑的债券。

在英国国内，拖宕对华贷款的主要原因是英国当局顾忌日本的反对。当李滋罗斯访日游说日本当局参加联合对华贷款而未获成功之时，英国外交部远东处便提出，应立即召回李滋罗斯，以免引起与日本的进一步的麻烦。在得知李滋罗斯与孔祥熙、宋子文的谈判情况后，英国财政部与外交部基本上是满意的，但都认为，在对华贷款——币制改革方案的施行中，其他大国的合作是重要的，尤其日本的合作是最基本的。两个部的区别在于：财政部认为应努力谋取日本的合作，为此可暂时拖宕施行方案；外交部的观点则是，要得到日本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英国单独贷款便会与日本直接对立因此，如果中国坚持以借款作为两国币制相联的条件，英国只能放弃原来的方案。外交部并明确向财政部提出：这一问题涉及政治、金融、经济等方面的许多因素，因而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必须经过各部联席会议的讨论。这样，就阻止了原先持积极态度的财政部对此问题单独作出决定。另外，由于中国方面以前拖延清偿积欠债息，债务信用极差，要在伦敦市场发行新的中国债券前景确实不容乐观，如由英国政府银行出面贷款，又受到中国银行团（英、美、法、日四国参加）有关规定的束缚。

英国银行和伦敦皇家交易所（1910年）

这样，直到10月22日，英国财政部才给了李滋罗斯一个不甚明了的答复：“币制改革的方案，从技术角度而言看来对我们甚为有利，但我们的困难在于政治方面。”10月24日，李滋罗斯便致电英国当局：“如果我们打算帮助中国走向稳定，那么迫在眉睫的事便是确定方案的细节，并同亨奇曼讨论贷款的可能性。他还指出：“旷日持久的拖延正在引起疑虑，如果继续下去，就会严重影响我在此地使命的权威性。”然而，同一天英国财政部决定：在李滋罗斯再度访日并取得成果之前，暂时对贷款不作最后的决定，“否则，任何新贷款都将受到日军侵犯的摆布”；同时，要求国民党明确告知美国，中国将以英镑作为新币制的基础，然后再同美国达成出售白银的协定。

事实上，这两点是难以做到的。10月27日，李滋罗斯再次向英国当局提出：英国贸易的增加和以往贷款的解决，最终将取决于中国经济振兴的可能性，而币制改革则是朝着经济振兴跨出的第一步；对华贷款的最主要的担保，是列入海关收入担保的前列，因此，即使中国币制改革方案失败，持券人的利益也能得到足够的保护；在英国的财政援助下使中国采用英镑本位，这无疑有助于提高英国的威望。但是，10月30日英国外交部再次电告李滋罗斯：只有当中国明确向美日两国告知将采用英镑本位，并且得到美国的购银保证和日本的合作之后，英国才能对华贷款。

这样，正是英国当局的拖宕态度，使本来已初步达成的中国币制与英镑相联的方案，偏离了英国当局原先的设想。

未完待续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