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有3场战役我军以多敌少反而失败，分别是谁指挥的？

1946年9月22日凌晨，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山谷里，晋察冀军区的报务员盯着耳机，稀疏的电流声忽强忽弱——这段监听不到头绪的密码电报，正是张家口方向的“盲点”。谁也没料到，一场以多胜少的设想，会先在这里出现裂缝。

不少人谈到解放战争，总爱用“势如破竹”形容，但战争从来不是连串神话。全局胜利背后，确实有三次让人遗憾的战役：张家口、南麻临朐、三战四平。指挥席上分别坐着聂荣臻、粟裕、林彪，兵力都占优势，却没能夺得战场主导权。

先说张家口。1946年9月底，傅作义麾下的第35军和暂编第5军完成草原大回环，突然在张北落脚。晋察冀军区此时已有近二十万人，防线却被这支两万人马从最薄处撕开。原因很直接——保密等级临时提升，傅作义自创一套电码，情报系统完全失声。聂荣臻判断“必要时张家口可放，可不轻放”，可当张北的骑兵团被冲散，守城已成奢望。10月10日，我军撤出张家口，蒋介石在南京召开记者会自夸“半年解决问题”，虽属夸口，但舆论压力的确袭来。

兵力对比是解放军二比一，甚至更高，却因情报落空而遭挫，这是第一课：信息若失真，再多部队也站不住脚。

1947年7月，华东暴雨季来得格外早。17日黎明，南麻镇的民房还冒着炊烟，粟裕已把四五个纵队摆成弧形，准备“先捣胡琏，再打黄百韬”。按纸面兵力，新11师最多一万五千人，而华野围攻部队是敌军三倍。哪料天公不作美，一场瓢泼雨足足下了七天。炮弹、导火索、火药包全潮得像泥。胡琏端着轻机枪冲在最前，“别慌，跟我来！”他吼道，连开数枪打退了试图逃跑的士兵。阵地越打越小，却死死钉在核心阵地。

粟裕并非没想到变化，他打算硬撕开胡琏侧翼后，再转兵迎击黄百韬，但连续阴雨让重炮前推困难，弹药补给掉链子。等到援军成排扑来，华野已伤亡逾万人，只能在30日夜色中悄然撤出临朐。整个南麻—临朐作战，华野付出两万余代价，终究没撼动新11师。战后，国民党将这役列入“对共二十四战”。

一趟失败，教会部队两件事：一是再强的指挥才能也敌不过自然条件的极端变化；二是“顽强守备”并非国军不会，而是看指挥员是谁。胡琏的名字，从此在华野作战地图上被特别标出，加黑加粗。

时间拨回一个月——1947年6月11日，东北平原麦浪翻滚，第三次四平保卫战开场。林彪将濒危的中长路德惠—四平段视为心腹大患，决意“一抓到底”，以8个师强攻城垣，同时布17个师阻援。兵员总数近10万，对面陈明仁仅3.5万，算上警察也不过4万。表面是“以多吃少”，实际上却是硬骨头。

陈明仁把四平外围统统让出，只固守城区，构筑近百个火力点。林彪没再像二战四平那样分兵渗透，而是多轴攻城。6月14日至27日的每日冲击像是砂纸打磨城墙，伤亡越来越大，却拱不动核心工事。陈明仁声嘶力竭：“谁敢退，督战队就地正法！”这种狠劲，加上杜聿明在25日之前先后空投、铁路线输送十个师增援，局势急转直下。林彪最终令部队撤出四平，伤亡超过两万，略少于守军。

几个月后，东北野战军重新总结战例：第一，攻坚不能舍得投重炮；第二，“广积粮、缓称王”不适用于城市突击；第三，对手并非纸糊，一旦给其争取到时间，胜负天平就摇摆。

这三次失利有共同点：

1. 情报或气象等外部因素被低估（草原包抄、瓢泼长雨、援军突至）。

1. 指挥员对敌方主将的性格评估不足（傅作义的迂回、胡琏的悍勇、陈明仁的顽固）。

1. 城市攻坚经验尚浅，重火力与后勤配合不到位。

有意思的是，正是短板暴露后，部队很快调整：1948年济南战役，华野先抽掉外围、再围点打援，八天拿下省城；1949年平津战役，第三十五、第三十五重炮团前推火力，仅29小时就攻克天津。细看战术变化，几乎都是在这三次败仗里提炼出的教训。

一支部队可以在胜利中看到光，也要在失利里找到路。当张家口的城头升起青天白日旗、当南麻的稻田遍布弹坑、当四平街巷烟尘滚滚，前线将士并不知道下一场大捷是什么时候，可他们明白——打不下来，就想办法再练。学习、试错、再投入，这才是解放战争后半程持续跃迁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