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管晏列传》有感，兼谈我的一件糗事 | 陈漱渝

你在思考着什么-2号（国画）张博闻，选自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第十三届上海美术大展

中国语言文字丰富，仅四字成语就多达约五万条，其中有一个广为人知，叫“管鲍之交”。管即管仲（？~公元前645年）。鲍即鲍叔牙（？~公元前644年）。他跟管仲先后辅佐齐公子小白，使小白成了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据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被齐桓公重用之后，深感鲍叔的推荐之恩，知人之明，宽厚之心。因为他跟鲍叔合伙做生意的时候，“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体谅他的贫穷，不以他为贪。他跟鲍叔共事的时候，管仲出了些主意并未奏效，鲍叔不以他为愚，知道他遇到了不顺利的情况。管仲做官三次被罢免，鲍叔不认为他无才，知道他时运不济。管仲打仗屡战屡逃，鲍叔不认为他是胆小鬼，知道他有老母需要奉养。管仲曾经辅佐的公子纠在政坛失败，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幽囚受辱，鲍叔不认为他无耻，知道他有大抱负而不拘小节。

2002年3月19日，因为年过六十岁，国家文物局党组决定免除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行政职务。在4月4日的宣布会上，我作了一个表示感激的发言，后来发言全文引录进我的自传《沙滩上的足迹》（三版改名为《我活在人间》）。为了表达单位干部职工对我的宽容和支持，我援引了“管鲍之交”这一典故，但情感激动时把管仲说成了鲍叔，历史人物的关系整个弄颠倒了。这本自传出版15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7月14日，邹洪涛先生在《温州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误记与误忆二则》，订正我的上述错误。这件事令我汗颜。文中对我的褒奖以及为我进行的开脱更是让我无地自容，产生了公开认错并予纠正的写作愿望。

邹先生把我这件糗事说成“口误”，这是确实的，但归根结蒂还是我对传统文化缺知少识。我学识上先天不足，在中文系就读时，又赶上陈伯达提出“厚今薄古”的口号。在文化教育界，这是继“反右”之后的又一次运动。我本来就对古典文献陌生，比如清代的普及读物《古文观止》，共收先秦至明代的古文222篇，但我接触到的不过几十篇，而且一知半解。所以出现上述“口误”，根本上还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如果熟读唐诗三百首，熟读古文二百篇，就很难出现这种低级错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我借助工具书把《管子》一书粗读了一遍，有些感悟。于是写成读后感，希望继续得到各方面的斧正。

首先需要说明，至今流传的《管子》一书中虽偶有出自管仲本人的部分，但就全书而言应是管仲学派的集体著作。战国时代《管子》一书几乎家喻户晓，但汉代以后逐渐湮没不彰。据说原书共有564篇，大多重复，还有佚失，至今实存76篇。1956年，郭沫若在闻一多、许维遹等人校释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管子集校》，并于当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一版本的某些方面虽然仍存有争议，但毕竟是一部超越前人的校本。

我觉得，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管子及其著作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因为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孟，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庄，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商鞅、韩非、李斯，而对管子的研究往往淹没于其中，以至在一些有关思想史的专著中都没有关于管子的独立章节。至今对管仲的生年、祖地、家族等都说法不一。然而就其内容，《管子》一书的博大精深为诸子百家中所罕见，其经济思想尤具当代意义。

管仲生活在周室衰微、诸侯纷争的春秋前期，比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要早约170年，他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跟后来孔子一样，实质上都是一种“牧民术”“驭民术”，借用鲁迅的说法，也可称为“野兽训练法”。因为无论是儒家思想抑或法家思想，都是以维护等级制为前提，百姓在他们心目中都是君主治理的对象。不过他们把君主区分为明君与暴君：明君施仁政，暴君施苛政。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提倡“仁”与“礼”；而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严刑峻法。管仲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使君王、大臣、贵族、百姓都有法可循，但总目的当然是加强君主的威势，让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群臣不敢为非作歹，老百姓也会服服帖帖。管仲的过人之处，是他率先提出了以法治国为核心，“礼法并用”的治理模式。在两千多年前，这是十分不容易的。所以管仲的学说不为当时的大臣、贵族所欢迎。

司马迁的《管晏列传》主要肯定了管仲在“任政相齐”后的三大贡献：一，“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二，提出实仓廪，知礼节。三，“知与之为取”，懂得“与”和“取”之间的辩证关系。

齐国滨海，有发展经济的特殊地理环境。在《管子》一书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内容在谈经济。当然，管仲跟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限于春秋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有重农业，轻商业和手工业的明显倾向。但其经济思想的丰富性和超前性却使我惊叹不已。管子深谙民心向背关系到社稷安全，所以提出了“以百姓为天”的口号：“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在具体措施上，他调节贫富、改革税制、刺激消费、管理市场、反对房地产过度开发。他甚至用操控粮食的手段发动贸易战，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段消灭了一些诸侯国。在管仲的惠民政策中，还包括了敬老爱幼，助残扶贫，保护生态，防灾抗疫等（《管子·度地》），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管仲以德治为法治的思想辅佐，以经济基础为精神文明的础石。他任免官员的原则是德位相配，任人唯贤，反对官场奢靡之风。《管子·权修》篇指出：一个国家如果修建了过多的楼台亭阁，就会增添百姓的负担，削弱国家实力，降低君主威望。鲍叔是管仲的伯乐，有举荐之恩。然而管仲病重之时齐桓公问他是否让鲍叔来辅佐国家大政，管仲却认为一个叫隰朋的人更为合适，因为他高瞻远瞩而不耻下问。这显示出管仲不搞“山头政治”的宝贵品格。所以管子提倡的法治，对国君、官员、百姓以及他自己都有约束力。

《管子》这部著作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思维，比如刚柔相济，大小互补，远近相共，虚实相兼，轻重并用……“与和取”也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与”就是给予，付出；“取”就是得到，招致。在治国之道上，有时必要的付出反能获取更大的收益。书中记载，鲁国发生内乱时，齐桓公派人去平息，事后鲁国派人到齐国送礼，请求做齐国的“关内侯”，齐桓公没有接受。狄人进攻邢国时，齐国对邢国国君加以赐封，表示支持，邢国事后进贡珠玉，请求做齐国的“关内侯”，齐桓公也没有答应。狄人进攻卫国时，齐桓公对卫王进行封赐，并赠送三百匹良马。齐国的这些对外援助受到了各国诸侯的赞誉，纷纷像赶集似的前来归顺。所以说，必要的付出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管仲认为这便是治理国家的法宝。

在介绍完管仲的业绩之后，司马迁接着介绍辅佐齐灵公、庄公、景公的君师晏婴。这种体裁就叫合传。晏婴（？~公元前500年），字平仲，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其事迹多见于《晏子春秋》。司马迁在列传中并没有介绍晏婴的思想和政绩，而只是写了他的生活细事，特别是他与贤人越石父和马车夫之间的两件轶事：越石父被人卖到赵国当了三年奴隶，晏子跟他邂逅之后，觉得此人气度非凡，就用自己车辆左侧的一匹马给他赎了身，两人一起回到了齐国。晏子回家之后，未跟越石父打招呼，一个人直接进屋去了，越石父十分生气，要求跟晏子断交。他觉得自己被不了解的人轻视怠慢没必要生气，而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仍然不尊重他，那还不如原来在缧绁之中。晏子听了这番话，感到自己没有真正做到礼贤下士，便把越石父尊为上宾，两人成了莫逆之交。这个故事表现了越石父的铮铮傲骨，又突显了晏子知错即纠、广纳贤士的博大胸怀。第二件轶事是，晏子的车夫意气扬扬，十分自得。有一次，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窥到晏子，便提出跟丈夫离婚。车夫问她要离婚的原因。妻子回答道：“晏子这样矮小，居然官至宰相，名扬诸侯。你高大魁梧，给人当车夫还自以为得意，我不跟你过了。”车夫从此严格要求自己，后来被晏子提拔，做了齐国的大夫。司马迁佩服晏子的才华和为人，表示如果晏子还活着，他也愿为晏子执鞭赶车。

《管晏列传》的作者司马迁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开山祖师。《史记》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著作，从这个意义上堪称为史诗，代表了两汉文学的最高水准。司马迁十岁诵古文，三十六岁遵父命撰写《史记》。他的成就来自于“读万卷书”，也得益于“行万里路”。他曾随汉武帝出巡，饱览名山大川，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所以《史记》中的记载有的来自于文献典籍，有的来自于口述历史。比如《管晏列传》中，晏子的车夫跟他妻子的那番对话，肯定是来自口口相传，因为即使当年有监视器和录音机，也未必能录到夫妻间这种私密性的对话。但就总体而言，《史记》的基本史实可靠，堪称信史。

《管晏列传》的文学性，首先表现在文中包含的小说因素和杂文因素。管仲这个历史人物事迹突出，思想丰富，但司马迁只突出了“管鲍之交”。晏子气度恢宏，智勇双全，司马迁只突出了他的两件轶事。这种写法类似于当下的小小说。司马迁解释道：“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大意是：我读了管子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以及《晏子春秋》，他们的言论记载得已很详尽。读了他们的著作，还想考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为他们撰写了列传。至于他们的著作，世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重复，只记他们的轶事传闻。

《史记》中的杂文因素，主要体现在文末“太史公曰”这一部分。“太史公曰”是《史记》每篇结尾部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集中表现出司马迁的史德与史识。司马迁的评价褒贬分明，胆识过人。管仲这个人物，司马迁明知被“孔子小之”（《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意思是：管仲的气量狭小得很呀）而他生活的时代，汉武帝又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司马迁公开发表这种见解，可以说是逆君而行。他秉笔直书，表现了史家的凛然骨气。

《管晏列传》的文学性还表现在语言精警凝练。文中介绍晏子的私人生活和官宦生涯仅用了75个字：“食不重肉，妾不衣帛”，表现了晏子的俭朴自律。“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表现了晏子的官场智慧。这句话的大意是：君王有话咨询他，他就正直谏言；没有问到他，他就谨慎行事。君王有道，他就坚决贯彻；国君无道，他就权衡利弊，酌情处理。这就是晏子能成为三代君师，使齐国名扬诸侯的原因。

《管晏列传》语言的凝练，不仅表现了司马迁驾驭文字的能力，而且表现出他对笔下人物思想行迹的精准把握。“仓廪实而（一作‘则’）知礼节，衣食足而（一作‘则’）知荣辱”，出自《管子·牧民》篇，提纲挈领地介绍了管子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的辩证理解。“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晏子的处世为人之道，也是司马迁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司马迁的人生悲剧是为友人李陵辩护酿成的，而他的出发点却是“进思尽忠”，思之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管晏列传》的文字还有一种震撼情感的韵律感。韵律感不仅来源于语言的节奏，如通过管仲的自白表现鲍叔的美德，连用了包含“不以”二字的五组排比句，荡气回肠。以这种排比加深了读者对鲍叔牙知人美德的印象。“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种肺腑之言，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使“管鲍之交”成了千古绝唱。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老病交加，诸多不顺。在人生的灰暗时刻，我勉力写了这篇短文，聊以补过。如果天假我年，我仍会继续写若干篇，辑成一组《陈漱渝学术反思录》。

原标题：《读《史记·管晏列传》有感，兼谈我的一件糗事 | 陈漱渝》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钱雨彤

本文作者：陈漱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