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至晚年著书，痛骂赵四背刺自己，害张学良失去自由，无可原谅

1958年初冬，曼哈顿第五大道的橱窗堆满圣诞彩灯。商界友人凑到一位身着深色呢大衣、步伐稳健的东方女士身旁低声说：“于夫人，今年又是大丰收。”她微微点头，却匆匆离去。街角咖啡座内，她摊开的不是财务报表，而是从台北新寄来的报刊剪辑——那些字里行间，把张学良与赵一荻即将“再婚”的风声写得煞有介事。灯火照着纸面，于凤至沉默半晌，合上文件袋，心里那根弦再也绷不住：必须写书，把事情摆到阳光下。

往事翻到1922年，20岁的于凤至在天津与张学良成婚。彼时少帅意气风发，沈阳督办公署里掌声、礼炮、红毯，一应俱全。新娘自幼受西式教育，精明干练，被奉为“少帅夫人中的正宫典范”。然而豪门婚礼后不过七年，北平的春日午后，赵四小姐拎着包袱闯进少帅寓所，跪在堂屋青砖地，声声唤“嫂夫人”。屋外槐树落英缤纷，于凤至只觉胸口堵着闷雷，却在外人面前抿唇说道：“既来则安，你若肯守规矩，也未尝不可。”一句宽宥，当场写下三条约法：对外称秘书，对内不得争位分，子嗣归正室抚养。她自信这纸契约能锁住风波，却想不到多年后会反噬。

1933年春，热河失守。张学良因“东三省不抵抗”被骂成“少帅逃兵”。下野后他携妻子环游欧美，照片里欧式阳光与东方绅士相映成趣。赵一荻没在身旁，却通过无线电报、长信笺随时支撑他的情绪。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病房灯光昏黄，于凤至做完乳腺切片后，常借来那一沓沓情书读给自己听，仿佛在给两人共度危机加码信心。她坚信，只要底线在，感情与规矩可以并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郊炮声骤起，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押着蒋介石飞回南京后，自陷囹圄。消息传到伦敦，于凤至扶着病床便起身，她告诉护士：“我要回国，我丈夫出事了。”归国路上，她不停写电报给南京国府，表达愿与丈夫同囚。终获准进入看守所时，她第一眼看到的是灰墙铁门之间那张憔悴的面孔；两人隔栅相望，无声泪流。蒋介石为安抚东北军旧部，允许她陪伴，但日夜看守如影随形。

1940年春，她的病灶恶化。蒋氏批准赴美治疗，并口头允诺“手术成功后再议特赦”。临登船，张学良低声嘱咐：“照顾孩子，其他莫忧。”甲板上波涛咆哮，她回眸——赵一荻站在码头深处，神情复杂。两位女士目光短暂交汇，谁也没说话，海风却把裙角吹得猎猎作响。

美国西岸的阳光灿烂，金融市场更灿烂。凭着多年理财手腕，她很快拥有千万美元资产，洛杉矶商会称她“远东第一女资本家”。可每到夜深，她望着空旷沙发直愣神：那本属于张学良的位置，被时间掏空。

1964年9月，台北阳明山别墅灯光摇曳。蒋介石派来的随从向张学良递过稿纸：“外界舆论汹涌，需表态。”张学良仅写八个字——“愿与赵一荻终老台湾”。这份声明两小时后便跨海传到洛杉矶。于凤至握着电报，指节泛白：赵四突破了当年合约最后的防线。

随之一纸“友好离婚协议”被送到加州。来人含糊其辞：“夫人，此举或可换取少帅生活宽慰。”她扫了一眼，签字，却冷冷回句：“若此举堵死他自由之路，后果自负。”旋即锁门，开始在深夜伏案——四十万字的英文手稿《My Past and Present》逐渐成形，她用锐利笔锋揭旧约、点名讥讽赵一荻“暗箭夺门，封死汉卿生路”。“背刺”一词，她反复琢磨，最终仍留在纸面。

1970年代初，美国国会议员多次质询蒋介石“非法囚禁张学良”，台北方面稳坐太平，却靠着那份“自愿留台”声明挡下压力。于凤至在书中指出：“若无赵一荻此举，汉卿当早已踏上自由土地。”这句话后来成为不少学者研究台湾政治术语“自愿软禁”时的注脚。

从1967到1986年，少帅隐居阳明山。对外传来的消息，无非钓鱼、临帖、讲佛。有人问警卫队员：“张先生可幸福？”答曰：“山色青翠，自有禅意。”三十里外的台北街头喧嚣却与他无关，他真正的牢笼不是高墙，而是那张证婚书。

1990年3月20日，于凤至病逝洛杉矶。讣告不做铺陈，只简短写着：金融家、慈善人、曾为张学良夫人。半年后，台北终于松口。九十岁的少帅脚步蹒跚踏入火奴鲁鲁机场，面对闪光灯，他抬头望天空。记者高声追问：“先生此行有何最大遗憾？”他只是淡淡答了三个字：“来得晚。”

同年年底，回忆录中文版在香港付梓，书商特地把“无可原谅”四个字放大印在腰封。读者翻到末页，停在那句未完的感叹：“汉卿或许此生，再无真正自由。”字迹略有颤抖，却锋锐依旧。时局变换，人心冷暖，却没有任何删改能抹去那把寒光森然的刀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