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沈醉第一任妻子，建国后官至正厅级，至死不知道前夫真面目

1949年深秋，北京街头的冷风透骨。西北军区机关大院里，一张调令刚刚贴出：莫耶被任命为文化部秘书处负责人，行政级别正厅。围观的干部窃窃私语，却没人知道这位干练女干部曾与军统大特务沈醉有过短暂婚姻。她本人也未曾想到，那个名叫“陈仓”的青年记者，其真实姓名竟会在若干年后写进中统黑名单。

时间往回拨到1918年，福建安溪。缅甸华侨陈震与妻子迎来小女儿陈淑媛。陈震在国民党部队任职，家境殷实，给女儿聘请家庭教师，英文、钢琴开小灶。陈淑媛性格却一点也不“闺秀”，十来岁就跑去报馆投稿，文章常被进步教师当成范文。也正因为此，她被秘密引向了“新思潮”。

16岁那年，家里爆发冲突。父亲收姨太太，女儿痛斥其“封建”，父女彻底翻脸。母亲暗里塞给她十块银元、两件棉衣，“走吧，到上海去。”陈淑媛改名“陈真”，在《妇女生活》杂志做校对。就是在这里，她遇到自称“陈仓”的青年记者。两人谈时事、谈编辑方针，相见恨晚，很快步入同居。

恋情并不顺利。陈仓的母亲嫌姑娘“不守妇道”，坚决反对；更棘手的是，身为复兴社交通员的陈仓本人也背负隐秘身份，行动与言语时刻受限。一次抓捕行动中，他翻窗失足从三楼摔下，左眼险些失明。陈淑媛整夜守在病床前，哄他服药。临别前，陈仓虚弱地笑：“等我好起来，就娶你。”一句话让她泪流不止。

1935年初夏，沈醉伤未痊愈，仍冒着巨大风险与陈淑媛登记同居。孩子出生后，他忽然变得冷淡，劝她“回家带孩子”。陈淑媛一句“不”，把两人的裂痕彻底揭开。她坚持回到编辑部，稿件写得比以前更毒辣，直刺时弊。沈醉一面隐瞒军统身份，一面忙于情报生涯，家庭成了负担。空气里弥漫着无可挽回的味道。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延安成为无数青年的朝圣地，陈淑媛拿出积蓄，买了去西安的车票。临行前，沈醉终于坦白自己是“政府要员”，但谎称姓赵。他请求她留下，“延安险恶”。她冷静地回答：“你我道不同。”随即剪断手腕上那枚对戒链，独自北上。

抵达陕北后，她把名字改成莫耶——寓意“磨砺新业”。鲁迅艺术学院的夜晚，煤油灯下，她和贺绿汀改歌词、对旋律，《延安颂》就在这间窑洞里哼出了第一段。歌曲首演那天，中央首长站在土坡上频频点头；年轻战士干脆拉破嗓子跟着唱，声音冲进暗夜。

1938年，重庆《新民报》出现一则寻人启事：寻找“陈淑媛女士，与儿共盼团圆”。友人将剪报寄往延安，莫耶默默收好。双方通信仅维持数月，随后因交通阻断、情报管制戛然而止。她并不知道，对方其实是军统少将沈醉；而沈醉更不能透露，只能在信末潦草写一句“多保重”。

延安整风期间，莫耶因短篇小说《丝瓜花》被怀疑“资产阶级情调”，接受组织审查。谈及个人婚史，她只说“曾与一记者同居”，不知其本名，调查无从深挖，被定为一般性质。劫后余生的莫耶把精力投向抗敌演出，一口气写出十几个秧歌曲本，战士们在前线哼唱，“咱们工农子弟兵，越打越精神”。

新中国成立，莫耶调西北军区政工部。她的文化干部身份让她坐进机关办公室，却依旧保持窑洞作息：清晨五点起床，晨读俄译小说；午间去操场打排球；夜晚再次伏案写作。几年后，她与青年翻译家方唯若登记结婚。有人好奇：“听说你早年有段旧情？”她淡淡一笑：“往昔如烟。”

1957年“反右”，莫耶被划为“中右”，撤职降级。写作停笔，被分去西安机务段劳动。烈日下，她抡大锤敲枕木，肩头磨出紫红血泡。多年后她自嘲：“那会儿笔杆子换成锤子，也算革命文艺贯彻到底。”苦笑一句，转身就去割钢轨边的野菜充饥。

1963年，公安部门根据旧档案，怀疑莫耶与军统沈醉有牵连。调查员专程到秦城监狱找沈醉核实。沈醉摘下老花镜，缓缓道：“莫耶同志与本人无组织关系。”随后合上卷宗，拒绝再谈。正因这句否认，莫耶免于更严重冲击。两人的命运线，到了此刻彻底断开。

1979年组织甄别，莫耶官复原职。已到耳顺之年的她重新握笔，电影文学剧本《山花》拿下金鸡奖提名，小说《雪线》被选入部队连环画。采访时，有记者问：“若再见到当年的那位记者，你想说什么？”她沉思片刻，回答仅五个字：“皆成过眼云。”

1986年冬，莫耶病逝于解放军总医院。整理遗物时，家人在旧木箱底发现数页泛黄书信，上面落款不是“沈醉”，也不是“陈仓”，而是那个再普通不过的字：赵。她终其一生也未能将这串名字拼凑成真相，或许，对她而言，谜底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