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北京街头的冷风透骨。西北军区机关大院里,一张调令刚刚贴出:莫耶被任命为文化部秘书处负责人,行政级别正厅。围观的干部窃窃私语,却没人知道这位干练女干部曾与军统大特务沈醉有过短暂婚姻。她本人也未曾想到,那个名叫“陈仓”的青年记者,其真实姓名竟会在若干年后写进中统黑名单。
时间往回拨到1918年,福建安溪。缅甸华侨陈震与妻子迎来小女儿陈淑媛。陈震在国民党部队任职,家境殷实,给女儿聘请家庭教师,英文、钢琴开小灶。陈淑媛性格却一点也不“闺秀”,十来岁就跑去报馆投稿,文章常被进步教师当成范文。也正因为此,她被秘密引向了“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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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那年,家里爆发冲突。父亲收姨太太,女儿痛斥其“封建”,父女彻底翻脸。母亲暗里塞给她十块银元、两件棉衣,“走吧,到上海去。”陈淑媛改名“陈真”,在《妇女生活》杂志做校对。就是在这里,她遇到自称“陈仓”的青年记者。两人谈时事、谈编辑方针,相见恨晚,很快步入同居。
恋情并不顺利。陈仓的母亲嫌姑娘“不守妇道”,坚决反对;更棘手的是,身为复兴社交通员的陈仓本人也背负隐秘身份,行动与言语时刻受限。一次抓捕行动中,他翻窗失足从三楼摔下,左眼险些失明。陈淑媛整夜守在病床前,哄他服药。临别前,陈仓虚弱地笑:“等我好起来,就娶你。”一句话让她泪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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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夏,沈醉伤未痊愈,仍冒着巨大风险与陈淑媛登记同居。孩子出生后,他忽然变得冷淡,劝她“回家带孩子”。陈淑媛一句“不”,把两人的裂痕彻底揭开。她坚持回到编辑部,稿件写得比以前更毒辣,直刺时弊。沈醉一面隐瞒军统身份,一面忙于情报生涯,家庭成了负担。空气里弥漫着无可挽回的味道。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延安成为无数青年的朝圣地,陈淑媛拿出积蓄,买了去西安的车票。临行前,沈醉终于坦白自己是“政府要员”,但谎称姓赵。他请求她留下,“延安险恶”。她冷静地回答:“你我道不同。”随即剪断手腕上那枚对戒链,独自北上。
抵达陕北后,她把名字改成莫耶——寓意“磨砺新业”。鲁迅艺术学院的夜晚,煤油灯下,她和贺绿汀改歌词、对旋律,《延安颂》就在这间窑洞里哼出了第一段。歌曲首演那天,中央首长站在土坡上频频点头;年轻战士干脆拉破嗓子跟着唱,声音冲进暗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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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重庆《新民报》出现一则寻人启事:寻找“陈淑媛女士,与儿共盼团圆”。友人将剪报寄往延安,莫耶默默收好。双方通信仅维持数月,随后因交通阻断、情报管制戛然而止。她并不知道,对方其实是军统少将沈醉;而沈醉更不能透露,只能在信末潦草写一句“多保重”。
延安整风期间,莫耶因短篇小说《丝瓜花》被怀疑“资产阶级情调”,接受组织审查。谈及个人婚史,她只说“曾与一记者同居”,不知其本名,调查无从深挖,被定为一般性质。劫后余生的莫耶把精力投向抗敌演出,一口气写出十几个秧歌曲本,战士们在前线哼唱,“咱们工农子弟兵,越打越精神”。
新中国成立,莫耶调西北军区政工部。她的文化干部身份让她坐进机关办公室,却依旧保持窑洞作息:清晨五点起床,晨读俄译小说;午间去操场打排球;夜晚再次伏案写作。几年后,她与青年翻译家方唯若登记结婚。有人好奇:“听说你早年有段旧情?”她淡淡一笑:“往昔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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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莫耶被划为“中右”,撤职降级。写作停笔,被分去西安机务段劳动。烈日下,她抡大锤敲枕木,肩头磨出紫红血泡。多年后她自嘲:“那会儿笔杆子换成锤子,也算革命文艺贯彻到底。”苦笑一句,转身就去割钢轨边的野菜充饥。
1963年,公安部门根据旧档案,怀疑莫耶与军统沈醉有牵连。调查员专程到秦城监狱找沈醉核实。沈醉摘下老花镜,缓缓道:“莫耶同志与本人无组织关系。”随后合上卷宗,拒绝再谈。正因这句否认,莫耶免于更严重冲击。两人的命运线,到了此刻彻底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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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组织甄别,莫耶官复原职。已到耳顺之年的她重新握笔,电影文学剧本《山花》拿下金鸡奖提名,小说《雪线》被选入部队连环画。采访时,有记者问:“若再见到当年的那位记者,你想说什么?”她沉思片刻,回答仅五个字:“皆成过眼云。”
1986年冬,莫耶病逝于解放军总医院。整理遗物时,家人在旧木箱底发现数页泛黄书信,上面落款不是“沈醉”,也不是“陈仓”,而是那个再普通不过的字:赵。她终其一生也未能将这串名字拼凑成真相,或许,对她而言,谜底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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