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的事情，不能全怪前院长，因为他也怕——我来证明

01 徐某平绝对没故意搞走《江南春》

南京博物院已故“前院长”总共有4位，其中2位是在绝望中自杀，分别是姚迁和曾昭燏。

而最近被拍卖的仇英《江南春》图，“两次被鉴定为假画”的时间，都在曾昭燏担任院长期间：第一次是1961年，第二次是1964年6月。

最近有一个谣言，说有人为了获得南京博物院的文物--包括仇英的作品《江南春》，故意安排人把真画鉴定成假画，然后安排文物商店卖掉，自己再悄悄地买走。

还有人怀疑：签字同意把这件文物划拨到文物商店去卖掉的前院长徐某平，是参与者。

我坚定地认为这是谣言，而且我可以证明。理由如下：

1.《江南春》被第一次鉴定为假画是1961年，直到十二年后的1973年，徐某平才被调到南京博物院工作，负责库房管理，他根本没有“故意搞假鉴定”的时间。

2. 徐某某签字同意把包括《江南春》在内的1259件赝品划转给江苏省文物商店的时间是1995年5月，而直到2年后的1997年6月，这批赝品才获得上级审批通过，并被“省文物商店正式全部运走”：

有人说，那是因为审批效率低，等了2年很正常（其实也不正常，但不是本文重点）。

那么，省文物商店运走《江南春》以后、挂出来卖掉，这事总不需要再次审批2年了吧？但这件《江南春》被“顾客”买走的时间，是距离徐某平签字同意划拨给省文物商店整整6年、距离文物商店运走赝品整整4年后的2001年：

换成你来操作这个事情，你会在文物商店马上买走，还是再等4年才去买？

所以，关于徐某平的谣言证伪完毕。

02 庞家也不能怪曾昭燏

包括马未都在内的一些网友，支持“博物院鉴定出赝品后，无必须通知甚至应该退还给捐赠人后代”。

院当时并没有通知捐赠人，所以时任院长曾昭燏“有错”。

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时代背景：

1964年6月，正处于“四清运动”期间，中国社会到处在“整人，还曾有过《整人顺口溜》：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当时的院长曾昭燏，距离彻底崩溃、彻底绝望只有半年。

而她从中山陵景区原名“阵亡将士纪念塔”的灵谷塔上跳下来以后，才过了2年，就有南京博物院的斗争积极分子带队跑到她的墓地，要“掘墓扬骨”。

幸亏突降大雨，风吹墓地，这群人难忍风雨，只能草草砸烂墓碑而去。

在这样的年代，我们还能追究南京博物院的前院长，为什么没有把鉴定为赝品的文物退还给捐赠人？

03 庞家也不能全怪徐老先生

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姚迁为了追讨老干部借走的文物，得罪了人，遭人陷害攻击。

在前任曾昭燏自尽二十年后的1984年，《光明日报》连发3篇文章，指责姚迁“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凭借权势不择手段，把单位科研人员作为名利的摇钱树......”，姚迁一气之下，以死明志，也选择了在家中自缢。

事后工作组平反：所谓“姚迁侵占同事科研成果”，事实是南博某位工作人员为了提高论文通过率，未经姚迁同意，擅自加上姚的名字。

而在姚迁自缢那天的白天，后来担任院长的徐某某，亲手转交了文史专家冯其庸的一封信给他，还亲眼看到姚迁“读后泪如雨下，连连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湖平同志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以为他说的是整他的人们......”

徐某某以为姚迁死之前哭着说的“整他的人们”，就是姚迁得罪的利益群体。

有权力让《光明日报》连续两天发布诬陷姚迁的文章的人，是什么人？

肯定还有人知道，80多岁的老人徐先生也知道，就算他当时不知道，后来他也肯定知道，因为：

姚迁走了以后，第二年他就升任副院长了，在十六年的副院长生涯中，后6年是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院长，最后又升任院长干了5年。

他当一把手的11年间，那些找姚迁借文物老干部们归还了给南博了吗？

老干部们会因为姚迁的死而收手吗？

不清楚。

但有些新干部，却冒出来了。

据新华网报道，原南京市的落马干部、曾任苏州领导的杨某泽，曾直接拿走博物馆的藏品：

而他在苏州当市长的2001-2004年，有一位副市长姜某杰，让儿子开拍卖行，通过文物拍卖，来“洗”贪污来的钱：

坦白讲，换成我来当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如果碰到杨某泽这样的新干部，或者姚迁得罪的老干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文物不见了，我们不能全怪前院长。

04 也不能全怪干部

干部也是人，是人就有欲望，有权力的人犯法当然有错，但某个岗位上的不同干部都犯法，那就不单单是犯法者个人的问题了。

就拿“用赝品掉包换走文物”的案件来说，这种事情屡屡发生。

前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萧元，利用职务之便，在十年时间里，掉包、贪污馆内包括著名画家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的画作143件，价值上亿元。

起初，他偶然发现馆藏的作品有赝品，然后发现学院的老师们“更熟悉岭南画派的作品，不那么熟悉张大千、齐白石等大写意派的作品，而他自己恰恰很擅长临摹写意派的作品”。

于是，他就花几万块钱在网上买了明朝时期的宣纸，临摹后把真迹掉包。

最最关键的是：他有图书馆里书画库房三道门的钥匙。

其他人来借这些文物，需要三位分别持有一道门钥匙的工作人员同时到场，而他作为馆长，一个人就有三道门的钥匙。

像这样的“文物掉包”案件还有很多，有兴趣的读者刻意搜一下。

这不完全是个人品行的问题，也有管理制度的问题。

公家的东西，需要强有力的公权力来监管，否则就可能陷入“公地悲剧”。

比如现在深圳的治安水平，比起20年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我来深圳工作前，在天涯论坛搜了一下来深圳注意事项，就发现了许多“来深圳如何防范抢夺偷” 的几十个攻略。

当时的深圳治安状况很差，小偷在公交车上偷钱包、抢手机、抢项链，甚至飞车党抢包、爬墙入室抢劫和杀人的事情都屡见不鲜。

但是，后来的天网工程，布下了密密麻麻的监控摄像头，警察破案容易了很多，从此治安就好了起来。

所以，这次《江南春》文物流失的事情，只是追责南京博物院的责任，并不够。

完善管理制度，增加权力的约束、限制，提高违法犯罪的代价，才是避免再犯同样事情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