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一农民因一头驴，致信中央：希望老政委帮忙，邓小平如何处理

1999年9月27日清晨，北京城还带着秋凉，81岁的河北老人高如意下车时，看到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他来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庆典，同行的人都喊他“渡江英雄”。然而在车窗倒影里，老人想到的却是33年前那封关于一头毛驴的求助信。

1966年4月，行唐县春耕进入紧张时段。高如意的妻子拉着队里分配的小毛驴准备抽水，缰绳突然崩断，受惊的毛驴跌进机井。等众人把畜生吊出来，已经没了气。队里当场认定“意外”，没要赔偿。可三年后，村里有人翻旧账，认定“故意损坏集体财产”，索要三百元现钞，还扬言拆屋、拉走家里那几口小猪。高如意苦笑：别说三百元，三十元都难凑。

事情闹到僵局，他想起“老政委”邓小平。两人结识于1949年的长江北岸。渡江前夜，总前委到前线察看，高如意——当时十六军一三六团七连五班的班长——被邓小平拍着肩膀鼓励过：“小伙子，过江靠你们突击船了！”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此刻，63岁的老兵把希望压在那段并肩作战的情分上。

4月中旬，他叫外甥执笔写信，信纸薄得能透光。字不多，却把事情因果、队里原先的处理意见以及现在的难处交代得清楚。末尾只留一句：“老政委，盼主持公道。”外甥抬头问：“真寄北京？”老人点头，“信得过他。”

半个月后，这封带着乡土气息的挂号件摆到邓小平办公桌上。当时邓正忙于分管国务院日常事务，文件成摞。看到落款“高如意”，他停下笔，吩咐秘书：“先把这封念给我听。”秘书照做。邓小平听完，沉吟片刻，只写七字：“按天灾人祸处理。”落款：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语句简洁，却把责任划分和赔偿结论一次讲清。

批示当天即寄回河北。不到一周，县里公社书记便带人进村，先是走进高家寒舍，递上回信，随即当众宣布处理决定：毛驴事故不追责、不索赔。书记尴尬地开口：“如意，你这是何苦闹到中央？”老人把信折好，淡淡一句：“讲理，总得有个地方讲。”周围人这才知道，那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竟有如此过硬的军功。

消息在县里炸开锅。原来，高如意参加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又在渡江一役中负伤立下特等功。渡江时，“海州”号遭炮火击中，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掌舵、划水，第一个跳江抢滩。战后，全班一等功，他本人被授予“渡江特等战斗英雄”，并出席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1951年赴朝作战，先后两次记功。1955年复员回乡，他悄悄收起17枚军功章，谁也没提起。

部队曾劝留下，他回答：“没文化，当兵还能端枪，和平建设我帮不上忙。”复员后，他拒绝民政部门安排的“坐办公室”差事，跑去码头扛麻袋。左臂旧伤隐痛，他也不吭声。1963年弹片取出才被迫停工。失去收入，他和妻子按工分领口粮，日子紧巴，却从不抱怨。

毛驴事件平息后，县里想为他落实伤残待遇，他仍只回一句：“我还能下地，不要特殊。”有人劝他领补贴，他摇头：“政策是给更难的人。”这种倔强，让许多干部既佩服又头疼。

时间推到1995年深秋。几位昔日首长来到行唐探望。田埂上，老英雄正赶着骡子耙地，鞋面全是泥。政委王猛攥着他的手感叹：“老高，若当年留在军里，该是师职啦！”老人抬头笑，皱纹里透着爽朗：“我现在有庄稼、有家人，比牺牲的弟兄强多了。”

1999年的国庆阅兵，高如意坐在观礼台上，看着新式坦克轰鸣而过。身边记者问他作何感想，他想了想，答得朴实：“装备厉害，国家也厉害，牺牲的战友能看见就好了。”简短一句，把旁人问得说不出话。

2007年1月26日凌晨，老人因病去世。桌上仍放着那封发黄的回信，折痕磨得发白。村里人为他守灵，两行黑字贴在门口：渡江特等英雄，耿直农家汉。屋里没有花圈铺天盖地，也没有追忆会的高调致辞，只有来送行的乡亲悄声议论：“老高一生硬气，连为自己争个三百元都不好意思，还是中央给撑腰。”

那七个字的批示，现在被县档案馆妥善保存。工作人员整理资料时常说：“一头毛驴，让人看到两种气魄——首长的担当和战士的清白。”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它的分量不在于金额，而在于法理与人情的边界：公有财产要护，公道更要守。对高如意而言，那封信解决了难题，却没改变他务农的轨迹；对后来者而言，信里朴素的请求与回信里的简短批示，留下的是明白可行的制度示范。

如今，连那口机井都被水泵房取代，村路铺上了水泥。老人早年的功劳章静静躺在玻璃盒里，旁边是一张邓小平七字批示的放大件。参观者行至此处，总会停一会儿，再走向渡江战役展柜——英雄与老政委的信任，在这一瞬间衔接成了完整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