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蒋经国相识几十年，晚年张透露：蒋经国死时，我很难过啊

1988年1月14日晚十点左右，台北“总统府”走廊里传来匆匆脚步，一封加急电报经多重加密后，被送往远在夏威夷的张府。电话接通那一刻，87岁的张学良沉默良久，茶水渐凉，他只低声说了一句：“他走了？”随后挂断，没人再听到他的动静。消息确认：蒋经国病逝，终年78岁。两岸媒体很快用“生死知交”来形容这对并不常见面的老朋友，而这层微妙关系，得从将近四十年前那场“初见”说起。

1950年7月，台北酷暑。刚被任命为情报系统首脑的蒋经国，第一次走进北投的清幽别墅——那里关押的正是“西北王”张学良。推门后，两人没有寒暄太久。蒋经国伸手，道一句：“汉卿，想必你早就厌倦这些高墙。”张学良淡淡回了句：“外面事多，你还是忙正经事吧。”一句带过，却给在场警卫留下“极其客气”的印象。那天只谈了一小时，但随后的来往却一发不可收拾。

追溯得再早些，1925年10月，21岁的蒋经国远赴苏联读书；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公开同父亲割席，从此被苏方严格控制。长达十年，他当过车工、矿工，也娶了白俄姑娘芬娜。直到1937年3月，他才得以携妻带子返回南京。能够顺利回国，关键钥匙便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逼蒋介石停止内战，让抗日成了大陆政坛唯一主旋律。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也默认苏联释放自己的长子。台北史料馆里至今有一句评语：“没有西安事变，经国难归国。”在蒋经国心里，这笔人情账始终难忘。

1949年暮冬，国民党全面撤退台湾。蒋经国肩负“清党、反共、整军”三重任务，权力层楼递进；张学良则被转押台北，身份彻底由战区司令变成特殊“内部人”。1950年以后，这对“彼此知底”的男人开始定期见面。有人说蒋经国敬重张的军功，也有人说他感激对方的“回国之恩”。真相或许兼而有之。每遇周末，蒋经国常驾一辆吉普，带保镖去北投，议题五花八门：满洲地形、苏联工业、乃至东北马市行情都聊。对张学良而言，这比孤灯夜话好多了；对蒋经国来说，老将的战场经验也能佐证情报系统的判断。

1965年初夏，蒋经国被正式任命为“国防部长”。他立即缩短外访和私人行程，张学良却先一步作了退让。知蒋介石多疑，他拣最保险的办法：减少见面，以免父子生隙。此后，两人每年大约只碰两次面，地点多选在某个山庄或私人招待所。张学良向友人解释：“我还想活得久些，别让老先生误会。”语气戏谑中带三分谨慎。

1975年4月5日深夜，蒋介石病危。4月6日凌晨1点多，张学良接到张群电话，被告知蒋逝世。沉吟半天，他自语：“或许该自由了。”然而期待很快落空。蒋介石留下的遗言“不可放虎归山”被蒋经国原封不动执行。对外，蒋经国给出的理由是“时局未稳”，对内，他也确实顾忌党内元老——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触发权力板块位移。张学良这才明白：旧账未了，自由难求。

尽管关押状态未变，待遇还是在悄悄放宽。1979年中秋，蒋经国以“朋友聚会”为由，邀请张学良与赵一荻同赴“总统府”赏月。次日，《联合报》头版刊出四张合影，台北政坛惊呼“破冰”。1985年，再次宴请的照片登报，台媒甚至用“北伐二代握手”当标题。蒋经国并未反驳，反而笑称：“多陪前辈聊聊天，人情胜过千言。”

1988年元月，蒋经国病危的消息几经辗转被送到夏威夷。陪侍护士记得，张学良那天下午特意把收音机调到台北频率。听到白色制服主持人宣布噩耗，他轻声说：“经国走得急，我是真难过。”仅仅八个字，外人却读得出一种复杂——感激、惋惜、还有无奈。再后来，张学良在访谈中提及：“交往38年，他对我有情有义。”

1990年3月，台北当局批准张学良离境疗养，软禁自此解除。彼时海峡两岸已进入新的沟通阶段。大陆方面立即委派吕正操赴美探望，带去辽宁新影集和一罐关东参。吕正操劝他回沈阳看看父母旧宅，张学良答：“早晚要回的。”结果因健康、手续多重因素，回乡梦终究未能实现。2001年10月14日，百岁张学良客死檀香山，至此，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奇特友谊画上句点。

有意思的是，两人生前均极少公开评价彼此。蒋经国对外只说：“汉卿是可敬之人。”张学良谈到经国，则强调“他重情”。在风云激荡的民国史册里，这句话显得轻，却也足够让后人捕捉到那层难言的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