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贵 | 王阳明对孟子良知内涵的充实与突破

【摘要】孟子提出的良知范畴沉寂了千百年后在王阳明这里大放光明，其之所以能够“大放光明”,主要是因为王阳明不仅忠实地继承了良知本有的美善性质，而且对良知内涵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发展和更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将主体良知升华为本体良知，并对善的内涵加以扩充，如具足于心而无增益、能公是非而无私意、能同好恶而视人如己等；将作为准则的良知的范围加以拓宽并具体化，如权衡经书优劣的依据、判断意念是非的标准、能否成为圣人的根据等；赋予作为处世法则的良知新内涵，如以适宜为至上、与时俱进、不夹带私意等；通过“礼”与“理”、良知的互释，将作为礼仪规范的良知本体化，并赋予良知形上性、不可变性、不可损益性等特质；明确指出良知是一种本能觉悟，如良知无私意障碍、可照察意念的善恶、可暴露事物的美丑、可自我反省等；充实和发展了作为“无间圣凡”的良知的内涵，如良知人人皆有而无分智愚贵贱，从而表达对平等的诉求，良知即判断是非的标准，从而表达对权威的否定和对民主的诉求，改“博爱”之“博”为“公”,从而表达对公正的诉求等；更为清晰地呈现孟子良知的人文关怀义理，明确万物一体为体用结构，而体(良知)必须由“用”实现，即为百姓发挥才能提供宽松环境，对百姓疾苦感同身受，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与财产安全，从而将良知的关怀品质推向新的高度；将良知视为创生万物的本源，万事万物皆存活于良知发用流行中，从而改造了孟子良知范畴的性质。因此，王阳明不仅全面地充实了孟子良知的内涵，而且深刻地更新了孟子良知的内涵，从而使良知成为儒家思想发展进入新境界的重要标识。

【关键词】王阳明 孟子 良知 充实 突破

“良知”是孟子提出的重要范畴，蕴含了丰富且深刻的内涵，为历代思想家所关注、解释。王阳明在觉悟良知的同时，也对良知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述，以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孟子良知说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在孟子那里，良知是一种先天的且兼有多重含义的德性范畴。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良知是先天的道德理性，是一种本能，亲亲、敬长都属于先天道德认知，而亲亲是仁、敬长是义，所以仁、义皆属良知。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仁、义、礼、智如人之四肢，亦即人生来具有的德性，而良知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所以其与良知同。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所谓“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再次强调仁、义、礼、智是人生来具有的德性。而且，作为万善的源头的良知，其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扩而充之，可使家齐国治天下平。孟子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孟子的良知包含仁、义、礼、智四种德性，而“仁”是恻隐之心，即怜悯、同情之心，“义”是羞恶之心，即羞耻、憎恶之心，“礼”是恭敬之心，即恭谨、尊重之心，“智”是是非之心，即分辨是非、得失之心。质言之，对孟子而言，良知是集同情、羞耻、尊重、分辨四种特性于一身的范畴，同时是人生而具有者。王阳明曾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也就是说，良知是心学的核心命题。那么，作为王阳明学问头脑的良知，在内涵上对孟子的良知实现了怎样的丰富、发展和突破呢?

§1 从作为诸善本体的良知看。在孟子那里，良知的内涵之一是恻隐之心，此内涵在王阳明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王阳明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所谓“诚爱恻怛”,即恳切恻隐之心，良知就是诚爱恻怛，也就是“仁”。既然良知是“仁”,具体表现为“诚爱恻怛”,所以它是至善之德。良知的至善性也表现为未发之中、廓然大公、寂然不动等相状。王阳明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知无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尽去，而存之未纯耳。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未发之中”指情之未发时内心所保持的纯粹状态，“廓然大公”指公正无私的态度和广袤无边的胸怀，“寂然不动”指心寂静无声而无思无虑之状态。因此，良知是一种圆满具足的善体。王阳明说：“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心之良知圆满自足，如果到心外求理，便意味着良知亏缺而需要裨补增益，但这是多余的。良知作为至善本体也是万善之源，其发用流行没有止境，其善力不可限量。王阳明说：“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良知从而成为治国平天下不可或缺的智慧。王阳明说：“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可见，就至善之德、恻隐之心而言，王阳明完全继承了孟子的良知；但就赋予良知未发之中、廓然大公、寂然不动、具足于心而无需增益、能公是非而无私意、能同好恶而视人如己等内涵而言，则实现了对孟子良知内涵的充实和突破。

§2 从作为是非根据的良知看。在孟子那里，良知即是非之心，此内涵在王阳明这里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王阳明说：“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作为是非之心的良知，是判断万事万变的标准。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这是说，是非就是好恶，而人之好恶是真诚无妄的，是没有任何虚情假意的，好比好美色、恶恶臭。好恶的判断便是是非的判断，而是非的标准和根据确定了，也就意味着可以穷尽万事万变，这个标准和根据就是良知。具体言之，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表现在关于节目时变的规矩上。王阳明说：“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所谓“节目时变”,是指事情的条目因时世变易而发生变化。虽然世事变易无穷而难以预测，但良知如同圆规和矩尺，可以画出大大小小的圆，可以量出各式各样的长短。因此，只要以良知为准则且坚决执行，那么面对任何事象及其变化，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良知作为万事万变的尺度，并非限制万事万变，而是作为最高准则为万事万变提供根据，使万事各行其所事、万变各尽其所变，从而不陷入乖张谬戾、日劳无成之境地。良知也是人的感官发挥功能的基础，王阳明说：“盖吾之耳而非良知，则不能以听矣，又何有于聪?目而非良知，则不能以视矣，又何有于明?心而非良知，则不能以思与觉矣，又何有于睿知?”这就是说，没有良知这个标准，耳朵、眼睛、心等都不能正确发挥自身的功能。良知也是权衡经书优劣的标准，王阳明说：“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经书是否值得学习与传承，以其是否澄明良知为准。良知也是判断意念是非的标准，王阳明说：“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依得良知，即无有不是矣。”意念处有无邪恶，需要根据良知来判断。良知也是判断善恶的准则，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还是能否成为圣人的前提，能致良知便是圣人，否则便不能成为圣人。王阳明说：“心之良知是谓圣。”能否致良知是圣人不同于常人的高明之处。可见，王阳明不仅继承了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的内涵，而且极大地拓宽了良知作为准则的范围，如作为感官发挥功能的基础、作为权衡经书优劣的根据、作为判断意念是非的标准、作为是否能成为圣人的前提等。

§3 从作为处世法则的良知看。在孟子那里，良知也是羞恶之心，此内涵在王阳明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羞恶之心是一种自我觉悟，即对某事某人产生羞耻感，同时含有“不屑与之为伍”之意，而“义”指的是宜也、正也、位其所位也。因此，“义”意味着当其所当、独立自主、公平正义。这些内涵皆为王阳明所继承和发扬。王阳明说：“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着。且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你若执着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去，执着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适’、‘莫’。便不是良知的本体。如何唤得做义?”既然“义”即适宜，恰如其分，那么当受的不受、不当受的却受，便不是“义”,自然不是中和、良知了，良知即中和、适宜。这就是说，对于任何事情，没有固定的亲疏厚薄，而应根据事情变化的具体情形进行调整，这就是“义”,也是基本法则，也是良知的精神。由此看，良知是与时俱变的，不是僵化的，良知蕴含技术属性。因而“集义”便是致良知。王阳明说：“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进言之，“义”就是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都能做到适宜，否则就不是“致良知”;而能以不公正、不全面地处理事务为耻者，便是致良知。王阳明说：“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为耻，正是耻非其所当耻，而不知耻其所当耻也。……诸君知谋才略，自是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断断休休体段耳。”因而君子必须以“义”作为为人处世的原则，而不夹带些许私意。王阳明说：“君子与人，惟义所在，厚薄轻重，己无所私焉，此所以为简易之道。”这就将“义”之公正内涵加以继承与显现，是对孟子良知内涵的发展。王阳明本人也以“义”拒绝无耻之事，他说：“臣虽庸劣之甚，不忠无耻之事，义不忍为也。”如果坚持“义”,那么就必须拒绝做羞耻之事。可见，王阳明完全继承了作为处世法则的良知，但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了良知“以适宜为上”“与时俱进”“不夹私意”等内涵，从而使作为处世法则的良知内涵得以充实和发展。

§4 从作为礼仪规范的良知看。在孟子那里，良知也是一种恭敬之心，此内涵在王阳明这里也被继承和发展。恭敬之心即“礼”,属礼仪规范，王阳明也从“礼”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良知。王阳明认为，“礼”即理：“礼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而其在于人也谓之性，其粲然而条理也谓之礼，其纯然而粹善也谓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谓之义，其昭然而明觉也谓之知，其浑然于其性也，则理一而已矣。”自然化生而有生命，此生命庄严肃穆、生生不已，其表现在人谓之性，表现为清晰条理谓之礼，表现为纯洁美善谓之仁，表现为截然裁制谓之义，表现为昭明灵觉谓之知，但皆浑然于“性”,皆是一个理。这就是说，“礼”所以是“理”,因为都源于共同的本原——“性”,因而仁、义、智皆是“礼”,所有“礼”皆为“理”,而“理”即良知。王阳明说：“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因此，“约礼”便是致良知：“博文以约礼，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礼”与良知一样，同为规矩、规范。王阳明说：“礼之于节文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非方圆无以见规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圆为规矩。故执规矩以为方圆，则方圆不可胜用。舍规矩以为方圆，而遂以方圆为之规矩，则规矩之用息矣。”不过，虽然同为“规矩”,“礼”与良知仍然存在差别。其一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之别。王阳明说：“天理之条理谓之礼。是礼也，其发见于外，则有五常百行，酬酢变化，语默动静，升降周旋，隆杀厚薄之属；宜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为而成行，书之于册而成训，炳然蔚然，其条理节目之繁，至于不可穷诘，是皆所谓文也。是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显而可见之礼也；礼，微而难见之文也。是所谓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者也。”“礼”发见于外而为“文”,所以对“文”而言微而难见，但对“理”或良知而言，却是条理。因此，良知是本体、是形上，礼是末用、是形下，所以体用一源。其二是可变与不可变之别。王阳明说：“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然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苟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矣。”“礼”源于心，非泥古不化，故必与时而变；良知则恒在普照，所以必须根据良知认识、遵循“礼”。其三是可损益与不可损益之别。王阳明说：“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礼”的生命力在于因人情而损益调适，但良知不可增减损益。王阳明说：“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发见，是皆明德之本体，而所谓良知者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则，而不容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也。”可见，王阳明不仅继承了礼仪规范向度的良知，而且通过“礼”与“理”、良知的互释，将作为礼仪规范的良知本体化，并赋予良知形上性、不可变性、不可损益性等特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礼仪规范向度的良知内涵。

§5 从作为昭明灵觉的良知看。在孟子那里，良知是一种本能觉悟，此内涵在王阳明这里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王阳明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所谓“昭明灵觉”,便是本能的感知、觉悟与判断。这就是说，良知这个心之本体，与天理不尽相同，天理只是善体本身，但良知还是一种自我觉悟，表现为天理的灵性，这种灵性是源于内心的本能。良知发用便无私意障碍，善便源源不断地涌出且用之不竭。但是，普通人不能无私意障碍，因而需要用格物致知的功夫去除私意以恢复天理，如此良知将毫无障碍地发用流行。王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如此良知无处不在，即致良知。良知如同明镜，可以精察、鉴别、选择意念中的善恶。王阳明说：“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而能虑矣。能虑则择之无不精，处之无不当，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哪怕是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善与不善，良知都能洞若观火，从而选择至当而达到至善。如同明镜的良知，亦可暴露事象的美丑。王阳明说：“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良知虽然无声无息，但只要事物出现在良知面前，其正邪善恶便无所隐遁。良知的昭明灵觉也表现为一种自省功夫。王阳明说：“知得自以为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如果能够认识到自己所得不合道义，且能够自觉地拒绝，这就是良知，而人的天性都以拥有这种美德为荣。因此，如果在致良知过程中哪怕是多一分意思，便是私，便不是良知。在孟子那里，良知虽然具有知觉的含义，但直到王阳明才明确指出良知是一种本能觉悟、良知即无私意障碍、良知可照察意念善恶、良知可暴露事物美丑、良知能自我反省等。所以，就作为“昭明灵觉”的良知而言，王阳明无疑充实和发展了它的内涵。

§6 从作为无间圣凡的良知看。在孟子那里，良知内含了民本思想、公正理念、平等意识。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成为圣人的机会对所有人而言是平等的，这就是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含有民本思想的良知。王阳明以良知或天理规定“心”,由于良知或天理是善体，所以，以良知或天理作为“心”之本体，便是“心”之善化。王阳明说：“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这就是说作为善体的良知可去除“心”中私意。因此，以良知作为“心”之本体而使之良知化，极大地推动了儒家“心”观念的发展，具体来说有如下表现：

一是追求平等。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皆有，无分智愚贵贱，不分男女老少，他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贤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既然就拥有良知而言没有智愚的界限、贵贱的区分，那就意味着人天生具有平等权利，因而对所有人而言，成为圣贤的机会也是平等的。王阳明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这种平等权利也体现在具体事务中，比如与人讲学，必须以平等身份对待，而不能高高在上。王阳明说：“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二是追求民主。王阳明认为，在学问的是非决断上，在意见的发表上，没有权威，如果有，那只能是良知。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学问的是非标准并非由孔子决定，更不可能由次于孔子的朱子决定，而只能由良知决定。既然是非以良知为标准，而良知是善体、公心，从而吸引、召唤人们争相成为良知的代言人，那么这亦意味着人们拥有发声的机会和权利。

三是追求公正。在王阳明这里，良知蕴含了深沉的关怀，但必须合乎原则，不能滥爱；良知是广博的爱，但必须爱得公正，不能偏私。王阳明说：“然爱之本体固可谓之仁，但亦有爱得是与不是者，须爱得是方是爱之本体，方可谓之仁。若只知博爱而不论是与不是，亦便有差处。吾尝谓博字不若公字为尽。”王阳明发现“博爱”的瑕疵，即不论是非、不分公私、不辨正邪，这是良知之爱所要超越的，超越的方式便是以“公”代替“博”,这是强调良知之爱的原则性、公正性、人民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阳明的良知对儒家的仁爱进行了实质性推进。在王阳明这里，良知的好恶与天下人的好恶是一致的。王阳明说：“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恶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从私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恶之矣，将心劳日拙而忧苦终身，是之谓物之役。从真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将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入而不自得，斯之谓能从吾之所好也矣。”天下人所好的孝、忠、悌、信也是良知所好，因而良知所好便是天下人所好。天下人指的是民心，也就是公心，因而良知所好便是天下人所好，就是以民心为追求。既然良知以民心为追求，便意味着良知具有公正性、民主性。

四是主宰选才。在王阳明这里，良知也是选拔人才的根据。王阳明说：“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时各举十余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举之而九人不举，未可也；三人举之而七人不举，已在所察矣；五人举之而五人不举，其察又宜详矣；或七人八人举之而一二人不举，则其人之可用亦断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觐二次三次之后，或七年、或十年而后一举，夫身退十年之后，则是非已明，公论已定，虽有党比，自不能容。”这种筛选人才的措施包括两个环节：数量环节，即以人数多为根据；时间环节，即以一定时长为根据。也就是说，多数大臣推举的人是可信的，经历较长时间考验的人也是可信的。不过，多数大臣推举反映了“心齐”,较长时间的考验反映了“心正”,即最终的根据还是良知。这就是说，王阳明通过对选拔人才的程序的精细化而使之最大限度地接近良知精神。王阳明说：“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于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既然“众皆以为是”最后可能遭到良知的否定，那么选拔人才的方式必须将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这种选才方式既内含了民主形式，又保证了内容的品质。无疑，作为“无间圣凡”的良知，在王阳明这里得到了继承，但令人惊喜的是，他对这种良知的内涵做了极大的充实和发展。在王阳明这里，良知人人皆有，无分智愚贵贱，从而表达了对平等的诉求；良知是判断是非和发表意见的根据，从而表达了对权威的否定和对民主的诉求；主张将“博爱”之“博”改为“公”,即必须爱得正确和有原则，从而表达了对公正的诉求。所有这些，都显示了王阳明对作为“无间圣凡”的良知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7 从作为制民之产的良知看。在孟子那里，良知内含了富民思想，具体表现为使百姓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增强福祉。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希望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尽情发挥自己的才智、成就自己的事业。他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制民之产”的良知，在王阳明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王阳明认为，明明德在于亲民，他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亲民”就是要关切百姓的生计，提升百姓的生活水平。而“明德”是良知，所以明明德便是致良知，所以致良知便是“亲民”。如何亲民?亲民既不是美德的自我表演，亦不是文字上的宣讲、演绎，而是将“明德”或良知体现于实际事务中，体现于对百姓生命的关怀上，所谓“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必有事”就是要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对己之称也；曰民焉，则三才之道举矣。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矣。”良知的关怀顺序是由亲而民，由己之父到天下之父、由己之兄到天下之兄，无所不及。这种关爱的具体表现是：

其一，保证百姓休养生息，使他们各尽其才、各安其分、各显其性、团结合作。王阳明说：“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其二，制民之产，稳定生计。王阳明说：“臣惟财者民之心也，财散则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则邦宁。”这样国家才能稳如磐石，社会才能安如泰山。因而当百姓遭受灾难时，便应该免税和赈济：“今远近军民号呼匍匐，诉告喧腾，求朝廷出帑藏以赈济，久而未获，反有追征之令。……今朝廷亦当有宽恤之令矣，亦当有振济之典矣!”其三，视百姓之苦如己之苦，与百姓同苦共痛。王阳明说：“生民之困苦荼毒，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其四，将良知关怀推至所有人，无微不至且无遗漏。王阳明说：“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只有把良知的关怀从自己的亲人推及别人的亲人，以及天下所有人的亲人，才是真正的致良知，才是明明德于天下，才是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也才是“尽性”。

因此，如果在推行良知关怀的过程中，哪怕出现丝毫遗漏，便不能说是明明德，不能说是致良知。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显然，王阳明忠诚地继承了孟子的济民、富民思想，而且做了重大推进。王阳明明确指出良知是体，亲民是用，从而更为清晰地呈现孟子的良知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义理。亲民所以明明德、致良知，因而良知之爱必须由亲民体现。“亲民”必须为百姓发挥自己的才能提供宽松环境，为百姓从事各自的行业创造有利机会，为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保证；必须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救济贫困的百姓，做到无一人流离失所；必须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与财产安全，不断提升百姓的生活质量，给予百姓无微不至的良知之爱。可见，在王阳明这里，作为“制民之产”的良知，其“亲民”内涵更为具体，更为彻底，从而将良知的关怀品质推向了新的境界。

§8 从作为创生万物的良知看。在孟子那里，良知并没有被明确为创生万物的本源，但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万物万事万理皆内在于心，这说明孟子有了将自我(心)确定为万物本源的初始意识。不过，直到陆九渊、王阳明这里，“心”才被自觉地确定为万物的本源，如陆九渊说：“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又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如果说陆九渊对此表达得尚不彻底、尚不明确的话，那么在王阳明心学中，其被表达得就非常彻底、非常明确了。王阳明说：“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这就是说万事万变出于“心”之“理”,即心之本体，而天理即良知，王阳明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正是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能够化生万物。王阳明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的含义之一是指宇宙中的万物，而“鬼帝”(“鬼”含有神灵、不光明、恶劣等含义，“帝”有最高天神、君主等含义)指善恶邪正，既然天地、鬼帝皆由良知造化，那么就可以说宇宙万物皆出于良知。既然良知是万物万事的本源，是万事万象的创造者，因而人如果能够完完全全、没有亏缺地成为良知的化身，那就会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因为天地间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而且，天地万物皆存活于良知发用流行中，王阳明说：“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起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在孟子那里，良知既无本源义，更无本体义，但在王阳明这里，良知被明确为创生万物的本源，天地万物皆存活于良知的发用流行中，无物在良知之外。所以，就作为创生万物的本源而言，王阳明无疑丰富了孟子良知的内涵、升华了孟子良知的性质。

概言之，王阳明对孟子良知内涵所做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层面：一是对孟子良知本有内涵的直接传承，如恻隐之德、处世法则、礼仪规范、无间圣凡、人文关怀等，都被直接继承；二是对孟子良知所蕴藏的内涵的揭示，如明觉精察、自觉自省、平等观念等，都被揭示与呈现；三是对孟子良知内涵的充实，如将“博爱”之“博”改为“公”、选拔人才程序精细化、人文关怀的具体化与原则化等；四是赋予孟子良知新的内涵，如创生万物的本源、体用结构、民主意识等。进而言之，王阳明对孟子良知内涵的充实与发展，不仅表现在理论品质上，即使良知本体化，从而使良知具有了本体论形式；而且表现在具体形式上，即使良知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处事的法则、成为礼仪的规范、成为耳目的灵觉，从而使良知的表现形式多样化；更表现在崭新的内容上，即使良知成为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使良知成为亲民、养民的同义词。这样，良知便成为一个综合多种优秀品质的观念，王阳明说：“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裕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因此，王阳明不仅拓宽了孟子良知内涵的范围，丰富了孟子良知的内涵，而且推进了孟子良知思想的深度，改进了孟子良知的范畴性质，从而使心学良知成为儒家思想史上的重大突破，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研究”(项目号:23&ZD010)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作者：李承贵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