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绕不开“视同缴费”这个问题

中央财办日前释放信号，明确提出将在 2026 年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这一表态，延续了近年来持续上调的政策方向，也再次把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回避的现实问题推到台前。

从制度运行轨迹看，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确实在稳步上升：最低标准已从制度初期的每人每月 55 元，历经七次调整，提高到 2025 年的 143 元。

但如果把这个数字放进真实生活中，它的保障能力就一目了然了。

根据 2024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人员（以农村老人为主）月均待遇仅为246 元；而同期企业职工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约为 3200 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则达到 6148 元，差距超过十倍。

再对比 2024 年全国低保标准——城市为每人每月 798 元，农村为 594 元，均是城乡居民养老金的两倍以上。

也就是说，数量庞大的农村老人，其养老金水平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在这种现实下，“体面养老”几乎无从谈起。

问题并不新，只是被长期忽略

我国已经建成覆盖 10 亿多人的全球最大养老保险体系，这是制度建设的重大成就。

但在这张保障网内部，城乡居民养老待遇长期处于洼地，已成为社会保障体系中最突出的短板之一。

每当讨论这一问题，总会出现一种熟悉的声音：“年轻时没怎么缴费，现在凭什么要求更高养老金？”

乍一听，这是一套“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逻辑；但问题在于，它忽略了一个无法绕开的历史事实——中国农民并非没有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运行付出成本，只是这种‘缴费’没有体现在现代社保账本上。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民通过农业税、“三提五统”、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大量无偿或低偿的公共劳动，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最基础的原始积累。

这是一种制度背景下形成的、由特定群体承担的“隐性成本转移”。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并非“没有缴费”，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缴费义务

所谓“视同缴费”，并不是额外施舍，而是对这一历史贡献的制度性确认。

真正的争议点，不在财政能力

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农村老人基数太大，财政难以承受大幅提升。

但如果冷静算一笔账，这个结论并不成立。

假设对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提高 100 元，全年增加 1200 元。

按农村 60 岁以上人口约1.3 亿人计算，年度财政支出增加约1560 亿元

对比 2023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46 万亿元，这笔支出仅占0.56%

从总量上看，它并不是一个不可承受的数字。

再看社保领域的财政补贴结构：2022 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约 10.15 万亿元，其中财政补贴 2.37 万亿元，占比不到6.6%

问题并不在于“钱有没有”，而在于钱怎么分

以 2021 年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为例：领取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的群体约 2000 万人，却获得了 约39% 的财政补贴；其余补贴，才分配给数量更庞大的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

这意味着，养老保障的结构性失衡，并非能力问题，而是分配机制问题

迟早要改，只是早晚的问题

近年来，关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的讨论，已经逐渐形成共识。

多位经济学者提出过清晰路径：

• 在一定时期内，将城乡居民养老金提升至低保水平
• 先用两三年时间提高至每月四五百元
• 再用更长周期，逐步接近1000 元

这些建议的共同点是：循序渐进、目标明确、财政可控

老龄化不是一个短期冲击，而是一场持续几十年的结构性变化。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填坑”，而是——是大家一起填，还是长期让少数人替更多人兜底。

在承担、贡献与分配之间，如果始终无法建立更公平的制度逻辑，那么老龄化的成本，最终只会被不断转嫁，而不是被真正消化。

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并不是情绪问题，而是一个迟早要面对的制度选择问题。

回避得越久，调整的成本只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