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谭启龙书记的警卫秘书去世前，拉着首长的手：我够本了

1946年冬天的宿北平原，北风裹着积雪横扫麦地。鲁南战役刚结束，谭启龙靠在枯树干上，脸色灰白，嘴角鲜血尚未凝固。警卫员江祥康抱起他，脚下泥水四溅。两人一句话没说，却都明白：任务还在前面，倒下不是选择。

吐血并没换来休息。伤口结痂未干，部队又踏上追击线。夜里行军路窄，星光像是磨破的棉絮，稀稀拉拉。江祥康一直跟在谭启龙身侧，手电不开，凭脚步声辨方向。那一晚，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首长的命运捆在了一起。

往前推十三年，1933年的瑞金贫农团代表大会上，谭启龙还是个十四岁的放牛娃。毛泽东坐在小凳子上问：“放过多少头牛？”一句玩笑，谭启龙却听出认可。贫瘠童年的艰难，在那天被剥开，留下的只有一种简单念头：跟着走，活多久算多久。

革命把人抛向战火，也替他筛选伙伴。江祥康1945年新四军编入鲁中纵队，在一次接敌突围时救下负伤的谭启龙，从此成了贴身警卫。打仗讲究迅捷，他俩配合得像惯用的一副臂膀，不需口令就能互通意图。战时的默契，往往胜过千言。

新中国成立后，枪声渐远，行政公文取代攻坚命令。1952年，谭启龙奉调浙江，分田、修堤、开山，忙得脚不沾地。江祥康第一次听到“工农速成中学”这几个字，是首长递给他的调令。胶皮包角的信封里只有一句批示：去读书，莫掉队。他愣了片刻，最后还是带着行李去了课堂。黑板上写的是“代数”“俄语”，对一个连姓名都只会写半截的人来说，像天书，但他硬是咬牙拿下毕业证。

1960年山东连遭旱涝，地里麦穗空空。中央电报批示：主要负责同志马上到灾区。谭启龙晕倒在指挥帐篷的那天，江祥康正背着干粮，准备跟他去潍北查墒。省医院的病床紧俏，他们却只占用两小时。输完液，又钻进吉普车。山东农民后来才知道，那个青灰脸色、总磨破鞋底的人，就是省委书记。

办公室的玻璃灯泡昏暗，江祥康常把文件压在暖水瓶下防潮。来访干群一批接一批，他只在傍晚把上级文件和民情表册分门别类，放谭启龙桌角。一次深夜对表，首长略一抬头：“回去睡？”江祥康摇头：“您不歇，我也不歇。”一句话，像螺丝钉拧紧机床，动都不动。

1978年以后，包干到户、企业改制、沿海开放，谭启龙几度改任，福建、青海、四川皆有履历。江祥康却始终随行，不管山地航班还是内陆客车，总能找到仆仆风尘的那位老战友。有人打趣：“这儿换了三任书记，你们警卫秘书怎么还是他？”江祥康笑一声：“首长打仗总在前边，我得看着别让他再吐血。”

时间滑到1992年，首钢医院的病床旁，多数探视者认不出瘦成皮包骨的江祥康。肝肾同时衰竭，医生让家属准备后事。病房门开，谭启龙蹒跚进来，衣领扣错一颗，眼眶红得吓人。江祥康费力抬手，拇指和食指勾住首长的衣袖，声音飘忽：“首长，我……够本了。”八个字，薄如纸，却像重锤砸在墙上。那一刻，旁人都屏住呼吸。

江祥康去世后，谭启龙为他挑了安放地点——浙东抗日根据地烈士墓园。有人问缘由，答案简单：那里埋着他们共同的岁月。葬礼那天无哀乐，只有雨声敲松枝。亲友看见老书记把江祥康的军帽放入骨灰盒，再轻轻盖上。没有多余动作，手却隐约颤抖。

日历很快翻到1999年春。谭启龙在成都医院弥留，子女守在床边。老人神志尚清，开口第一句竟是：“江祥康那块地，打理得怎样？”家属点头。他闭眼，呼吸绵长，像是确认任务收尾，随即心率缓缓降下。骨灰同样送往浙东，两座低矮灰碑并排，间距不到半米，名字静静相望。

谭启龙留下的文件柜，最底层是一枚裂纹搪瓷缸。缸内夹着一张粗糙照片：1947年鲁南，半截土墙前，两位青年并肩站立，胳膊上各挎一杆老套筒。底色已黄，但眉眼仍锐。后来整理档案的学者评价，这张照片没有背景说明，只有一行潦草字迹——“打完仗，活一天赚一天”。

有人好奇，何为“够本”。或许是炸点里捡回命的第一个黎明；或许是灾区田垄里抹平的第一寸龟裂；也可能仅仅是一口热气腾腾的萝卜汤。对谭启龙和江祥康，“够本”不是知足常乐，而是完成职责后才肯承认的价值。与此同时，它还是简单的生死观：能参与、能奉献，就值了。

近代史翻开许多英雄叙事，宏大与悲壮交织，却容易忽略在侧影里默默站岗的人。江祥康这种“无品级的小字辈”在档案中往往只是一行姓名，一串编号。但若没有他们，很多决策根本落不了地。山东救灾时负责分粮的民政干部曾感叹：江秘书守在现场，谁敢私自增减一袋麸皮？

从黄塘村的放牛少年到省级一把手，从新四军通讯员到终身警卫秘书，两条轨迹紧紧缠绕。战火洗礼、行政事务、经济建设，每一段都血肉丰厚，毫无空洞口号。今天读来，那句“我够本了”仍带着硝烟味，也带着泥土味。它将个人命运压进国家脉搏，让生死尺度变得清晰：不是活多久，而是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