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34年10月，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频频失误，国民党军先后攻占广昌等地，对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城形成合围之势。红军主力虽然仍有86000余人，但面对近百万国民党大军，也只能暂避锋芒，南渡于都河，开始实施战略转移，准备与湘西地区的贺龙红二、六军团会合，再徐图发展
红军一路势如破竹，连续突破敌中央军、粤军布置的3道封锁线，但在湘江边却遭到了湘军和桂军的拼死阻截，湘桂两省军队从清朝开始就以骁勇善战闻名，此番为了避免红军闯入本省地盘，自然不惜血本。尤其是湖南省主席何键，还被蒋介石任命为“追剿军”总司令，更加志得意满，把湘军主力都压了上来。
其他道路都有重兵堵截
红军在湘江全州、兴安段与敌人苦战5昼夜，最终成功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第4道封锁线，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更要命的是，红军即将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彻底暴露，蒋介石于11月17日在南昌行营发布了《湘江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
这个大纲规定，在黎平、锦屏、黔阳之东，黔阳、武冈、宝庆之南，永州、桂林之西，龙胜、洪州之北，布下重兵，构筑工事，企图在湘西设置一个巨大的口袋阵，将红军一网打尽。如果面对如此危局，红军在湘桂边界的通道县城，并召开紧急会议；在周恩来、朱德的坚持下，早已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同志终于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仅有贵州方向敌人较弱
会上，毛泽东分析形势作出判断，提出目前红军刚刚遭受重大损失，还来不及休整补充，现在背后有湘军、桂军紧紧尾追，北面芷江、黔阳又有中央军8个师虎视眈眈，而红二、六军团远在湘西北的桑植、永顺、大庸，与通道县城相隔300公里，鞭长莫及。因此，必须改变红军原定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打算，避开敌人设下的口袋阵，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争取红军有个喘息和整顿的时机，尔后再定停止。
黔军侯之担部一战即溃
因为通道县城距离相邻的黔东南黎平地区不足50公里，而且仅驻守少量黔军，环顾四周，无疑是最弱的一股敌人；即便是整个贵州省内，也仅驻扎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第25军，无论在西南地区还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实力最弱的1支。更何况，黔军官兵大多是“双枪兵”，作战时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根本难堪大用。
红军转兵贵州后惊喜发现，本就实力孱弱的黔军内部竟然还四分五裂，区区一个第25军内部，除了军长王家烈占据省会贵阳等地外，还有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等县，另一位副军长犹国才割据盘江八属，第3师师长蒋在珍割据正安沿河各县，这几股势力各成一派，互不服气。
二打遵义再歼黔军8个团
红军入黔后，统辖5旅15团的王家烈故意保存实力，反而安排仅有8个团的侯之担部负责抵挡，结果侯部主力5000人在乌江防线一触即溃，最后连老巢、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也丢了。1935年1月中旬，红军在遵义补充粮秣，并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权，使得红军恢复了往日的灵活机动。
2月底，红军入川受阻后，二渡赤水河重占遵义，重创王家烈部主力，歼灭其8个团，缴获大批物资，实力迅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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