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让她白住七年，如今想要回房子却犯了难

那天下午遛完狗上楼，又在二楼拐角处看见她了。

这回我看清楚了，她大概三十五六岁，墨镜摘了拿在手上，眼睛有点肿，像是没睡好。身上那件灰色外套洗得发白，袖口都磨起了毛边。她靠在墙边，眼睛盯着那扇深棕色的防盗门，像要把它看穿似的。

“还是没敲开门？”我把狗绳往手腕上绕了两圈，在她旁边停下脚步。

她转过头，看见是我，苦笑着摇摇头：“没动静。我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门牌号了。”

“不会错，”我说，“这层就三户，中户确实是这家。”

她叹了口气，把帆布包往肩上提了提：“大姐，您说这事儿……是不是我太钻牛角尖了？”

我没接话，等着她往下说。

“昨晚我回去跟家里人又吵了一架。”她声音低下去，“我男人说我净干些没用的事，有这功夫不如想想怎么多挣点钱。可我儿子明年就上初中了，这学区……”

“你儿子学习怎么样？”我打断她。

她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点笑意：“还行，班里前五。就是英语差点，正给他报班呢。”

“那就好。”我说，“孩子知道你们为房子的事发愁吗？”

“没敢跟他说，”她摇头，“小孩心思重，怕影响他学习。”

楼道里安静下来。楼上有谁家在剁饺子馅，“咚咚咚”的声音很有节奏。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能看到空气里飘浮的微尘。

“其实我昨天回去查了，”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这是当年协议的复印件，您看看。”

我接过来。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曲。字是用蓝黑钢笔写的，一笔一画很工整。最后签字的地方，她这边的笔迹有些潦草，老太太那边按了个鲜红的手印，印泥洇开了一点，像朵凋谢的花。

“这手印……”我指着那处。

“老太太不识字，”她说，“当时是我们念给她听的。她听完直掉眼泪，说我们心善。”

我把纸还给她：“保存得挺好。”

“嗯，”她小心地把纸收回去，“这些年搬了三次家，这个信封我一直带着。”

“没想过走法律途径？”我问。

“想过，”她苦笑，“去年找过律师。人家一看协议就摇头，说这官司打不赢。除非能证明老太太主观恶意欺诈，或者她不住这儿了。可人家随时能搬回来住，怎么证明？”

楼下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拖着长音，在楼道里回荡。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不知道，”她揉揉眼睛，“有时候真想豁出去，找人来把锁换了。可一想到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万一气出个好歹……”

她没说完，但意思我懂。

“你见过老太太吗？我是说，最近几年。”我问。

“见过一次，”她说，“三年前吧。我过来看看房子状况，正好碰见她买菜回来。她看见我有点慌，手里的塑料袋都掉了，土豆滚了一地。我帮她捡，她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好像做错事的是她。”

“后来呢？”

“后来她非要请我进屋坐，给我倒了杯糖水，太甜了，齁得慌。”她笑了笑，那笑里有点说不清的滋味，“屋里收拾得挺干净，阳台上种了好几盆月季，开得正艳。她说都是她外甥女打理的。”

“她外甥女你见过吗？”

“没，”她摇头，“那次没见着。老太太说她上班忙，早出晚归的。”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我的狗趴在地上打哈欠，尾巴懒洋洋地摇着。

“大姐，您说，”她突然开口，“人是不是不能太好心？”

“这话怎么说？”

“当初我们要是不签那个协议，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她的声音很轻，“可那时候看她可怜，实在狠不下心。现在倒好，好心成了麻烦。”

我没直接回答，反问她：“你后悔吗？”

她想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后悔倒说不上，”她终于说，“就是……憋屈。像有口气堵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

我点点头。这种感觉我懂，人到中年，谁心里没堵着几件事呢。

“其实我昨天想了个办法，”她说，“我想写封信，塞门缝里。把我们家的情况说清楚，看能不能商量商量。哪怕她们出点租金也行，我们贴补点，让老太太去租个小点的房子住。”

“你觉得她们会看吗？”

“不知道，”她老实说，“但总得试试。这么僵着也不是办法。”

我觉得这主意还行，至少比干等着强。

“信你写了吗？”

“还没，”她拍拍帆布包，“纸笔都带了，本来想在楼道里写的。可一坐下，又不知道该写什么。”

楼下的单元门“砰”地响了一声，有人回来了。脚步声由远及近，是个穿高跟鞋的女人，拎着菜篮子从我们身边经过，好奇地看了我们一眼，上楼去了。

“你要不介意，我帮你想几句？”我说。

她眼睛亮了一下：“那太好了！”

我们就在楼梯上坐下。她从包里掏出笔记本，是孩子用剩的田字格本。笔是一支快没水的圆珠笔，写出来的字断断续续的。

“开头别太硬，”我说，“先说清楚你是谁，不然人家以为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信。”

她点点头，在纸上写：“阿姨您好，我是……”

写到这里她停住了：“该怎么称呼？叫房主好像不合适，叫租客也不对。”

“就叫名字吧，”我说，“你叫什么？”

“陈秀云。”

“那就写‘陈秀云’。”

她继续写，字很工整，一笔一画的。写到自家难处时，笔尖停顿了几次。写到孩子要上学那段，她眼睛又红了，拿袖子擦了擦。

“要不要提协议的事？”她问我。

“提，但别像兴师问罪，”我说，“就说当初是出于好心，现在家里实在困难，希望理解。”

她照着写了。最后写到期盼回复，留了电话号码。

信写完了，她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折成三折。

“我现在就塞进去？”她问。

“等晚上吧，”我说，“白天塞容易被别人看见拿走。”

“也是。”她把信小心地装回信封。

站起来的时候，她腿麻了，趔趄了一下。我扶住她，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谢谢您，大姐，”她说，“耽误您这么长时间。”

“没事，”我说，“我退休了，时间多。”

她下楼去了，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突然想起什么，追下去两级台阶。

“小陈！”我叫她。

她转过身。

“信里再加一句，”我说，“就说，如果实在不行，也请给个回话，你们好做别的打算。”

她怔了怔，然后用力点头：“好！”

这次她走得轻快了些。

我牵着狗慢慢上楼。走到家门口时，听见楼下单元门又“砰”地响了一声。从窗户看下去，她正走出楼道，春末的阳光照在她身上，在地上拖出长长的影子。

那天晚上我下楼倒垃圾，特意看了眼二楼。门缝里，那封信已经不见了。

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也许那家人看了信，愿意坐下来谈谈。也许信被直接扔进了垃圾桶。生活里很多事就是这样，没有结局，只有过程。

但我记得她最后那个眼神——不是希望，也不是绝望，就是一种认认真真要把这件事做到底的执着。人活着，有时候就需要这么点执着，哪怕它看起来没什么用。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我踩了踩脚，灯又亮起来。暖黄的光洒在水泥台阶上，一级一级，通向看不清的楼上楼下。

而生活，大概也就是这样，在明暗交替中，慢慢往前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