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程琳 | 将目光投向都市街头：《街角之治》自序

魏程琳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既往社会学人将村落、城市社区等有着固定空间和稳定结构的单位作为研究场域，本书将流动的城市公共空间作为研究场域无疑是一次探险。城市街面是各种力量的汇聚之地，也是国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公共场所，街面治理为笔者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2015年，笔者在城管部门实习调研期间，对城市政府和街面社会群体的博弈策略有了初步了解，遂将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展开深入调研。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大江市城管局，研究内容所处的历史时段是1991年至2015年。大江市城管局于2001年年底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1991年的市容监察队，各区城管局大都于2002年成立。

大江市是地处中部的一个超大型城市，2015年城市人口达1000万人，是一个56个民族集聚、外来流动人口众多的特大型城市。笔者的主要田野调查区域集中在大江市的江南和江北两个区域，调查对象包括市城管局和3个区城管局以及12个城管中队，文中的沧浪区位于江北，望月区和至善区位于江南。笔者选取的调查区域包括具有都市特征的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街区，以及具有城乡混合特征的城中村、城郊街道。同时，笔者还采取个案追踪法和参与式观察法对其他区的城市管理事件进行调研。

2015年3月下旬，笔者以“借用人员”身份进入大江市城管局参与日常工作、翻阅材料并进行试访谈，5月下旬开始到基层一线调研，除中间2个月整理材料外，调研工作一直持续到12月份，累计调研时间180余天，累计访谈（每次访谈通常在2小时左右）人数200余名：其中市区城管局领导干部、工作人员30余名，一线队长、指导员、副队长等中层干部30余名，一线执法队员70余名，一线协管员60余名，街道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10名，街面摊贩10名，参与现场执法20余次。

在城管部门亲身参与街面执法的收获和感悟，是通过单一访谈和二手材料无法获得的。笔者在市局多次参与城管委召开的处级干部工作会议，对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和行动策略有了初步了解。在一线调研期间，笔者多次跟随城管执法队员到街面执法，有时还扮演城管协管员规范街面经营，也曾多次到城郊村、居民小区观察拆违过程。为了体验夜间执法环境，笔者曾跟随城管执法队员彻夜守控双休日市场，参与夜间巡查处理渣土运输问题和噪音投诉问题。此外，笔者随城管局、街道领导参与多部门协调会，随工作人员到环保局、住建局等单位协调工作，这些经历都使笔者对基层条块关系运作有了新的认识。

调研期间，笔者与城管中队工作人员一起进餐，中午在城管中队办公室休息，与他们朝夕相处让笔者捕捉到正式访谈时无法了解的信息，甚至不少意外发现都是从饭后闲聊中所得，比如城管职业声誉对婚姻家庭、生活习惯以及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再如职业预期对城管执法队员行为的影响，还有城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协调中的关系运作以及城管执法队员与不同类型社会人士接触的技巧，这些进一步满足了笔者对“饱和经验”[1]的追求。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笔者开展田野调查的时间是2015年，其时正值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城市街面治理体制转型，故书中所描述的街面治理中的零星冲突具有转型特征和时间局限性。笔者在书中探寻了大江市城市管理的历史，更侧重当时城市治理机制创新，如渣土运输管理中的技术引入、车窗抛物治理中的共同体构建等，这些个案经验清晰地展现了一个城市以人民城市为理念迈向现代治理体制的过程。1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大江市还是笔者工作的上海市，抑或其他城市，都较少出现“城市管理冲突”的新闻或现象，这无疑是城市治理进步的重要体现。

在研究立场上，笔者采取经验本位和机制分析法，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田野调查、个案研究、机制分析和类型分析等方法。学界同人对以上诸研究方法并不陌生，在此着重介绍个案研究和机制分析两种方法在本研究中的意义。

个案研究即通过完整的个案揭示事物的内在逻辑，展现其代表性。个案分析通俗地讲就是解剖麻雀。从城市发育、经济体量、区域位置、政治级别（副部级）等方面看，大江位于第一序列大都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都市）之末，第二序列都市之首，它的都市管理历程及存在的问题在全国具有代表性，有些是发达城市经历过的，有些是二、三线城市正在经历的，本书希望为全国城市治理提供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

个案研究通常采用“过程—事件分析”[2]策略，以从人们的行动所形成的事件和过程中去把握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然而，当前在运用这一方法时容易陷入繁杂无章的经验之中难以自拔，案例复杂性与结论理性难以兼顾，通常会被质疑个案的代表性。

机制分析意指一组被明确限定的事件，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以相同或者颇为类似的方式，使特定要素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变的原理，诸机制的组合则形成过程。[3]简单地讲，机制是多个要素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关联，具体环境的改变并不影响这种逻辑必然性。华中村治学者强调“田野的灵感”，强调在复杂的经验现象间抽取关键要素形成关键性联系，从而形成对中国经验的解释。[4]此外，经验的认知需要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通过修正机制，不断深化、提炼中观机制和中观概念。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在个案基础上的“过程—机制”分析。

本书在学术脉络了延续了《街角社会： 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威廉·富特·怀特）、《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罗威廉）和《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王笛）等作品所关注的都市街面公共空间的社会治理议题，希望通过对现代中国城市街角空间中的人、事和治理过程的深描和解释，为学界提供一个观察当下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案例。遵循学界惯例，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皆做了化名处理。

本书的形成和出版离不开诸多师友的帮助。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贺雪峰教授，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开放包容和锐意创新让我得以和吕德文、王德福和张雪霖等师友“闯入”城市研究领域，为“华中乡土派”开辟新话题；其次要感谢那些接纳我并接受我访谈的众多一线城管工作人员，没有他们和大江市区城管局领导们的支持，就不会有这本书；再次要感谢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和支持。本书从博士论文变成一本专著，期间几易其稿、反复修改，到最终成功出版，离不开东方出版社高玉梅、江丹丹两位老师的专业负责地编辑工作和职业精神。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你们既是我奋斗的动力，也是温暖我的港湾。

参考文献

[1] 贺雪峰：《饱和经验法——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

[2]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洞察》，载王汉生、杨善华主编《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版。

[3]［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4] 贺雪峰：《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另参见同期刊发的吕德文、刘燕舞等人的“实践社会学2.0：机制研究”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