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郑香怡来部门报到那天，穿一身浅蓝色连衣裙。
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声音轻柔：“陈老师好。”
我点头接过她的简历，并未多想。部门每年都有实习生，三个月后大多再无交集。
可这个姑娘不一样。
她太勤快了。勤快到让我这个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老职场人都觉得有些不自在。
早晨我桌上总会有一杯温度刚好的手冲咖啡；我随口提的资料，她下班前就能整理好送来；就连我咳嗽两声，第二天抽屉里就多了盒润喉糖。
同事开玩笑：“老陈，你这实习生比亲闺女还贴心。”
我只能笑笑，心里却浮起一丝说不清的不安。
直到那个雨夜。
我回办公室取文件，看见她还在加班。灯光下她侧脸专注，手指在键盘上飞快跳动。
忽然她手机响了。
她走到楼梯间接听，声音压得很低。我本想离开，却听见她哽咽着说：“爸，您再坚持坚持……快了，就快了。”
那声音里的隐忍与坚决，让我后背发凉。
几天后，当我从退休老纪委于德全那里听到那个名字时，咖啡杯从我手中滑落。
滚烫的液体溅了一身。
我却只觉得冷。
程永富。
那个五年前被我亲手送进监狱的前任领导。
他的女儿，现在正坐在我对面，微笑着问我：“陈老师，明天需要我早点来吗？”
01
郑香怡确实是个出色的实习生。
她来的第三天，就把部门近三年的项目档案重新归类整理了一遍。
那些堆积在柜子里、连我都懒得细看的陈旧资料，被她分门别类贴上标签，还做了电子索引。
“陈老师，我觉得这样查起来方便些。”她说话时总微微低头，显得谦逊有礼。
我翻开她做的索引表，条目清晰，关键词标注得当。
“费了不少工夫吧？”
“应该的。”她抿嘴笑了笑，“我刚来，得多学习。”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可我看得出来，她眼底有种超越年龄的沉稳。
部门里其他同事也很喜欢她。她帮王姐修过电脑，替小张的孩子辅导过作业，甚至连办公室那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在她照料下都重新焕发生机。
马向东有次来我们部门，特意在她工位前停了停。
“小郑表现怎么样？”他问这话时，眼睛却看着我。
“很不错。”我如实回答，“勤快，细心，学习能力强。”
马向东点点头，意味深长地说：“故人之后，果然不同凡响。”
我当时没听懂这话的意思，只是觉得他语气有些奇怪。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刻郑香怡正在复印机旁整理文件，背脊似乎僵了一下。
不过也只是一瞬间。
她转过身时，脸上依旧是那种温和得体的笑容：“马总过奖了，我还要多向各位老师学习。”
马向东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
郑香怡继续低头整理文件，手指在纸页间翻动，动作轻快而熟练。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她发梢镀上一层淡金色。
我那时想，这姑娘将来在职场上，必定能走得远。
如果她没有别的目的的话。
第四天下午，我有个紧急材料要赶。本来打算加班，郑香怡却主动请缨：“陈老师，您晚上不是要参加孩子的家长会吗？资料我来整理吧。”
我确实忘了家长会这回事。
“这怎么好意思……”
“没关系的。”她眼神真诚，“我反正也住公司附近，晚点回去正好错开晚高峰。”
我犹豫片刻，还是答应了。家长会不能缺席，妻子已经提醒过我两次。
离开办公室时，我看见郑香怡坐在我的位置上，对着电脑屏幕认真核对数据。她坐姿笔直，侧脸在显示屏微光里显得格外专注。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有些感动，也有些莫名的愧疚——为了让她加班而愧疚，虽然是她自愿的。
第二天早晨，那份材料整整齐齐摆在我桌上。
不仅数据准确无误，她还根据内容做了简要分析，用不同颜色标注了重点。
最后附了张便签：“陈老师，我觉得第三部分的数据可能需要与财务部二次核对，已用黄色标出。”
我翻开材料，果然，第三部分的几个数字与我记忆中有出入。
打电话问财务，对方查了半天，道歉说确实是他们录入错误。
“老陈，你这实习生可以啊。”财务主管在电话里感叹，“刚来就能发现这种问题。”
我放下电话，看向郑香怡的工位。
她正在接听一个客户咨询，语气温和耐心，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她脸上投下明暗相间的条纹。
那么专注，那么专业。
可为什么，我总觉得她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距离感？
那种距离感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刻意的、精心维持的得体。就像一层薄薄的玻璃，你能看见她，却永远触不到真实的温度。
中午在食堂，她端着餐盘坐到我旁边。
“陈老师，上午那份材料没问题吧？”
“没问题，多亏你细心。”我顿了顿，“昨晚加班到几点？”
“十点左右。”她夹起一片青菜，动作很轻，“公司晚上很安静，工作效率反而高。”
“以后别熬太晚，女孩子一个人不安全。”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闪。
“谢谢陈老师关心。”她声音很轻，“我习惯了。”
那句话里的“习惯了”三个字，听起来有些沉重。我想问什么，却不知从何问起。
最终只是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好。”她笑了笑，低下头继续吃饭。
那一刻我注意到，她握筷子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
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维持住表面的平静。
02
一周后，郑香怡已经熟悉了部门的全部工作流程。
她甚至开始主动承担一些原本不属于实习生范畴的任务。比如，每周一的部门例会，她会提前准备好会议室，调试好投影设备，还会根据议题准备相关资料。
“小郑，这些事让行政部做就行。”我提醒她。
“反正我也要参加会议，顺手的事。”她说得轻描淡写。
但我知道没那么简单。行政部那帮人我清楚，能少做绝不多做。以前每次开会前，总要打电话催几遍设备调试。现在郑香怡主动揽过去，他们乐得清闲。
周五下午，部门要做一个季度汇报。
马向东会亲自参加，还带了几位集团领导。汇报材料我早就准备好了，但心里还是有些紧张。这个季度的业绩不算理想，几个重点项目推进缓慢。
开会前一小时，郑香怡敲开我办公室的门。
“陈老师，我看了汇报材料，有个地方想跟您商量一下。”
她手里拿着打印稿，上面用红笔做了不少标记。
我有些意外：“你说。”
“第三页关于项目延期的解释，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她翻开那一页，“现在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我们在推卸责任。
不如主动承认问题，但重点放在已经采取的补救措施上。”
我仔细看她的修改建议。确实，经她一改，那段文字从辩解变成了担当，从被动变成了主动。
“还有这里。”她翻到后面几页，“数据对比表格太复杂，领导们可能没耐心细看。我做了几个简化的图表，直观一些。”
她递过来几张手绘的图表草稿。条状图、饼图、趋势线，一目了然。
我看了她好一会儿。
“这些都是你自学的？”
“大学里选修过数据分析。”她顿了顿，“另外，我父亲以前也常做汇报，我帮他整理过材料。”
她说这话时，眼神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事实。
可我心里却咯噔一下。
父亲？我忽然意识到，我从未问过她的家庭情况。简历上只写了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家庭信息一栏是空的。
“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问得随意，尽量不让语气显得太刻意。
她收拾图纸的动作停了半秒。
“以前在国企做管理，现在……”她抬起眼睛，目光落在我身后的书架上，“现在退休了。”
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清最后三个字。
我还想再问，外面传来同事的说话声。郑香怡站起身：“陈老师，我去会议室准备一下投影。”
她离开时，脚步比平时快了一些。
背影显得有些单薄。
汇报进行得很顺利。我用了郑香怡的建议和图表，几位领导频频点头。马向东甚至在会后特意表扬了一句：“陈涛这次准备得很充分。”
我看向坐在会议桌末端的郑香怡。
她正低头记录会议纪要，侧脸在灯光下显得异常安静。仿佛刚才那些功劳与她无关，她只是尽了一个实习生的本分。
散会后，我让她留一下。
“今天多亏了你。”我真心实意地说。
“我只是提了点建议。”她收拾着笔记本电脑，“主要还是陈老师讲得好。”
“你父亲……”我斟酌着词句，“他教了你不少东西吧？”
郑香怡拉上电脑包拉链的动作停了下来。
“他教我最多的是，”她抬起眼睛，直视着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太快的、我来不及捕捉的情绪。
“你父亲是个明白人。”我说。
“是啊。”她笑了笑，笑容却未达眼底，“所以他栽了很大的跟头。”
我还想问什么，她已经背起电脑包：“陈老师，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整理会议记录了。”
“好，你去吧。”
她走到门口，忽然回头。
“陈老师，”她声音很轻，“您觉得，一个人如果做了自认为正确的事，但结果害了别人，他应该愧疚吗？”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
我愣住了。
“这要看具体情况。”我谨慎地回答，“如果是无心之失……”
“如果是故意的呢？”她打断我，目光紧紧锁住我的眼睛，“如果他知道后果，还是选择了那样做？”
办公室里的空气忽然变得稀薄。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那就要看他有没有承担后果的勇气。”我听见自己说。
郑香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点头。
“您说得对。”她轻声说，“勇气。”
她转身离开，脚步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
我站在原地，很久没有动。
窗外天色渐暗，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玻璃窗上倒映出我的脸，一张中年男人的、略带疲惫的脸。
五年前，我也曾站在同样的位置，看着同样的夜景。
那时我手里握着一封举报信。
信里装着一个决定，一个会改变很多人命运的决定。
03
那是五年前的秋天。
程永富还是集团的副总经理，分管我们部门。他在位八年，根基深厚，说话做事雷厉风行。集团里人人都敬他三分，也怕他三分。
我当时是他手下的项目主管，负责几个重点工程。
第一次发现问题，是在一个基建项目的账目上。材料采购价格高出市场价百分之三十，供货商是一家新成立的小公司。我查了工商信息，法人代表姓马。
马向东的远房亲戚。
我拿着材料去找程永富，他正在办公室练书法。宣纸上写着“海纳百川”四个大字，笔力遒劲。
“程总，这个项目的采购有点问题。”我把文件放在他桌上。
他放下毛笔，擦擦手，慢慢翻看。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窗外的银杏树黄了，叶子在秋风里簌簌作响。
看了大概十分钟，他合上文件夹。
“这件事我知道了。”他声音平静，“你先回去吧。”
“可是程总，这明显有问题……”
“我说我知道了。”他抬起眼睛看我。那双眼睛里没什么情绪，却让我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走出他办公室时，我听见他继续练字的声音。
毛笔在宣纸上摩擦，沙沙作响。
之后一个月，类似的问题又出现了几次。每次我去反映，程永富都是同样的反应：我知道了，你先回去。
直到那个周五下午。
我加班整理资料，准备下周的集团审计。财务部的小刘悄悄找到我，递给我一个U盘。
“陈哥，这里面的东西……我觉得你应该看看。”他神色紧张，额头上都是汗。
U盘里是几份加密的合同扫描件，还有银行流水截图。金额之大，让我拿着鼠标的手都在发抖。
更让我心惊的是，所有的签字都是程永富。
以及马向东。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坐到凌晨三点。
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窗户开着，冷风一阵阵灌进来，我却觉得浑身燥热。
正义感、恐惧、愤怒、犹豫，各种情绪在我心里撕扯。
我知道一旦举报，就意味着与程永富彻底决裂。他在集团经营多年，关系盘根错节。而我，只是一个中层干部。
可那些数字在我眼前晃动。每一笔钱，都是国有资产，都是人民的血汗。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市纪委。
接待我的是一位姓于的老同志，鬓角斑白，眼神锐利。他听完我的陈述，看完材料，沉默了很久。
“陈涛同志，”他终于开口，“你确定要实名举报吗？”
“确定。”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
于同志看着我，缓缓点头：“材料留下，我们会按规定处理。这段时间，你自己注意安全。”
走出纪委大门时，阳光刺眼。
我眯起眼睛，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卖早餐的小贩在吆喝，学生背着书包赶公交，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但我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一个月后，程永富被带走调查。集团上下震动。马向东在那次风波中安然无恙，只是被调离了重要岗位。
又过了三个月，判决下来：程永富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宣判那天，我没有去听。
同事回来说，程永富站在被告席上，腰杆挺得笔直。法官问他还想说什么，他只说了三个字：“我认罪。”
然后深深鞠了一躬。
那一年，程永富四十七岁。他女儿郑香怡，十七岁，刚上高三。
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04
程永富落马后，集团进行了一轮人事调整。
马向东不但没受影响，反而升了半级，成了我们部门的分管领导。而我，虽然因为举报受到了表彰，但处境却变得微妙。
同事看我的眼神复杂。有的人钦佩，有的人疏远，还有的人在背后窃窃私语。
“陈涛这人太狠，连自己上司都敢捅。”
“谁知道是不是为了往上爬。”
“以后跟他打交道可得小心点。”
这些话偶尔会飘进我耳朵里。我不辩解，只是埋头工作。那几年，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项目，用业绩证明自己。
但有些东西，终究是变了。
马向东上任后，对我态度客气而疏离。该给的支持给，该批的经费批，但从不与我深谈。部门开会时，他常常跳过我的汇报，直接问其他人意见。
我明白，他在防着我。
五年过去，这件事渐渐被淡忘。新来的员工甚至不知道集团曾经有过一个叫程永富的副总。
直到郑香怡出现。
直到马向东那句“故人之后”。
现在回想起来，马向东从一开始就知道郑香怡的身份。他把她安排到我们部门，安排在我手下，绝不是偶然。
他想做什么？
试探？监视？还是别的什么？
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盘旋，搅得我心神不宁。周二下午，我借口外出办事，提前离开了办公室。
其实我是去了集团退休干部活动中心。
于德全退休后，常在这里下棋。他是当年处理程永富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少数知道我实名举报的人。
我到的时候，他正和另一个老头对弈。棋盘上杀得难解难分。
“于叔。”我在旁边坐下。
于德全抬头看我，有些意外：“小陈？怎么有空过来？”
“有点事想请教您。”
他看了我一眼，对棋友说：“老张，这局算我输，改天再战。”
老张嘟嘟囔囔地走了。于德全收拾棋子，动作慢条斯理。
“什么事，说吧。”
我斟酌着词句：“我们部门新来了个实习生，叫郑香怡。”
于德全的手停在半空。
“姓郑？”
“嗯。二十二岁，很能干。”我观察着他的表情，“马总把她安排在我手下，还说她是‘故人之后’。”
棋子啪嗒一声掉在棋盘上。
于德全弯腰捡起来，手指有些抖。
“老于，”我压低声音，“您是不是知道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活动室里很安静，只能听见远处传来的麻将声和电视机的声音。
“她父亲，”于德全终于开口，声音沙哑，“是不是叫程永富？”
尽管有心理准备，我的心还是狠狠一沉。
“是。”
于德全长长叹了口气。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个小花园，几个退休老人正在打太极拳。
“那孩子……都这么大了。”他背对着我，“当年她父亲出事时，她才上高三。”
“马向东知道她的身份？”
“知道。”于德全转过身，脸色凝重，“小陈，这件事不简单。”
“怎么说？”
“程永富的案子，当年有些疑点。”他走回桌边坐下，“受贿金额对不上，关键证人翻供，有些证据来得太容易……但这些话，我当时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上面要求尽快结案。”于德全盯着我的眼睛，“程永富认罪太快了，快得不正常。他一个人扛下了所有事，把其他线索都掐断了。”
我感觉后背发凉。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于德全一字一句地说，“程永富可能不是主犯。至少，不是唯一的主犯。”
活动室的挂钟滴答作响。
每一秒都敲在我心上。
“那郑香怡接近我，是为了报复？”我听见自己问。
“不一定。”于德全摇头，“那孩子我见过一次，在程永富宣判那天。她站在法院外面，没哭没闹，就是一直盯着大门看。那眼神……不是仇恨。”
“那是什么？”
“是倔强。”老纪委缓缓说，“一种要把事情弄清楚的倔强。”
离开活动中心时，天色已近黄昏。
我站在路边，看着车流来来往往。五年前那个秋天的早晨，我也是这样站在纪委门口，心里充满决绝的正义感。
我以为我在捍卫原则。
我以为我在做正确的事。
可现在，于德全的话像一根刺，扎进我心里最深处。
如果程永富不是主犯……
如果我只是被利用了……
如果郑香怡接近我，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寻找真相……
手机响了。是郑香怡发来的微信：“陈老师，您要的资料我已经整理好发您邮箱了。另外，明晚部门团建，您参加吗？”
我看着那条信息，很久没有回复。
最后打了三个字：“我参加。”
发送。
05
部门团建选在一家火锅店。
大家围坐两桌，热气腾腾，笑声不断。郑香怡被安排在我们这桌，坐在我对面。
她今晚穿了件米色毛衣，头发松松地扎在脑后，看起来比平时柔和许多。同事让她喝酒，她笑着推辞：“我真不会喝，以茶代酒吧。”
“小郑太不给面子了。”有人起哄。
马向东坐在主位，端着酒杯打圆场：“女孩子不喝酒好，喝茶健康。来，我们一起敬新同事一杯。”
大家举杯。郑香怡端起茶杯，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我身上。
很短暂的对视。
她先移开了视线。
酒过三巡，气氛更加热闹。有人开始讲笑话，有人聊起家里的琐事。郑香怡安静地听着，偶尔微笑，但很少插话。
我注意到，她几乎没怎么动筷子。
“不合胃口？”我问。
“不是。”她摇头，“下午吃了点心，不太饿。”
可她的表情不是不饿的样子。而是一种刻意的、维持距离的克制。
马向东忽然开口：“小郑，你父亲身体还好吧？”
桌上安静了一瞬。
郑香怡握着茶杯的手指收紧，指节泛白。
“还好，谢谢马总关心。”她声音平静。
“那就好。”马向东点点头，转向我，“陈涛，你还记得程永富程总吧？小郑的父亲，以前是我们的老领导。”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
桌上所有人都看向郑香怡，眼神里有惊讶，有探究，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
郑香怡垂着眼帘，睫毛在灯光下投出浅浅的阴影。
“原来小郑是程总的女儿。”有人小声说。
“怪不得这么能干，虎父无犬女啊。”
气氛变得微妙起来。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低头吃菜，或者假装喝酒。
我看向马向东。他正慢悠悠地涮着一片毛肚，表情自然得像刚才只是问了一句天气。
他是故意的。
他在公开场合点破郑香怡的身份，是想看她什么反应？还是想看我什么反应？
“我父亲，”郑香怡忽然开口，声音清晰而平稳，“他确实教了我很多东西。包括做人要诚实，做事要有底线。”
她抬起眼睛，直视马向东。
“虽然他犯了错，受到了惩罚，但这些道理我会一直记得。”
桌上鸦雀无声。
马向东涮毛肚的动作停住了。几秒钟后，他笑起来：“说得好！来，为这句话，我们再喝一杯！”
大家稀稀拉拉地举杯。
我注意到，郑香怡握着茶杯的手在微微发抖。
团建快结束时，我去洗手间。出来时，看见郑香怡站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
她在打电话。
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几个字。
“……我知道……我会小心……爸您别担心……”
我本想悄悄离开，她却已经看见了我。
电话挂断了。
她转过身，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走廊的灯光从侧面打过来，在她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
“陈老师。”她打招呼，声音有些哑。
“没事吧？”我问。
“没事。”她笑了笑，笑容很淡，“就是家里有点事。”
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窗外是城市的夜景，霓虹闪烁，车灯如流。
“马总刚才的话，”我斟酌着开口，“你别往心里去。”
“我不在意。”她看着窗外，“这些年，比这难听的话我都听过。”
她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可我却听出了一丝疲惫。
那种深藏在骨子里的、经年累月的疲惫。
“你父亲……”我不知该问什么。
“他上个月出狱了。”郑香怡忽然说，“因为表现好，减了刑。”
“他现在身体不太好，需要静养。”她转过头看我，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亮得惊人，“但他让我转告您一句话。”
我的喉咙发紧。
“什么话？”
郑香怡一字一句地说：“他说，他不怪您。您只是做了您认为正确的事。”
这句话像一记重拳，砸在我胸口。
五年来，我设想过无数次与程永富有关的场景。愤怒、指责、诅咒，甚至报复。但我从未想过，会是这句话。
我不怪您。
您只是做了您认为正确的事。
“他还说了什么？”我的声音有些抖。
“他说，”郑香怡顿了顿，“希望您以后做决定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因为有时候，眼睛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相。”
走廊里有同事的谈笑声传来。
郑香怡最后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了。
窗户玻璃上倒映出我的脸，一张困惑的、不安的、开始怀疑自己的脸。
如果程永富不是主犯。
如果真相另有隐情。
那我这五年来的坚持算什么？
我当年的举报又算什么？
06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
郑香怡的话在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程永富不怪我，他说我只是做了自认为正确的事。
可如果那件事本身是错误的呢？
如果我的举报，非但没有伸张正义，反而掩盖了更大的罪恶？
天亮时，我做出了决定。
我要查清楚。不管真相是什么，我必须知道。
周一上班，我比平时早到半小时。办公室空无一人，只有保洁阿姨在拖地。我打开电脑，调出五年前的项目档案。
那些尘封的数据，现在看来有了不同的意味。
当年我发现问题的几个项目，合同签署时间都在程永富上任后的第三年。而在此之前，集团的工程管理一直很规范。
是什么让他突然变了？
或者说，是什么让他不得不变？
我仔细核对供货商信息。那些价格虚高的材料，供货商都是新注册的小公司，但背后都有复杂的股权关系。
其中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姓马。
马向东的远房侄子。
而这家公司最大的客户，除了我们集团，还有另外几家国企。那些国企的负责人，都和程永富、马向东有交集。
一个隐约的网络开始浮现。
但我还需要更多证据。
中午，我约于德全吃饭。选在离集团很远的一家小馆子，私密性很好。
“于叔，我想看看程永富案的卷宗。”我开门见山。
于德全夹菜的手停在半空。
“小陈，你知道那不合规矩。”
“我只要看我能看的部分。”我压低声音，“当年那些证据，那些证词，我想重新看看。”
老纪委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程永富可能不是一个人。”我说，“他背后应该还有人，而且那个人现在还在集团，甚至可能身居高位。”
于德全沉默了很久。
“明天下午三点，来我家。”他终于说，“有些东西，我退休时复制了一份。”
“为什么？”我问，“您为什么留备份？”
老纪委摘下眼镜，慢慢擦拭。
“因为我不甘心。”他声音很轻，“办了一辈子案子，那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憋屈的。程永富认罪太快了，快得像在保护什么人。”
“您怀疑是谁？”
于德全重新戴上眼镜，看着我的眼睛。
“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不是吗？”
是的。
我有答案了。
马向东。
从郑香怡出现，从他刻意点破她的身份，从他这些年来对我的态度。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人。
但怀疑只是怀疑。
我需要证据。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来到于德全家。他住在老城区的一个院子里，种满了花花草草。
书房里，他递给我一个厚厚的文件袋。
“这是复印件，你只能在这里看，不能带走。”他说，“看完之后，你要自己做决定。”
我打开文件袋。
里面是程永富案的全部卷宗复印件。从举报材料到审讯记录，从证据清单到判决书，一应俱全。
我花了三个小时，一页页仔细翻看。
越看，心里越凉。
举报材料中，关于马向东的部分全部被模糊处理，只用了“相关责任人”这样的字眼。审讯记录里，程永富多次提到“上面有人指示”，但每次都被打断。
最关键的一份银行流水显示，一笔两百万的款项从项目账户转出，经过三次中转，最终流入一个海外账户。
而那个海外账户的开户人，姓马。
不是程永富。
“这份流水为什么没作为主要证据？”我问于德全。
“因为程永富承认那笔钱是他授意转出的。”老纪委苦笑，“他说是他让马向东帮忙操作，马向东只是执行。”
“您信吗？”
“我不信。”于德全摇头，“但程永富咬死不改口，上面又要求尽快结案，我们没办法深挖。”
我合上卷宗，闭上眼睛。
五年前的那个我，怀着一腔热血走进纪委。我以为我在揭发腐败，我以为我在维护正义。
可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棋子。
一个被人利用，用来铲除异己、掩盖真相的棋子。
“郑香怡知道这些吗？”我问。
“应该知道一部分。”于德全说，“她父亲出狱后，应该跟她谈过。不然她不会费尽心思进集团，更不会特意接近你。”
“接近我……是为了报复？”
“可能最初是。”于德全看着我，“但现在，我觉得她更想弄清楚真相。为她父亲，也为你。”
为我？
这句话让我愣住了。
“小陈，”于德全拍拍我的肩膀，“那孩子看你的眼神，不是仇恨。是困惑，是探究，是想知道当年那个举报她父亲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离开于德全家时，天已经黑了。
我走在老城区的巷子里，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五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如此疲惫。
不是身体的累。
是心里的累。
走到巷口，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郑香怡站在那里，背对着我，看着远处闪烁的霓虹灯。听见脚步声，她转过身。
我们隔着十几米的距离对视。
谁也没说话。
最后是她先走过来。路灯下，她的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很平静。
“于叔给我打电话了。”她说，“他说您来看了卷宗。”
我点点头。
“现在您相信了吗？”她问，“相信我爸可能不是主犯？”
“我相信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谨慎地说，“但我还需要更多证据。”
郑香怡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我父亲出狱后给我的。”她递过来，“他说，如果有一天您开始怀疑了，就把这个交给您。”
我接过信封，很薄。
里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年轻时的程永富和马向东，勾肩搭背，笑容灿烂。背面写着一行字：“2009年夏，与向东兄于三亚。他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可最终，是一个人的八年牢狱。
“我父亲说，他当年太相信友情。”郑香怡的声音很轻，“以为真的可以同甘共苦。直到出事那天，他才明白，有些人的‘同当’，只是说说而已。”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两个曾经亲密无间的人。
一个毁了前程，锒铛入狱。
一个步步高升，风生水起。
“你接近我，是为了什么？”我终于问出这个问题，“为父报仇？还是为了查清真相？”
郑香怡看着我，眼睛在路灯下亮得像星星。
“最开始，我想看看您是什么样的人。”她诚实地说，“我想知道，那个毁了我家庭的人，夜里能不能睡得安稳。”
“后来呢？”
“后来我发现，您不是我想象中那种人。”她顿了顿，“您会关心实习生有没有吃早饭，会为了一个数据加班到深夜，会因为项目延期而自责。
您不像一个坏人。”
“所以？”
“所以我开始怀疑。”郑香怡直视我的眼睛，“怀疑当年的真相，是不是我爸说的那样。怀疑您，是不是也被利用了。”
夜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
沙沙作响。
“陈老师，”她说，“我想和您合作。”
“合作什么？”
“查清当年的真相。”她一字一句地说，“为我父亲正名，也为您解开心结。”
我看着这个二十二岁的姑娘。她比我女儿大不了几岁，却已经背负了太多沉重的东西。
父亲入狱，家庭破碎，青春蒙尘。
可她眼睛里没有怨恨，只有一种坚定的、要把事情弄清楚的执著。
“如果查到最后，”我缓缓问，“发现你父亲确实罪有应得呢？”
郑香怡沉默了几秒。
“那我认。”她说，“但如果不是，我也要一个公道。”
公道。
这个词太沉重了。
但我点了点头。
“好。”
07
合作从那天晚上正式开始。
我们没有签协议，没有立誓言，只是在路灯下达成了一种默契。一种基于共同困惑和共同目标的默契。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郑香怡依旧每天早晨给我泡咖啡，依旧帮我整理资料，依旧在部门会议上认真记录。只是偶尔，我们会交换一个眼神。
那种“我懂你”的眼神。
周三下午，马向东召集部门开会，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他说话时，眼睛时不时瞟向郑香怡。
“……尤其是新同事，要多学习，多实践。”他说，“小郑表现不错，陈涛你要多带带她。”
“应该的。”我回答。
散会后，马向东让我留下。
“陈涛，小郑在你手下也快一个月了。”他靠在椅背上，手指敲着桌面，“你觉得她怎么样？”
“很好。”我说，“勤奋，聪明，进步很快。”
“那就好。”马向东笑了笑，“程总的女儿，果然不一般。不过……”
他顿了顿，观察我的表情。
“不过什么？”
“不过你也要注意分寸。”他意味深长地说，“毕竟她身份特殊，走得太近，容易惹闲话。”
“马总多虑了。”我平静地说，“我对所有同事都一视同仁。”
“那就好。”马向东站起身，拍拍我的肩膀，“你是老同志了，我相信你有分寸。”
他离开后，我在会议室坐了很久。
马向东在敲打我。他在提醒我，郑香怡是程永富的女儿，而我，是举报程永富的人。
我们不应该走得太近。
可越是如此，我越是确定，他在害怕。
害怕我们走得太近，会发现什么。
周五晚上，郑香怡约我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位置很偏，客人很少。
她到的时候，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
“陈老师。”她坐下，要了杯柠檬水。
“东西带来了？”我问。
她点点头，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很旧的皮质封面，边角已经磨损。
“这是我父亲的日记。”她轻声说，“从他被调查开始，到入狱前。出狱后，他交给了我。”
我接过笔记本，翻开第一页。
日期是五年前的九月十二日。正是我递交举报材料后的第三天。
“今天纪委找我谈话。我知道，时候到了。”
“向东说他会想办法，让我别担心。我相信他。”
“但心里还是不安。”
往后翻，字迹越来越潦草。
“账目问题比我想象的严重。有些事不是我做的，但证据都指向我。”
“向东让我先扛下来，说他会在外面活动。我相信他，我们是二十年的兄弟。”
“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
再往后，是审判期间。
“律师说情况不乐观。但向东说他在找关系，让我坚持住。”
“今天见到香怡了，她瘦了。孩子要高考了，我对不起她。”
“如果这就是结局，我认。但有些事，我不甘心。”
最后一篇日记，写在宣判前一天。
“明天就要开庭了。向东今天来看我，说一切都安排好了。让我什么都别说，认罪就行。”
“他说，只要我认罪，他保证香怡以后的生活，保证她上大学，找工作。”
“我问他，那些事到底是谁做的。他不说话，只是看着我。”
“那一刻我明白了。但我没有选择。”
日记在这里结束。
我合上笔记本，手心全是汗。
“你父亲……”我声音发干，“他知道是马向东？”
“他一直都知道。”郑香怡握着水杯，指节发白，“但他不能说。因为马向东威胁他，如果他不扛下来，就让我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
“你相信？”
“我父亲相信。”她抬起眼睛，眼眶发红，“他不敢赌。他已经毁了，不能再毁了我。”
咖啡馆里很安静，只有轻柔的音乐声。
我看着对面的姑娘。她努力维持着平静，但颤抖的嘴唇暴露了内心的波澜。
“这些日记，你为什么给我看？”我问。
“因为我想让您知道真相。”她说，“也想让您知道，我父亲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只是一个……太相信朋友，最后被朋友出卖的傻瓜。”
我沉默了很久。
“你现在想怎么做？”
“我要证据。”郑香怡擦擦眼睛，“能证明马向东才是主谋的证据。日记只是我父亲的一面之词，法律需要更扎实的东西。”
“比如？”
“比如真正的账目。”她说，“我父亲说，当年做账的时候，他留了一手。真正的账本，他藏起来了。”
我的心脏猛地一跳。
“在哪里？”
“他说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郑香怡压低声音，“只有我和他知道。但他不让我现在去取，说太危险。”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可以信任您了。”她看着我，“也因为，马向东最近动作很多。他在查我，也在查您。我们时间不多了。”
确实。
马向东最近频繁来我们部门，找各种借口和郑香怡说话。他也在调阅我负责的项目资料，美其名曰“了解情况”。
他在试探，在防备。
“账本在哪里？”我问。
郑香怡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条，推到我面前。
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城西老图书馆，三楼工具书区，《辞海》1979年版，第三册。
“我父亲说，东西在书里。”她声音很轻，“但他警告我，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可能有人在盯着。”
“我去。”我说。
“不，我去。”郑香怡摇头，“这是我父亲的事，应该我去。”
“可你……”
“陈老师。”她打断我，“您已经为我父亲的事付出了代价。不能再让您冒险。”
她说得认真，眼神坚定。
那一刻，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程永富的影子。那种倔强，那种担当，那种宁可自己扛也不连累别人的性格。
“我们一起去。”我说，“互相有个照应。”
郑香怡还想说什么，但我摆摆手。
“就这么定了。周日，图书馆开门就去。”
她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头。
离开咖啡馆时，天已经全黑了。郑香怡走在我旁边，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
“陈老师，”她忽然说，“谢谢您。”
“谢什么？”
“谢谢您愿意相信我。”她顿了顿，“也谢谢您，愿意给我父亲一个机会。”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
“该说谢谢的是我。”我认真地说，“谢谢你让我知道，当年的我，可能做错了。”
郑香怡摇摇头。
“您没错。您只是被利用了。”她说，“错的是那些利用您的人。”
夜风吹过，带来秋天的凉意。
我们并肩走在街上，各自想着心事。但心里都清楚，从这一刻起，我们不再是简单的上下级，也不是仇人。
而是同盟。
为了同一个真相而战的同盟。
08
周日早晨，我比约定时间早半小时到了图书馆。
城西老图书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红砖墙，爬山虎，看起来很有年代感。因为是周末，门口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
我在对面的早餐店坐下，要了碗豆浆，慢慢喝。
眼睛盯着图书馆大门。
八点半，门开了。人群陆续进去。我在人群中寻找郑香怡的身影，但没有看到。
难道她不来了？
我心里一紧，正准备打电话，手机震动了。
是郑香怡发来的信息：“陈老师，我在图书馆后面的小巷等您。”
我匆匆付了钱，绕到图书馆后面。那是条很窄的巷子，堆着一些废弃的桌椅。郑香怡站在阴影里，戴着帽子和口罩。
“怎么了？”我问。
“刚才在门口看见两个人。”她压低声音，“像是马向东的手下。我认识其中一个，以前来找过我爸。”
“他们看见你了？”
“应该没有。”她摇头，“但我怕他们守在图书馆里。”
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
如果马向东已经派人盯梢，说明他起了疑心。也许他从程永富出狱的那一刻起，就在防备这一天。
“那怎么办？”我问。
郑香怡想了想：“我们分开进去。您从前门，我从侧门。三楼工具书区见面。”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从前门进入图书馆。大厅里人不多，有学生在自习，有老人在看报。我扫了一眼，没发现可疑的人。
上到三楼，工具书区在最里面。高高的书架排列整齐，散发着旧纸和灰尘的味道。
郑香怡已经到了。她站在《辞海》的书架前，假装在找书。
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
“有人吗？”我低声问。
她摇摇头：“暂时没有。”
我们开始找1979年版的《辞海》。工具书区很大，光是《辞海》就有十几个版本。从1979年到最新版，按年份排列。
终于，在书架最底层，我们找到了1979年版。
第三册。
郑香怡蹲下身，小心地抽出那本书。很厚，封面是深蓝色的，边角已经破损。
她翻开书页。
里面是空心的。
一个牛皮纸信封躺在书页挖空的凹槽里。
她的手有些抖。我环顾四周，确认没人注意我们，才点点头：“快。”
郑香怡拿出信封，塞进自己包里。然后把书放回原处。
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但我觉得像过了一个世纪。
“走。”我说。
我们分开下楼。我在前，她在后，相隔十几米。这是事先说好的，万一有人跟踪，至少能跑掉一个。
楼梯间很安静，只有我们的脚步声。
下到二楼时，我听见下面传来说话声。是图书馆管理员在和一个男人交谈。
“……三楼工具书区？刚才好像有人上去……”
我心里一紧，加快脚步。
一楼大厅，那个和郑香怡描述相似的男人正站在借阅台前。他三十多岁，平头，穿着黑色夹克。
他看见我，眼神锐利地扫过来。
我装作若无其事，径直走向大门。
“先生。”他突然开口。
我停住脚步，回头。
“什么事？”
“您刚才在三楼吗？”他走过来，脸上挂着笑，但眼神很冷。
“是啊，查点资料。”我平静地说，“怎么了？”
“没什么。”他上下打量我，“就是问问。三楼工具书区最近在整理，怕打扰到读者。”
“哦，我没注意。”我说完，转身继续走。
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钉在我背上。
走出图书馆大门，阳光刺眼。我没有回头，直接走向地铁站。
手机震动了。
郑香怡发来信息：“我出来了，安全。老地方见。”
老地方是上次那家咖啡馆。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了。包放在桌上，鼓鼓囊囊的。
“那个人，”她脸色发白，“他跟踪您了吗？”
“没有。”我坐下，“但他起疑心了。我们得快点。”
郑香怡从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很厚，摸起来硬硬的。
她拆开信封，倒出里面的东西。
是一本巴掌大小的笔记本，黑色封皮。还有几张照片，一些票据复印件。
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同时翻开笔记本。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数字和代号。日期，金额，项目名称，还有代号字母。
M，C，L，Z……
“M是马向东。”郑香怡指着第一个字母，“C是我父亲。L是刘，财务部的刘副总，去年退休了。Z是赵，已经调走了。”
她翻到后面，声音越来越低。
“这些数字……是分赃记录。每一笔，谁拿了多少，什么时候拿的，清清楚楚。”
我拿起一张照片。是几个人的合影，在某个会所里。马向东，程永富，还有另外几个熟悉的面孔。
他们举着酒杯，笑容满面。
背后是豪华的包厢，桌上摆着名酒和美食。
另一张票据复印件，是海外账户的转账记录。金额巨大，收款人是一个英文名字。
“这是我父亲偷偷复印的。”郑香怡说，“他说，当时马向东让他签字，他留了个心眼，多印了一份。”
证据。
确凿的证据。
足以证明程永富不是单独作案，马向东才是真正的策划者和最大受益者。
“这些……”我声音发干，“应该交给纪委。”
“但现在不行。”郑香怡摇头，“马向东在集团经营这么多年，关系很深。我们不知道纪委里有没有他的人。”
她说得对。
五年前，程永富案办得那么快，那么草率，本身就说明问题。如果当时有人故意掩盖，现在贸然举报，很可能打草惊蛇。
“那怎么办？”
郑香怡想了想：“于叔。找于叔。”
“他退休了，还能做什么？”
“他退休了，但他的人脉还在。”郑香怡说，“而且，他是当年唯一对案子有疑问的人。他值得信任。”
我想了想，点头。
“好，联系于叔。”
我们约于德全晚上见面。还是那家小馆子，但这次要了个包间。
老纪委看完所有材料，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我就知道。”他声音沙哑，“我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
“于叔，这些证据够吗？”我问。
“够立案了。”他说，“但不够稳妥。马向东很狡猾，他肯定会辩解，说这些是程永富伪造的，是为了报复他。”
“我们需要更多。”于德全重新戴上眼镜，“需要人证。当年经手这些事的人，不可能只有程永富和马向东。还有财务，还有具体办事的人。”
我想起财务部的小刘。
当年给我U盘的那个年轻人。程永富出事后，他就辞职了，听说回了老家。
“小刘。”我说，“他可能知道什么。”
“找到他。”于德全说，“但一定要小心。马向东肯定也在找他，想封他的口。”
郑香怡忽然开口：“我去找。”
“你？”我和于德全同时看向她。
“我知道他在哪里。”她说，“我父亲出狱后，跟我说过。小刘回老家后改了名字，在县城开了家小超市。”
“你父亲为什么告诉你这个？”我问。
“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要翻案，小刘是关键证人。”郑香怡眼神坚定，“但他让我保证，除非万不得已，不要打扰小刘的生活。”
“现在就是万不得已。”于德全缓缓说。
包间里安静下来。
窗外夜色渐浓，街灯一盏盏亮起。这个城市看似平静，但暗流汹涌。
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手里握着一个可能掀起惊涛骇浪的秘密。
“我去找他。”郑香怡重复，“明天就去。”
“我陪你。”我说。
她摇摇头：“您不能去。马向东已经在盯着您了。您离开公司，他会怀疑。”
“可是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反而安全。”她说，“马向东的目标是您，不是我。至少现在还不是。”
马向东现在最防着的是我。因为我是当年的举报人，现在又是郑香怡的上司。如果他发现我和郑香怡联手，一定会采取行动。
而郑香怡，在他眼里可能只是个想为父翻案的小姑娘。
不足为惧。
“那你要小心。”我叮嘱，“随时保持联系。”
于德全看看我，又看看郑香怡。
“孩子们，”他轻声说，“这条路不好走。你们想清楚了吗？”
我和郑香怡对视一眼。
然后同时点头。
“想清楚了。”
09
郑香怡周一请假，说家里有事。
马向东特意来问我：“小郑怎么请假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说家里有点事，具体没说。”我回答得很自然。
“哦。”马向东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陈涛，你最近和小郑走得很近啊。”
“她是我的实习生，我多带带她，很正常。”
“是吗？”马向东笑了笑，“可我听说，你们周末还一起去了图书馆。”
我心里一紧，但脸上不动声色。
“马总消息真灵通。”我说，“是去了图书馆，查点项目资料。”
“什么资料非要去图书馆查？”
“一些历史数据。”我迎上他的目光，“五年前那个项目的原始资料，集团档案室不全，图书馆地方志里有记载。”
这是我和郑香怡事先对好的说辞。
马向东眼神闪烁：“五年前的项目？你还查那个做什么？”
“最近有个类似的项目，想参考一下。”我平静地说，“马总，有问题吗？”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
办公室里很安静，能听见墙上钟表的滴答声。
几秒钟后，马向东先移开视线。
“没什么。”他说，“就是提醒你，注意影响。毕竟小郑身份特殊，你又是举报她父亲的人。走得太近，别人会说闲话。”
“清者自清。”我说。
马向东点点头，走了。
但我知道，他起了疑心。
接下来两天，我故意表现得一切如常。按时上班，按时下班，认真工作。只是在无人注意时，偷偷查看手机，等待郑香怡的消息。
她去了邻省的一个小县城。
按照程永富给的地址，找到了那家小超市。
周三下午，她发来信息：“见到人了，晚上详谈。”
我盯着那条信息，心里七上八下。
见到人了，是好事。
但详谈的结果是什么？小刘愿意作证吗？还是害怕报复，选择沉默？
下班后，我直接回了家。妻子看出我心不在焉，问：“怎么了？工作不顺心？”
“没事。”我勉强笑笑，“就是有点累。”
“你最近总是很累。”妻子担忧地看着我，“是不是那个实习生让你太操心了？”
“不是，她很好。”
“那就好。”妻子顿了顿，“对了，我今天听说一件事。”
“什么？”
“你们部门那个马总，好像在打听小郑的家庭情况。”妻子说，“人事部的小王告诉我的，说马总调了小郑的档案。”
我的心沉了下去。
马向东在查郑香怡。
看来图书馆的事，真的引起了他的警觉。
“他还问了什么？”我尽量让声音平静。
“好像还问了小郑父亲的事。”妻子看着我，“陈涛，小郑的父亲……是不是就是当年那个人？”
我沉默了几秒，点头。
妻子倒抽一口凉气。
“你怎么不早说？这……这多尴尬啊。”
“她知道。”我说，“从一开始就知道。”
“那她还……”
“她是来找真相的。”我轻声说，“为她父亲，也为我。”
妻子愣住了。她是个聪明人，立刻明白了其中的深意。
“你是说，当年的事……”
“可能另有隐情。”我握住她的手，“但现在还不能确定。你要帮我保密，对谁都别说。”
妻子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担忧，有不解，但最后还是点点头。
“你要小心。”她说，“马向东那个人，城府很深。”
晚上九点，郑香怡打来电话。
她的声音很疲惫，但透着兴奋。
“陈老师，小刘愿意作证。”
我悬着的心落下一半。
“他怎么说？”
“他说，当年所有的事，都是马向东策划的。”郑香怡语速很快，“马向东负责找项目，找关系，我父亲负责签字，小刘负责做账。
钱到手后，马向东拿大头，我父亲拿小头。”
“有证据吗？”
“有。”郑香怡说，“小刘留了录音。当年马向东找他谈话，让他做假账，他偷偷录了音。还有每次分钱的记录，他也留了复印件。”
太好了。
人证物证俱全。
“他为什么愿意现在站出来？”我问。
“因为愧疚。”郑香怡声音低了下去，“他说，这五年他过得不好。每天晚上做噩梦，梦见我父亲在监狱里的样子。他说他对不起我父亲，也对不起您。”
我沉默了一会儿。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马向东最近找过他。”郑香怡的声音严肃起来，“就在上周，马向东派人去县城找他，问他当年那些资料还在不在。他骗他们说早就销毁了。”
马向东的动作真快。
他在清理痕迹。
“小刘现在安全吗？”我问。
“我让他搬走了。”郑香怡说，“找了个安全的地方，等需要的时候，他会回来作证。”
“你做得很好。”我真心实意地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陈老师，”郑香怡轻声说，“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父亲一个机会。”她说，“也谢谢您，让我相信这世上还有公道。”
我鼻子一酸。
“应该是我谢谢你。”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当年的我，没有完全错。”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
夜色深沉，万家灯火。
五年了。五年的困惑，五年的自责，五年的隐隐不安，终于要有一个答案了。
但这个答案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风暴。
马向东不会坐以待毙。
他一定会反击。
10
郑香怡周四下午回来了。
她直接来办公室找我，脸色疲惫但眼神明亮。我们什么都没说，只是交换了一个眼神。
一切尽在不言中。
周五，集团召开中层干部会议。马向东主持，主要讨论明年工作计划。会议进行到一半，他忽然话锋一转。
“最近集团有些传闻，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所有人都抬起头。
马向东环视全场，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
“关于五年前程永富的案子，最近有人又在翻旧账。”他声音平稳，但带着压迫感，“我想说的是，案子已经结了，法院判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有些人不要别有用心，试图翻案。”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大家都看向我。谁都知道，当年举报程永富的人是我。
“马总，”我平静地开口，“您说的‘有些人’，是指谁？”
马向东盯着我：“谁心里有鬼，就是指谁。”
“我心里没鬼。”我说，“我只是觉得，如果案子真的清楚，就不怕别人翻。”
“陈涛！”马向东提高了声音，“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慢慢站起身，“真相不怕检验。如果当年有什么疏漏，现在查清楚，对所有人都是好事。”
“疏漏？”马向东冷笑，“法院的判决书白纸黑字，你说有疏漏？”
“判决书是基于当时的证据。”我看着他的眼睛，“如果现在有新的证据呢？”
会议室里响起窃窃私语。
马向东的脸色变了。
“什么新证据？”他盯着我，“陈涛，我警告你，不要在这里散布谣言。”
“是不是谣言，查了就知道了。”我说完，坐下。
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马向东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门一关，他的面具就撕下来了。
“陈涛，你想干什么？”他压低声音，眼神凶狠。
“我想知道真相。”我说。
“真相就是程永富罪有应得！”马向东逼近我，“你别以为你举报有功，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告诉你，我能让你坐上现在的位置，也能让你滚蛋！”
“马总这是在威胁我？”
“我是在提醒你。”马向东冷笑，“别忘了，当年那些举报材料，是你提供的。如果案子翻了，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你。你会被怀疑是诬告，是打击报复！”
“我不怕。”我说，“只要真相大白，我接受任何结果。”
马向东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笑了。
“好，好，你有种。”他点点头，“那我们就走着瞧。”
那天下午，集团纪委找我谈话。
是两位我不认识的同志，态度客气但公事公办。
“陈涛同志，我们接到举报，说你近期行为异常，与有前科人员家属过从甚密，还在公开场合质疑组织决定。”其中一位说，“请你解释一下。”
我早有准备。
“我和郑香怡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我说，“她工作认真，我作为上级，有责任指导她。至于质疑组织决定，我只是在会议上提出了合理疑问。”
“什么疑问？”
“关于五年前程永富案的疑问。”我看着他们，“我怀疑当年的案子有隐情，真正的罪犯可能逍遥法外。”
两位同志对视一眼。
“你有证据吗？”
“有。”我从包里拿出复印好的材料，“这是部分证据。如果需要，我还有证人。”
他们接过材料，仔细翻看。
脸色越来越严肃。
“这些材料哪里来的？”
“程永富的女儿郑香怡提供的。”我说，“她父亲出狱后，交给了她。”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最近。”我如实回答，“一开始我也很震惊。但看过证据后，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调查。”
两位同志沉默了很久。
“陈涛同志，这件事很严重。”其中一位缓缓说，“我们需要向上级汇报。在这期间，请你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包括郑香怡同志。”
“我明白。”
“另外，”另一位补充，“为了调查顺利进行，也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建议你暂时休假。”
离开纪委办公室，我直接回了家。
休假通知下午就发到了部门群里。理由是“个人原因，暂时休假”。
郑香怡发来信息：“陈老师，您没事吧？”
“没事，正常程序。”我回复，“你也要小心。”
接下来的三天，我待在家里，哪里也没去。
妻子很担心，但我没法跟她细说，只能安慰她没事。
第四天下午，于德全来了。
他神色凝重，但眼睛里有一丝光亮。
“小陈，上面很重视。”他说，“成立了专案组，重新调查程永富案。马向东已经被控制起来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
“这么快？”
“证据太充分了。”于德全说，“账本，录音，证人证言，还有你们从图书馆找到的材料。铁证如山。”
“那程永富……”
“案子还在查，但初步判断，他确实不是主犯。”于德全看着我，“小陈，你做好准备，你可能要接受问询。关于当年举报的事。”
“我准备好了。”
专案组的问询在第二天进行。
还是纪委的那间办公室，但换了人。三位同志，态度严肃但公正。
他们问了我当年举报的全过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份材料，每一个时间点。
我如实回答。
“当时有没有人暗示你，或者引导你？”一位同志问。
我想了想。
“马向东当时是我的分管领导。”我说，“他多次在我面前暗示程永富有问题。但具体的举报材料，是我自己收集的。”
“你当时怀疑过马向东吗？”
“没有。”我诚实地说，“我当时太年轻，太冲动，一心想揭发腐败。没想过背后可能有人利用我。”
问询持续了两个小时。
结束时，那位年长的同志对我说：“陈涛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虽然当年你可能被利用了，但你的初衷是好的。组织会综合考虑。”
“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说，“如果程永富确实不是主犯，请还他一个公道。”
“我们会依法办理。”
走出纪委大楼，阳光正好。
郑香怡等在门口。她看见我，快步走过来。
“陈老师……”
“叫陈叔吧。”我笑了笑，“以后别叫老师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陈叔。”她轻声叫了一声，眼圈有点红。
“你父亲那边……”
“专案组已经找过他了。”郑香怡说，“他说，他等了五年，终于等到这一天。”
我们并肩走着，谁也没说话。
但那种压在心口五年的石头，终于搬开了。
一个月后，调查结果公布。
马向东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诬陷他人等多项罪名，被正式逮捕。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当年涉案的另外几个人。
程永富的案子启动再审程序。
虽然他还需要为实际参与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但刑期会大幅减少。更重要的是，他的名字不再和“主犯”联系在一起。
公告发布那天，郑香怡来办公室收拾东西。
她的实习期结束了。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问。
“我想继续读书。”她说，“学法律。经历了这些事，我觉得法律很重要。它既能惩罚坏人，也能保护好人。”
“好想法。”
她收拾好最后一件东西，站在我面前。
“陈叔，”她认真地说，“谢谢您。”
“该说谢谢的是我。”我站起来，“谢谢你让我知道，坚持真相永远是对的。即使过程很艰难。”
我们握了握手。
她的手很凉，但很坚定。
“以后常联系。”她说。
“常联系。”
她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
“陈叔，”她顿了顿，“我父亲想见您。如果您愿意的话。”
周末，我去了程永富现在住的地方。
一个很普通的小区，很普通的单元房。开门的是郑香怡，她父亲坐在客厅的轮椅上。
五年牢狱，他老了太多。头发花白，背也驼了，但眼睛还很亮。
看见我，他点点头。
“陈涛，来了。”
“程总。”我有些不自在。
“别叫程总了。”他摆摆手，“叫老程吧。坐。”
我在他对面坐下。郑香怡倒了茶，然后退到阳台上，把空间留给我们。
沉默了一会儿，程永富先开口。
“香怡都跟我说了。”他看着我，“谢谢你。”
“该说谢谢的是我。”我轻声说，“如果当年我能更谨慎一些……”
“不怪你。”他打断我，“你也是被人利用了。要怪，只能怪我自己，太相信所谓的朋友。”
“您当时为什么不解释？”
“解释了有用吗？”程永富苦笑，“马向东把一切都设计好了。证据，证人，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我说什么，都会被认为是狡辩。”
他顿了顿，看向窗外。
“而且，他拿香怡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认罪，就让香怡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我……我不敢赌。”
我鼻子发酸。
“对不起。”
“都过去了。”程永富转过头，看着我，“陈涛，我只有一个请求。”
“您说。”
“以后，多帮帮香怡。”他声音很轻，“她是个好孩子，但命不好，摊上我这样的父亲。以后的路，可能会很难走。”
“我会的。”我郑重地说。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关于过去，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离开时，程永富握着我的手。
他的手很瘦，但很有力。
“陈涛，”他说，“你是好人。这个世道，好人不容易。但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会的。”
走出单元门，阳光洒在脸上。
郑香怡送我到小区门口。
“陈叔，您跟我父亲……”
“都说明白了。”我说，“以后，我们都不是一个人了。你有事，随时找我。”
她点点头，眼睛亮晶晶的。
“对了，”她忽然想起什么，“集团那边，您什么时候回去？”
“下周一。”我说，“马向东倒了，部门需要人负责。集团让我先顶着。”
“那太好了。”
我们道别。我走出很远，回头看去，她还站在小区门口，朝我挥手。
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单薄，但挺拔。
我转身继续走。
路还很长，但方向已经清晰。
坚持真相，坚持正义，即使过程艰难，即使代价沉重。
但这就是我们该走的路。
也是我们必须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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