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彷徨》

张艺曦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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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彷徨》聚焦于一群以往为思想史研究者所忽略的“小读书人”，揭橥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应有位置。作者研究深入扎实，他呈现的个体生命和思想景观新鲜有趣、意味深长。

明代帝王享祚276年，太平日久，到明中后期，人口增速很快。据葛剑雄估计，至万历年间，中国总人口已接近2亿。但科举功名之途并没有明显变得宽阔，整个明代进士总数大约只有不到2.5万，据日本学者和田正广推测，明末时，进士、举人、秀才、生员的比例约为1:3:9:21，也就是说，只有不到5%的生员能考取进士。这样一来，明代就产生了大量熟读四书五经却未取得功名的读书人。张艺曦的《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一书，正是聚焦于这样一群以往为思想史研究者所忽略的“小读书人”。

什么样的人算小读书人?张艺曦把中低级功名的士人，甚至没有功名的布衣处士，以及在地的、没有跨地域的影响力的人，都视为小读书人。在他最为关切的阳明学视野中，流动讲学的大儒和在地的小读书人之间是存在着一种合作关系的:大儒开宗立派、提出创见，而小读书人则在基层乡里及民众之间做学说的二次传讲。换言之，大儒有大儒的影响力，小读书人也有小读书人的影响力。张艺曦指出，“过往的思想史研究较侧重大儒，以及以大儒为中心的叙事，在大儒与小读书人的共识及合作中，小读书人很容易被视为随从者，而无法有所主张。但小读书人只能够是大儒的附庸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大儒是阳明学学说的核心，但小读书人却才是整个阳明学运动的关键所在。”他首先揭橥了小读书人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应有位置，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视野。

假如转换到社会史、生活史甚至心灵史的视角，我们会发现这些小读书人面对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往往比大儒面对的更棘手、更难化解。这恐怕也是此书会有《歧路彷徨》这样一个题目的原因。张艺曦写道:“当阳明学衰了以后，大儒可以继续讲学，坚守学术主张不变，但小读书人却须考虑现实的无奈……。风潮变了，小读书人走了，而大儒则是最后离开的人。大儒作为典型，令人景仰，而小读书人的选择与流动，则凸显了风潮的转变。相对的，在面临存亡之际，大儒或会继续讲究内在心性，而小读书人则有纷杂而多样的选择，只不过，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不会在历史上留名。”

《歧路彷徨》共收录的十篇文章，皆以江西为主要场景。在明代，江西属于文化、学术相对落后的地区，但阳明心学曾在此蓬勃传播，鼎盛时期，江西许多府县均曾举行讲会，家会、族会、乡会，乃至一县或跨县的大会，不一而足，如此小读书人就有了表现自我、发表意见、发挥影响力的舞台。张艺曦选择江西为切入点，可谓独辟蹊径，因为文化、学术相对落后的地区，以往甚少为学者所留意；而对于张艺曦的研究主题而言，落后地区反而能凸显在地的小读书人的处境及作用。也正因为此前学者绝少谈及，《歧路彷徨》呈现的个体生命、知识网络和思想景观才让我们觉得那么新鲜有趣、意味深长。

在宏观的思想背景方面，张艺曦提出，在明代中后期，有三股相互激荡的时代风潮:一是阳明心学的思想运动，其特点是松绑了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与阐释，从而给小读书人带来了知识解放；二是在文学方面，有所谓“复古运动”，它对扩大知识分子的阅读面起到积极影响；三是从晚明开始的“制艺风潮”，它是一种精研“四书文”、八股文的知识趋向——恐怕也是通向功名利禄的路径逐渐收窄后的衍生效果。张艺曦认为，“这三股运动或风潮如麻花般交缠在一起”，而那些小读书人，“在面对流行的思想或文化风潮时，他们无力位居要角，而且会随风潮而摆荡，甚至当风潮交错时，可能为此徘徊彷徨不易抉择”。

作者写得最成功的个案，无疑是第六章到第八章中的李鼎与涂伯昌两个人物。李鼎可被视为小读书人在心学运动与文学复古运动的大风潮由盛转衰时，遭遇困境而寻求突破的例子。他到了晚年，转而信奉净明道(新道教中符箓派的一支)，居然相信龙沙谶的可笑预言，事实上，作为儒家士人的李鼎，支持其前半生的精神架构已然崩塌。涂伯昌则在阳明心学风气下成长，却须面对心学在江西的退潮，由于他对心学的种种疑难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加上他为生计而须专心举业，当制艺风潮兴起，该如何在心学与制艺间取得平衡，便成为长期困扰他的问题。他求得的答案——制艺是心学的更进一步——让他终于可以在两股风潮的困境中脱身而出。不过，当清兵占领江西宁都，涂伯昌“知事不可为，乃具冠服，趋关庙，大书于壁曰:‘一生苦衷，一刻流水，读圣贤书，惟知守经死，宁知达权生。’自经于庙而卒。”也是一个悲剧性的收场。

张艺曦承认，小读书人往往同时受到数个风潮的影响，他们在各种风潮之间摆荡、徘徊、彷徨，这种宿命是不容易找到破解之法的。张艺曦不无悲情地写道:“无论是小读书人，或小读书人的研究者，终将被历史所淘汰”，但他“总不禁想为这些无足轻重的小读书人抱不平，想为他们留下名字”。《歧路彷徨》，或许就是一座思想史的小小墓碑。　(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