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5日晚,武昌江岸的风带着潮湿的火药味,叶挺与邓小平在渡口匆匆交换下一步作战意见,月色下的握手短暂却沉甸甸。两位新四军骨干转身离去,谁也没料到,这一别就是五十四年。
1992年1月19日清晨,广九铁路特快南下。车厢里,工作人员低声汇报深圳的最新工业产值,年近八十九岁的邓小平却将资料合起,淡淡一句:“到了现场再看更踏实。”窗外的晨雾掠过稀疏的田埂,他抬眼望向南方,思绪无声。
深圳早已沸腾。凌晨三点,罗湖桥头已挤满想要亲眼目睹老人风采的人群。列车进站后,他没有停留,把视线落在高新区。那里集中了最具活力的企业,而先科激光的名字被画了重点。
这家企业成立仅四年,便造出国内首条激光视盘生产线,外界称其为“电子工业的试验田”。大门口,董事长叶华明西装笔挺、神情专注,与通行的官员气质截然不同,更像一位纯粹的工程师。
邓小平走近,握手的瞬间停了半秒,眼眸微眯,“叶老二?”语气温和却透着探寻。叶华明轻笑摇头:“我排老四。”一句玩笑,仿佛将灰色的战火时光顷刻拉回。周围人恍然——这位企业家正是叶挺将军的第四子。
皖南事变前后,叶挺与邓小平在新四军军部并肩作战:一人统兵前线,一人筹划后方。叶挺牺牲于1946年4月;那时邓小平在延安,久久不语。半个世纪过去,老战友的血脉出现在面前,这句“叶老二”没说完的情谊,终于有了回应。
老人将话题拉回技术,“搞激光难不难?”叶华明答得简洁,“设备靠自己改,指标可以追上。”记录员迅速写下这句对话,它后来被视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现场注脚。
想弄清这位董事长为何如此沉稳,得从童年说起。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蒋介石软禁,七岁的叶华明随母移居桂林。之后父子重聚,却是在荷枪实弹的监视之下,三年辗转,生活难言安稳。
恩施的小院子里,叶挺教孩子识字、打拳,却教不了他们安全感。1944年底,蒋介石又将叶挺押往重庆。临行前,叶挺急写便条:“周兄,孩子托付给你。”字迹劲挺,情深难掩。
清晨,叶华明佯称买烟,带着妹妹叶扬眉、弟弟阿九溜出小巷,奔往曾家岩50号。三人甩掉特务后见到周恩来,周恩来提笔在便条旁写下“即刻转移”四字。少年人的沉着,让在场的干部赞叹不已。
1946年4月8日,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坠毁,叶挺与妻儿遇难。年仅十二岁的叶华明顿失双亲,被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接连安顿,从张家口到北京,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学技术,保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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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他考入哈军工自动控制系。课堂用俄语授课,学员多有吃力,他却以第一名毕业。随后被送往列宁格勒防空学院专攻地空导弹制导技术,回国后参与仿制SA-2,二十四岁晋升高级工程师,成为“红旗一号”项目骨干。
七十年代末,军工系统人才被鼓励走向市场。叶华明先在兵器工业部研究激光技术,1988年干脆在蛇口创办先科技术开发公司。创业资金仅两百万,他把科研所旧设备全搬入车间,亲自布线调光。有人善意劝阻:“搞军工的下海,太折腾。”他只答:“战场换了,枪还得响。”
第一张国产激光视盘出炉时,误码率超标一倍。他在车间连续守了六个通宵,调试至凌晨,终于压到国际标准之下。1991年底,首条国产视盘线通过验收,《深圳特区报》醒目地写道:“中国人自己的激光唱片。”
正是这条生产线,将他带到1992年那个春天的先科门口。邓小平视察时,坚持走上狭窄楼梯——八十九岁的腿脚并不轻松。镜头里,叶华明弯腰在后,双臂半抬,随时准备扶一把。这帧画面后来被解读为“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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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结束,老人轻拍叶华明肩头,“继续前进。”四个字,既是鼓励也是嘱托。当天深夜,叶华明召集技术骨干,只留一句:“我们没有退路。”在场工程师明白,那不仅是对先科的要求,更是对父辈牺牲的回应。
叶氏家族的命运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相连。父辈挥师沙场守护民族独立,子辈在晶体管和激光之间支撑工业脊梁。历史的接力,总是在看似偶然的瞬间完成传递。
1992年春天之后,先科年产视盘突破一百万张,技术团队扩至六百人。叶华明少有接受采访,他宁可蹲在实验室解决散热与磨损:“技术做不细,政策落不了地。”这句口头禅,在厂区的白板上被红字反复圈起。
2010年,他将股份悉数让给年轻团队,悄然退居二线。办公室只留下那张1992年的握手照片:老人微笑,目光透亮;中年人神情坚定,仿佛正在回答一个无声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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