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邓小平南巡，期间与一名董事长握手，发现他是已故老战友之子

1938年10月25日晚，武昌江岸的风带着潮湿的火药味，叶挺与邓小平在渡口匆匆交换下一步作战意见，月色下的握手短暂却沉甸甸。两位新四军骨干转身离去，谁也没料到，这一别就是五十四年。

1992年1月19日清晨，广九铁路特快南下。车厢里，工作人员低声汇报深圳的最新工业产值，年近八十九岁的邓小平却将资料合起，淡淡一句：“到了现场再看更踏实。”窗外的晨雾掠过稀疏的田埂，他抬眼望向南方，思绪无声。

深圳早已沸腾。凌晨三点，罗湖桥头已挤满想要亲眼目睹老人风采的人群。列车进站后，他没有停留，把视线落在高新区。那里集中了最具活力的企业，而先科激光的名字被画了重点。

这家企业成立仅四年，便造出国内首条激光视盘生产线，外界称其为“电子工业的试验田”。大门口，董事长叶华明西装笔挺、神情专注，与通行的官员气质截然不同，更像一位纯粹的工程师。

邓小平走近，握手的瞬间停了半秒，眼眸微眯，“叶老二？”语气温和却透着探寻。叶华明轻笑摇头：“我排老四。”一句玩笑，仿佛将灰色的战火时光顷刻拉回。周围人恍然——这位企业家正是叶挺将军的第四子。

皖南事变前后，叶挺与邓小平在新四军军部并肩作战：一人统兵前线，一人筹划后方。叶挺牺牲于1946年4月；那时邓小平在延安，久久不语。半个世纪过去，老战友的血脉出现在面前，这句“叶老二”没说完的情谊，终于有了回应。

老人将话题拉回技术，“搞激光难不难？”叶华明答得简洁，“设备靠自己改，指标可以追上。”记录员迅速写下这句对话，它后来被视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现场注脚。

想弄清这位董事长为何如此沉稳，得从童年说起。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蒋介石软禁，七岁的叶华明随母移居桂林。之后父子重聚，却是在荷枪实弹的监视之下，三年辗转，生活难言安稳。

恩施的小院子里，叶挺教孩子识字、打拳，却教不了他们安全感。1944年底，蒋介石又将叶挺押往重庆。临行前，叶挺急写便条：“周兄，孩子托付给你。”字迹劲挺，情深难掩。

清晨，叶华明佯称买烟，带着妹妹叶扬眉、弟弟阿九溜出小巷，奔往曾家岩50号。三人甩掉特务后见到周恩来，周恩来提笔在便条旁写下“即刻转移”四字。少年人的沉着，让在场的干部赞叹不已。

1946年4月8日，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坠毁，叶挺与妻儿遇难。年仅十二岁的叶华明顿失双亲，被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接连安顿，从张家口到北京，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学技术，保国防。

1953年，他考入哈军工自动控制系。课堂用俄语授课，学员多有吃力，他却以第一名毕业。随后被送往列宁格勒防空学院专攻地空导弹制导技术，回国后参与仿制SA-2，二十四岁晋升高级工程师，成为“红旗一号”项目骨干。

七十年代末，军工系统人才被鼓励走向市场。叶华明先在兵器工业部研究激光技术，1988年干脆在蛇口创办先科技术开发公司。创业资金仅两百万，他把科研所旧设备全搬入车间，亲自布线调光。有人善意劝阻：“搞军工的下海，太折腾。”他只答：“战场换了，枪还得响。”

第一张国产激光视盘出炉时，误码率超标一倍。他在车间连续守了六个通宵，调试至凌晨，终于压到国际标准之下。1991年底，首条国产视盘线通过验收，《深圳特区报》醒目地写道：“中国人自己的激光唱片。”

正是这条生产线，将他带到1992年那个春天的先科门口。邓小平视察时，坚持走上狭窄楼梯——八十九岁的腿脚并不轻松。镜头里，叶华明弯腰在后，双臂半抬，随时准备扶一把。这帧画面后来被解读为“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交接”。

视察结束，老人轻拍叶华明肩头，“继续前进。”四个字，既是鼓励也是嘱托。当天深夜，叶华明召集技术骨干，只留一句：“我们没有退路。”在场工程师明白，那不仅是对先科的要求，更是对父辈牺牲的回应。

叶氏家族的命运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相连。父辈挥师沙场守护民族独立，子辈在晶体管和激光之间支撑工业脊梁。历史的接力，总是在看似偶然的瞬间完成传递。

1992年春天之后，先科年产视盘突破一百万张，技术团队扩至六百人。叶华明少有接受采访，他宁可蹲在实验室解决散热与磨损：“技术做不细，政策落不了地。”这句口头禅，在厂区的白板上被红字反复圈起。

2010年，他将股份悉数让给年轻团队，悄然退居二线。办公室只留下那张1992年的握手照片：老人微笑，目光透亮；中年人神情坚定，仿佛正在回答一个无声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