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仲夏的一个夜晚,中南海灯火未眠。会议刚刚结束,毛主席忽然抛出一句:“各位同志可知,王勃作《滕王阁序》时年仅几何?”满屋子都是书卷气甚浓的高干,却谁也答不上来。空气里飘着尴尬的沉默,陆定一无奈笑笑,只能摇头。主席点点桌面,话题便此打住。
陆定一回到家已近子夜,推门见妻子严慰冰还趴在灯下校稿,忍不住叹了口气。她抬头,轻声问:“又被难住啦?”陆定一苦笑:“主席问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几岁,没人能答。”严慰冰几乎没思索,抬笔写下“十四”两个大字,“《唐摭言》卷五写得清清楚楚。”陆定一猛拍大腿:“还是你行!”第二天一早,他将书和批注送到主席案头。毛主席看后朗声道:“严慰冰果然才女,如在旧朝,定是殿试头名!”这一夸,延安旧称“才女冰”的名号,再次传遍高层。
这短短插曲足以说明严慰冰的功底,可若要追根溯源,还是得从她的家庭说起。1918年,她降生于浙江一个典型书香兼革命之家。父亲严朴早年投身北伐,1925年入党,著名的“卖房筹饷”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母亲擅诗词,信手涂鸦皆成佳句。耳濡目染,严慰冰五岁开蒙,背下《古文观止》,十岁能写骈文,人称“严家小笔”。此后一路优等生,1937年以全年级第一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
卢沟桥炮声打乱了她的校园梦。次年春,她托人辗转奔向陕北。黄土高原干燥的风吹不散少年人的抱负,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妇联机关,都留下她飞快运转的身影。那时女学生不多,她写《给爱好抗大的姐妹们》号召更多同龄人北上,文章被《解放日报》转载,读者连连致信。这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已能用英语翻译国际社论,用文言笔调写通讯,老一辈革命者看后直竖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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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注意到她,是在一次内部报告会上。那天他讲完,又用俄语朗诵了段高尔基作品,台下掌声稀落,只有严慰冰笑意盈盈地用同样标准的俄语回应一句:“发音略带江苏味。”陆定一愣了愣,随后哈哈大笑。两位博览群书的“学霸”就此结缘。交往中,陆定一坦陈自己曾有早逝的结发妻子,严慰冰只回了句:“真诚二字,已足见人品。”二人偶尔用英文通信,信里一半学术,一半情感,读者若能旁观,大概也会惊叹学问与浪漫原来并不相悖。
1941年8月底,朱德主持了两人的婚礼。没有华灯,没有绸缎,唯一的新物件是一床由中央组织部发的红缎被。战火纷飞,爱情却分外坚定。婚后不久,陆定一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整天与新闻纸版打交道;严慰冰在边区妇联、新华社两头忙,采写稿件之余还开办识字班。夫妻俩一再提醒自己:别忘了自己是革命者,不是“文人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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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大典定格在历史镜头里,陆定一以新华社总编辑身份站在主席台西侧。新中国百废待兴,他被任命为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按规矩,副总理家可配专职厨师。严慰冰委婉推辞:“会做饭,就不添累赘。”剩菜煮粥成了常态,孩子们跟着母亲学会了炒咸菜、熬白菜梗。
节俭是表象,骨子里的原则更硬。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带来起伏,全国粮食紧缺。陆定一家每日定量,严慰冰把稀有的肉类优先留给丈夫,“他脑子天天要转,没劲可不行。”她却带着孩子喝糊糊。陆定一后来回忆:“不只是小日子紧,她连办公用纸都反复利用。”这种劲头,在很多老同志口中,被简单地概括为“党性强、心地热”。
至于对子女的要求,严慰冰几近苛刻。住房在中南海西花厅旁,地理位置显赫,可家中不装电话。她说:“有事让人跑一趟,比动手指简单却贵得多。”孩子若考砸,她不苛责,只让其把浪费的蜡烛、油灯记账。这样培养出的陆德、陆昉等人,后来或成经济学专家,或投身科研,外界很少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
进入八十年代,严慰冰身体渐衰,却仍坚持写作。1982年获邀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忆延河夜话》。文章用半文半白记录抗日军民朗诵的背影,行文朴实,没有一句矫情。老友陈云读后说:“少见的真味。”不久,她病情加重,医生建议手术。她只说:“把药费算到普通门诊,不许特殊。”1986年深秋,她安静离世,享年六十八岁。遗言只有两条:不开追悼会,不占公车。家人忍痛照办,她终究如愿。
毛主席当年那句“女状元”是褒奖,更像注脚。严慰冰学识扎实,却把锋芒用于报国;生活俭约,却不吝啬对社会的关怀。有人感慨,她不是历史舞台的主角,闪光却最持久。斯人已逝,故事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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