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让张治中代自己向蒋介石夫妇提两个要求，宋：第一个办不到

1947年深夏，台北的气温逼得人透不过气。张治中刚踏出松山机场，耳边先传来一阵海风夹杂的咸味。这趟“度假”原本名义上是陪家人散心，真正的目的却只有圈内人才明白——去见那位被幽禁十年的“少帅”。

张治中能顺利入台，靠的是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的默许。彭孟缉是他的学生，口风却很紧。被师长一再追问，他才小声吐出一句：“事关机密，我担保不了。”张治中没有再劝，只留下一句：“出事我一人担。”话不多，却足够硬气。

三日后，新竹井上温泉。松树林间雾气翻卷，守卫排成两列。白墙后，一身灰色长衫的张学良正伏案抄写《论语》，笔锋极快，目光却已不如当年清亮。见到张治中，他把手中文本轻轻一合，笑道：“十年不见，老朋友还是老样子。”简短寒暄后，赵一荻捧来几张刚洗出的照片——是远在美国的孙女。张学良把照片递过去，表情带着难得的得意。那一刻，两位旧日少壮将领竟像普通老人谈家常。

可来意并非闲聊。夜深，窗外虫声杂沓，张学良压低声音向张治中提出两件事：“一是请蒋先生解除对我行动的限制；二是把刘副官一家调走，留点清静。”停顿几秒，他又补上一句：“如果只能成其一，也算慰藉。”张治中点头，神情却沉。双方心知肚明，这趟回南京恐怕异常艰难。

二人最早的交情可追溯到1928年东北“易帜”。那年奉军旗帜换成青天白日，张治中奉命赴沈阳协助整编。在奉天督军署，两位年纪相仿的师长几乎一拍即合。张学良的爽直、张治中的沉稳，使他们在动荡军旅中难得结下真交。

1936年南京，蒋介石刚从西安回到首都。张学良被软禁在宋子文公馆，写信托张治中代言：“让我再回西安一趟。”张治中心知蒋绝不会放人，信终究没有递出。事后他对家人说过一句懊悔的话：“对不起汉卿，我那次没敢开口。”

1938年，沅陵偏僻山寺。抗战全面爆发，张学良被转押至此。张治中以湖南省主席身份去视察战备，再次探望少帅。张学良写好一封求自由的信，嘱托转交。张治中这次没有迟疑，派专人送往重庆。结果众所周知，信石沉大海。

时间线再跳回1947。张治中离台前，张学良少见地显出低落：“或许又是无用功。”张治中只回了八个字：“总得有人去试一试。”两人握手，谁也没再说别的。

返至南京，张治中先见蒋介石。蒋正忙于整军备战，对报告不置可否，只淡淡一句：“此事以后不必再提。”张治中只得转而求见宋美龄。宋听完要求，面色凝重，沉吟良久：“放人不可能，但刘副官的事，我来处理。”临别，她轻声一句：“劝汉卿别抱太大希望。”张治中心中一凉，仍拱手称谢。

张治中回家后，连夜写信告知张学良实际情况。信未寄出，已被侍从室扣下。蒋介石随后发手令：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探视张学良。此令一出，少帅与外界的最后通道也被封死。

此后数年，局势突变。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张学良的“管束”表面上放松，实则监视更紧。他可活动的范围由一间屋子扩至一座山，却仍脱不开岗哨的眼睛。宋美龄曾亲往视察，嫌旧屋阴暗，当场责令蒋经国换房。张学良搬到了新宅，条件改善，但自由仍遥不可及。

1961年，长女张闾瑛获准自美来台。父女离别二十四年，重逢不到两小时。张学良问的依旧是家事：“你母亲身体可好？国外生活习惯吗？”话题简单，却藏不住老人对亲情的极度渴望。

基督教不容一夫二妻，宋美龄借此劝少帅与赵一荻分开。张学良思索多日，最终站在赵一荻身旁。于凤至远在纽约，得知决定，抹泪回了一封电报：“一切安好，你勿念。”彼此情义，就此定格。

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次日清晨，台北故居电话骤响。宋美龄秘书通知张学良前往慈湖灵柩前告别。水晶棺中，昔日“领袖”双目紧闭。张学良站定良久，默默取出早已备好的挽联，亲手铺在棺旁。言辞克制，没有怨恨，也没有感激，只有一句“同事旧谊”点到为止。看守在侧的军官说，少帅离开时脚步缓慢，却没有回头。

蒋介石去世后，“管束”二字名义上取消，真正的自由仍然渺茫。探视需经立法委员王新衡同意，再送蒋经国批示。流程繁琐，鲜有人能闯关。张学良晚年最大的乐趣，是在淡水山居里读史写字。偶尔兴起，他就将那天的天气、读到的句子、想到的人一并抄进笔记本。外人读来枯燥，他却乐在其中。

有意思的是，蒋经国偶尔会带几个年轻军官上山看望。面对下一代军人，少帅并不谈政治，只讲战术与做人。有人问：“少帅，如果再来一次抗战，您愿领兵吗？”张学良摇头：“兵权不是儿戏，打仗要看时代，不看情绪。”一席话，听者默然。

围绕那两条未竟的请求，历史没有给出圆满答复。第一条始终落空，第二条花了数月才落实。宋美龄虽尽力斡旋，也只能做到如此。张学良自己倒是看得淡，“权当世事无常吧。”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下这句话，然后翻页，继续记他的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