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杨得志、韩先楚都抢着要谭启龙，周总理：先紧着韩先楚吧

1970年4月26日午后，一声汽笛在济南站长鸣。站台上，毛主席刚结束对沿线部队的巡视，随行人员把杨得志、袁升平引到车厢边。简短寒暄后，话题落在一个名字上——谭启龙。
毛主席说谭启龙“老实”，杨得志顺势提请求，希望把这位旧日山东“当家人”再请回齐鲁。主席微笑，却没有立即点头，一句“换个地方也好”，留下耐人寻味的余地。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中南海。几天后，周总理把谭启龙约到国务院小会议室，直截了当抛出四张“邀约卡”：山东、河南、山西、福建。说到杨得志与韩先楚时，周总理轻轻敲桌面：“他们俩最急，你自己也掂量一下。”

谭启龙并未表态，反问一句：“组织怎么考虑？”总理笑了笑：“先紧着韩先楚吧。”就这样，福建成为最终指向。
外界只看到争抢，却未必明白缘由。此时的谭启龙，49岁，既当过兵团政委，也当过两省大员，战功、政绩两手都硬。更重要的是，特殊年代里，他没有留下激烈派系烙印，谁接手都不掣肘。
追溯往事，1933年瑞金那场工农代表会议，毛主席同样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年仅二十的谭启龙。当年的“放牛娃”带着草根气质汇报调查，给中央留下踏实肯干的印象。此后长征、抗战、解放，全程在东南与华东辗转，论熟悉基层，没有几个人能比。
1954年他临危受命赴济南，原本只是“替补”，结果把山东粮棉油产量推到十一年高点。毛主席收到数据，亲笔批示“实事求是”。这一段经历，直接奠定后来各省“抢人”的信心。
然而1967年风浪骤起，他被“请”到北京接受保护性隔离。周总理亲自向济南军区打电话，叮嘱“要把谭同志的身体和名誉一起保住”。三年内，杨得志和袁升平多次递条子到国务院，意在把老同事再迎回山东。

此时的福建也难得清闲。韩先楚身兼司令、省长、书记，军务边防已够忙，地方工业和农业还等着拿主意。三线建设拉开序幕，缺的是能在地方与军队之间转换角色的“多面手”。谭启龙正好对口。
值得一提的是，韩先楚推人并非只靠私人情谊。福州军区与浙江、江西互为屏障，如果福建农业跟不上，沿海民生不稳，边境备战也会缺粮。韩先楚从实际出发，才急着要人。
周总理拍板后，组织流程一气呵成。五月底，谭启龙从新华印刷厂离岗，带着简易行囊坐上南下专列。出发前，一位老同事半开玩笑：“老谭，又要去救火？”他回答：“救火也好，种田也好，都是咱分内事。”
抵达福州那天，一场小雨。韩先楚在军区大门前站了足足二十分钟，两人见面握手，没说客套。韩先楚只吐出一句：“地方交给你，我放心。”之后转身上车返回前线工地，留下谭启龙和省里几位同志匆匆进驻临时办公室。

不到三个月，谭启龙把全省主要产粮县跑了个遍，发现土壤盐碱和渠道失修才是关键。他先调整农田水利预算，再把分散在军区工程部的一支筑路营借调出来修堤筑渠。军地联合模式自此成型。
同年秋，福建无籽蜜柑产量飙升，除供应大军，还首次批量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依价付款八十五元，韩先楚给谭启龙打电话：“主席说好吃，你那边功劳一半。”对话虽轻松，却暗示中央对福建民生产出的关注。
1972年初，浙江再陷干部空缺。中央点名再调谭启龙，这一次连韩先楚都帮忙劝：“浙东是你的老根据地，去吧，我这边已步上正轨。”就这样，谭启龙再次转场，带着福建两年多的治理经验回到钱塘江畔。
在接下来的浙江岁月，他推动整顿湖州丝绸、重启温州民间手工业，农业依旧是突破口。遗憾的是，1975年心脏病突发，工作被迫中断。他写信请辞，中央批准休养。

休养期间，青海出现领导空缺。1977年2月中央再度征询，谭启龙“不讲条件往高原走”。到了西宁，他把在山东、福建积累的“先农后工”经验移植到黄土高坡，先解决吃饭，再谈发展。
两年后，他又被调往四川任第二书记。那时四川人口破八千万，粮食缺口巨大，他一头扎进田埂和沟渠，把调查本装满再回成都。1985年卸任时，四川全省主要产区增产幅度居全国前列，“实事求是、脚底有泥”成为地方干部口口相传的“谭家作风”。
此后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谭启龙选择回济南安度晚年。2003年1月，他在济南逝世，骨灰安放于浙东四明山狮子山。那片山林里，依旧能听到竹叶摇响，像极了1930年代他奔跑过的茅草坡。
92年的风霜，五省大任，战争与和平、战场与稻田在他身上无缝切换。1970年那场“三省一区”抢人风波，至今仍是干部调配史上的佳话，而“先紧着韩先楚吧”那句轻描淡写的决定，为东南沿海后来十年的稳固埋下第一颗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