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天,62岁的陈毅结束对拉美四国的访问返京,在机场上举手招呼记者,神采飞扬。熟悉他的人当时绝不会想到,这位历经鏖战与谈判的大将,仅仅八年后就因癌症离世。将时间拨回到那个光景,人们才能更直观地体会到命运的急转弯。
外交舞台谢幕后,陈毅按照组织安排下到石家庄铁路工厂劳动。1970年7月的一次夜班,他突然腹部绞痛,汗水浸透衣襟。工友劝他歇一会,他摆摆手说:“小毛病。”这一句硬撑,使诊断整整耽误了半年,病灶也悄悄扩散。
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时,他拄着拐杖出现在会场。会议记录员后来回忆,陈毅发言间隙明显屏住呼吸,脸色发青,却依旧坚持做完发言。那场景让不少与会者直呼“硬汉”。会后他乘火车折返石家庄,疼痛已经无法靠普通止痛针压住,张茜只得连夜写信求医。
10月下旬的301医院初步检查只是“高血压并消化不良”,很快出院。真正的危机在1971年1月16日暴露。原本计划做阑尾切除,开腹后发现的是巨大的结肠癌伴多处转移。手术室外灯光彻夜未灭,负责联络的护士向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时声音发抖:“不是阑尾,是恶性肿瘤。”电话另一端周恩来沉默数秒,只留下一句:“全力抢救。”
吴恒兴主导的放射治疗紧接着展开,一周六次,剂量压到极限。陈毅躺在日坛医院的铅房里,仍惦记部队建设。有一次他对吴恒兴半开玩笑:“放完射线,给我加顿夜宵,算加班费。”旁人笑了,病房里的压抑顿时淡了几分。
同年10月24日,人民大会堂老同志座谈会举行。医生强烈反对他出门,他一句“还有话得讲”便脱口而出。发言时突发鼻衄,红色顺着领口渗进衬衣,场内一片躁动。自此他再没走出病房。
12月初进行的胃肠短路吻合手术延缓了梗阻,却挡不住肿瘤全面转移。26日,他误把日期记成毛主席生日,主动要了面条。旁人原以为病势好转,其实那已是回光——进食量不到二两,却高兴得像完成一项任务。有人悄声说:“老总把日子刻在心里。”话音很低,却让护士眼眶发热。
临终前三天,他断续清醒。张茜俯身凑近,听到的词句依旧逃不开“红军”“路线”“原则”。1月6日23时55分,呼吸趋于平稳又戛然而止,病房外窗棂上映着北京寂静的冬夜。
四天后,八宝山。下午一点半,毛泽东披着睡袍外罩灰色外套,下车时风钻进袖口。他坚持不让秘书扶,只说:“陈毅喜欢爽快,我也爽快点。”周恩来迎上去,惊讶主席衣着单薄,却明白劝也无用。两位老战友默契地沉默,脚步极慢地走进灵堂。
追悼会三点整开始。全场站立,黑纱映着灯光发灰。周恩来执稿,两分钟便哽住,努力深呼吸才继续。近六百字的悼词,他三次停顿。词中提到“南昌起义的火种”“外交舞台的风骨”,会场内外一片抽泣声。老同志吕正操低声感叹:“半个世纪患难情,怎么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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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结束,毛泽东在灵堂停留了近十分钟,注视遗像没说话。工作人员提醒该出发,主席才转身,脚下有些踉跄。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完整出席追悼会,后来再无类似场合。
陈毅的离去,标志着一代开国元勋的阵列又少一位。资料显示,他从确诊到病逝整整351天,期间做大手术两次,放疗近百次,几乎没有抱怨。吴恒兴总结病历时写道:“患者配合度极高,对医护从不苛责。”一句话,道破那种顽强与谦和并存的气质。
军事史学界多将他称作“诗人元帅”。病中他仍以拇指在枕边虚写诗句,只可惜不少未及口述便随风而逝。现存最后一首,落款1971年10月,只有四句:“病榻观天下,风云犹可知。肝肠归寸土,魂梦寄江淮。”笔迹粗重,似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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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寻找他一生的关键词,或许是执拗。战场上执拗,外交桌前执拗,病榻上同样执拗。正因为这种劲头,才让他在生命终点处仍想着“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句话被写进官方讣告,简短有力,恰恰是对陈毅最精准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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