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国将长白山52%分给朝鲜，当时很多人不满，是亏是赚？

1961年11月的一个深夜，北京城飘起了小雪。中南海灯光未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里电话骤响——“平壤方面请求尽快敲定边界细节。”周恩来放下话筒，披上灰呢大衣，车灯划破长街。正是这趟夜行，为一年后的《中朝边界条约》埋下伏笔。

消息不胫而走：长白山可能一分为二。东北林场的工人围在炉旁嘀咕，“真要把山头让出去？”口气里满是惋惜。对于生活在边境的人而言，山峰不是抽象坐标，而是祖辈口中的“镇山神”。为什么偏偏在那几年出现这样的抉择？答案要从更早的勘界史说起。

明代时，中朝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清朝承袭这一划分，但19世纪后期风雨飘摇，守边能力弱化，朝鲜农户大批越境垦荒。清廷发布驱逐令，却屡屡无果。1885年，两国首次派员勘界，却仅徒步巡查、各说各话；1887年，再勘界，立碑于红土水，却因为朝方事后否认源头位置，成果半数作废。

甲午战争后，朝鲜脱离清廷宗主权，自称大韩帝国，背后站着沙俄。朝方不再认可前两次划界，意图将延边地区纳入国境。1904年，边民冲突陡然升级，大韩帝国军警越境滋扰，清军被迫增援。战火很快平息，但留下一个空白：双方一致同意“以后再议”。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接管朝鲜事务。日方急于在中国东北布棋，于是促成《间岛协定》，承认图们江－红土水方案。看似风平浪静，旧怨其实只是被雪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朝在“唇齿相依”的格局中携手抗美援朝，友谊迎来高光时刻。不过，边界并未完全落槌。50年代末，中国连续遭遇自然灾害，中央被迫削减援助。此时平壤提出两个新诉求：鸭绿江上共同使用水能、长白山主峰共管。云峰水电站刚好卡在江面要道，北侧缺电，南侧缺煤，利益牵扯盘根错节。

1960年，赫鲁晓夫撤回全部专家，中苏嫌隙公开化。北方压力陡增，东南沿海又有美国第七舰队晃动，北京需要稳住朝鲜这一战略支点。正因如此，才有了1962年的平壤会谈。周恩来与金日成握手时，相互都很清楚：这次谈判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安全筹码。

条约文本最终写道：鸭绿江为两国共用界河；长白山分界以主分水岭为准，中国48%，朝鲜52%；白头峰（国内习称长白山主峰）及其相连三座高点归朝鲜。文件签字那一刻，平壤街头礼炮齐鸣。而在吉林延边，仍有人摇头叹气：“好端端的白头山没了。”

争议声此起彼伏。国土管理部门有干部坦言，主峰是一张天然名片，割让看似吃亏；军方边防官兵却在内部汇报中指出，条约将陆地线固定为1370公里，山地对峙隐患骤减，“巡逻路线缩短近五分之一，压力大减”。两种账本放在一起，一时难分得失。

从经济角度看，鸭绿江流域水能共同开发的回报并不逊色。1965年云峰电站并网，额定功率70多万千瓦，双方按出资比例分配电量，中国侧东北工业及时“回血”。更重要的是，长期围绕河段归属的纠纷从此平息，基层调解费用近乎归零。

地缘政治上的收益更难量化。当年苏联在远东陈兵数十万，美国在釜山港不断补给第七舰队。若中朝突然翻脸，东北防线将面临前后二线作战的局面，代价远非一座山峰能衡量。档案显示，外交部在呈报条约草案时，用红笔标注一句：“稳定东段边界，可封锁外来势力渗透缝隙。”今天看来，这个判断并不过时。

也有人关心文化意义。白头山自古与《山海经》里“太白之山”相扣，后来又与清王朝发祥地联系在一起。分峰之后，一部分祭源传统被迫中断。遗憾的是事实，却也是当年不得不付出的协商成本。历史往往要求在情感与生存之间，优先照顾后者。

六十年过去，中朝边界线极少发生摩擦。长白山旅游资源在两侧各自开发，吉林一侧的天池景区常年满客，朝鲜一侧的“将军峰”则成为革命圣地。两国缔结的3.9米高界碑至今稳稳立在分水岭上，无论大雾还是暴雪，从未挪动分毫，这本身便说明条约的法律效力得到了双方尊重。

有人喜欢用“赚钱”或“赔本”来形容领土交换。换个角度，1962年的抉择是一场综合博弈：减轻北境防务、换取水能合作、巩固地区形象、抑或失去部分高地和象征资源。若只盯着比例数字，很容易陷入情绪泥潭；把它放进当时的国际棋局，又呈现另一种图景。历史没有彩排，那一年写下的边界，正是当时中国用有限筹码为国家安全开出的一张保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