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时是秋收起义参谋长，53岁时却成为俘虏，陈赓求情：请优待他

1947年2月的鲁中夜里，呼啸的北风直钻棉衣。莱芜外围的战俘收容所刚升起汽灯，一名须发斑白的国军少将被押进值班棚。报上姓名后，押送班长一怔：“韩浚？当年秋收起义的参谋长？”简短的惊讶打破了寒气，营房里顿时安静下来。

消息很快传到前线指挥部。陈赓听完助手汇报，摘下军帽，缓声吩咐：“老同学落到我们手里，规矩照办，但请优待他。”两人同在黄埔一期，又同赴莫斯科留学，昔日课堂并肩而坐的情景一时浮现在陈赓眼前。交战的是立场，割不断的是早年的友情。

时间往回拨二十年。1927年夏，武汉街头人心惶惶，蒋介石刚在南京清党，张发奎又在粤汉线上摇摆。危急之际，时任警卫团参谋长的韩浚结识了团长卢德铭。卢德铭一句“革命不等人”，点燃了韩浚的热血。两人随后与周恩来接上暗线，决定率部南下参加即将打响的南昌起义。

计划未能如愿。部队行至武宁，南昌的同志已经转移。张发奎派出的追兵步步紧逼，韩浚与卢德铭只得边撤边扩编，临时组建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算是把星星之火保存了下来。兵荒马乱的夜里，韩浚在油灯下写下一句给部属的简短训令：“失联不等于失败，只要队伍在，就有出路。”

然而命运骤转。两人赴武汉联络向警予返程途中，被唐生智部扣押。卢德铭凭借机敏脱身，后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韩浚则被囚两月，出狱时风色已变，党组织关系完全中断。辗转之下，他去了上海、广东，靠旧同学接济度日。蒋介石试图招降纳士，韩浚犹豫许久，在经济拮据与理想迷茫的双重压力下，终于点头。

1931年，他穿上了国民党军装，被安排到中央军校政治部授课。课堂上，他依旧谈马克思军事学说，却再也没有人把他的话当作信仰，只当作一种策略。不少学员私下议论：“韩教官讲得透，可惜翻了船。”这种尴尬，他自己心知肚明，却无力回头。

抗日战争爆发后，韩浚带部赴华中前线，在徐州会战和鄂北防御战中打了硬仗，也留下过创口。可到了解放战争，他判断形势失误，仍旧跟随李仙洲集团。莱芜战役打响，粟裕集中七个纵队一举合围，被包饺子的瞬间，韩浚才意识到情报里的“华东野战军主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突围失败后，他在雪夜举手投降。面对审问，他坦率承认自己曾任秋收起义参谋长，又详细叙述脱党前后经过，并坦言：“后半生困于摇摆，此为大错。”这样的交代为他争取到较为宽松的管教条件。陈赓随后三次写信给华东野战军政治部，语气恳切：“此人早年有功，虽误入歧途，仍可挽救。”

改造期间，韩浚每日读报、写笔记，自称要把丢失的二十年补回来。有一次他在笔记页眉写下八个字——“初心不守，寸步难行”。管教干部看到后不置可否，只让他把心得继续写完。据说整本笔记后来被送入军史档案室，成为研究黄埔群体心态变迁的特殊材料。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华东局拟定战犯处置方案，韩浚列入“可宽释”名单。陈赓在批注里留下一句：“人各有择，当留生路。”文件送到中央，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翌年，韩浚获准在苏北参加土地测绘工作，编制仍属“观察使用”。他再未披挂上阵，却把全部精力投向地形测量、修订旧图，甚至亲自下乡丈量沟渠。同行的技术员感叹：“没想到一位老将军能蹲在田埂上拉尺子。”

韩浚的晚年淡泊。1958年，他在南京做完最后一次测绘汇报后，向同事说：“年轻时东奔西突，如今能静下心帮国家做点实事，也算补课。”次年，他因病去世，遗物只有几本笔记和一张褪色的黄埔毕业合影。家属把笔记交给军博，工作人员翻到那句反复出现的警句——“道路千万条，立场第一条”，没人再提他曾是战俘，或是少将，只把他看作一个复杂年代的见证者。

有学者评论，韩浚的一生既是个人选择，也是时代裹挟。先后站到两条阵线，前后不过二十六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的两个月囚禁，他大概率仍在红军序列里，也许战功赫赫，也许长眠沙场。历史没有如果，但个体跌宕足够提醒后人：立场的动摇往往源于一念之间，而这一念，决定了此后几十年的人生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