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一平：为冈村宁次作无罪辩护的中国律师，晚年家破人亡无人照顾

1949年1月，曾经蜚声法律界的江一平走向人生分水岭，他为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作无罪辩护的言论，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这位前复旦大学副校长、曾拒绝汪伪政府高官职位、为爱国学生辩护的知名律师，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做出了令人费解的选择，晚年的他也是罪有应得！

江一平的早年生活充满光彩，他于1898年出生于浙江余杭，父亲江梦花是位爱国诗人，家境优渥使他得以接受良好教育。

他先后进入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学习，1922年获得复旦大学文学士学位，次年又获东吴大学法学士学位。

江一平的事业起步颇为顺利，毕业后，他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登记执业，加入了上海律师公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许多爱国学生被捕，江一平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良好声誉。

婚姻也成为江一平事业的助力，1931年，他与上海实业大亨虞洽卿的长女虞澹涵结婚，虞洽卿在上海工商界影响巨大，与黄金荣、杜月笙乃至蒋介石均有密切关系。

在岳父的助力下，江一平在上海滩迅速崭露头角，他不仅律师业务蓬勃发展，还担任了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校董、上海法政学院校董等职务。

更值得称道的是，江一平在民族大义面前的表现，抗战爆发后，他组织上海难民协会，募捐救济难民。

1940年夏天，汪伪政府邀请他出任司法部长，他断然拒绝并离开上海前往重庆，这些表现使他获得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的职位，并一度兼任复旦大学总务长、副校长。

到1946年，他已担任“国大代表”，并在南京开设律师事务所，1948年更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当江一平在律师界和教育界声名鹊起时，一场改变他命运的历史审判正在酝酿，1945年日本投降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运成为焦点。

冈村宁次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参与了上海“一·二八”事变，代表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还在华北推行残暴的“三光政策”，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按理说，这样的战犯应受到严惩，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犯。

然而，蒋介石政府却有不同打算，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军队主力远在西南，难以迅速接管广大沦陷区。

蒋介石看中了冈村宁次手中的128万日军，希望利用他们阻止中国共产党武装接受日本投降。

冈村宁次心领神会，立即表示“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承诺将日军所有武器和装备完整移交国民政府，蒋介石则通过部下传达“准其以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的承诺。

于是，这个本应受审的战犯，却被软禁在南京，一面协助遣返日军和日侨，一面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秘密军事顾问。

直到1948年，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南京政府才决定对冈村宁次进行象征性审判。

1948年8月23日，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上海市商会礼堂开庭公审冈村宁次，当天细雨蒙蒙，能容纳一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外面还聚集着众多媒体和民众。

法庭上，检察官的起诉范围被刻意缩小，仅针对冈村宁次担任派遣军总司令的八个月期间的行为，而江一平作为指定辩护律师出庭，他的表现令所有旁听者震惊。

江一平在辩护中竟声称：“冈村宁次在华北期间，为农民提供棉花，帮助农民恢复生产，而且打击了奸商，做了不少的好事，”这番为侵华战犯“歌功颂德”的言论，立即引起公愤。

法庭传唤的四名证人全都是日军高级军官，他们的证词与冈村宁次如出一辙，都将责任推给“日本的少壮派”，没有一名中国受害者出现在证人席上。

更令人费解的是，第一次庭审进行到一半，庭长石美瑜突然接到南京来电，宣布“今天只审不判”，庭审暂停，这明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司法闹剧。

江一平不是不知道冈村宁次的罪行，他之所以如此辩护，是因为他明白国民政府不希望冈村宁次被定罪，作为律师，他选择了顺从权力而非维护正义。

拖延数月后，1949年1月26日，对冈村宁次的第二次庭审秘密举行，这次连公开审判的形式都省去了，仅在一间小审讯室内进行，只有七八个记者旁听。

审判前，曾有四位法官因担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而提出辞职，但未获批准，两位原定的辩护律师也因害怕舆论压力不敢出庭。

当审判长石美瑜准备判处冈村宁次死刑时，南京政府的高官突然出现，明确要求必须判冈村宁次无罪，他们带来两样东西让法官选择：一包金条和五副手铐。

石美瑜无奈地告诉其他审判员：“不签，我们坐牢，他们一样宣布无罪释放，”最终，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这一判决震惊全国，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1月30日安排冈村宁次乘美国轮船逃离上海，返回日本。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一判决背后是国民党政府企图利用冈村宁次及其旧部反共的图谋，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冈村宁次甚至召集旧部组成日本军事顾问团，秘密赴台协助“反攻大陆”。

冈村宁次重获自由并得以善终，而江一平的人生却开始崩塌，愤怒的民众将矛头指向这位为战犯辩护的中国律师，江一平声名狼藉，再也无人请他打官司。

家庭悲剧接踵而至，他的妻子无法理解他的行为，选择与他离婚，更令他痛心的是，老父亲得知儿子的所作所为后，愤怒地与他断绝关系。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江一平走投无路，只得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但到了台湾，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挂名一个虚职，收入微薄，生活日益困窘。

1962年，冈村宁次赴台访问，专程拜访江一平表示感谢，这次会面并未改善江一平的境遇，他依旧租住在简陋的公寓里，生活困顿。

1971年，江一平在台北的出租屋内去世，终年73岁，身边没有亲人，是房东发现了他的遗体，这位曾经才华横溢的大律师，最终在孤独中结束了一生。

曾经为爱国学生辩护的江一平，在职业生涯后期选择为侵华战犯辩护，他台北简陋公寓的灯光熄灭时，冈村宁次已在日本安然离世五年。

这位律师的晚年，妻子离去，亲人断绝，孤独终老，法庭上他为战犯的辩护词早已被历史尘封，只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法律人的职业选择与民族大义背道而驰时，留下的除了个人悲剧，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