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曾经蜚声法律界的江一平走向人生分水岭,他为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作无罪辩护的言论,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这位前复旦大学副校长、曾拒绝汪伪政府高官职位、为爱国学生辩护的知名律师,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做出了令人费解的选择,晚年的他也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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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平的早年生活充满光彩,他于1898年出生于浙江余杭,父亲江梦花是位爱国诗人,家境优渥使他得以接受良好教育。
他先后进入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学习,1922年获得复旦大学文学士学位,次年又获东吴大学法学士学位。
江一平的事业起步颇为顺利,毕业后,他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登记执业,加入了上海律师公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许多爱国学生被捕,江一平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良好声誉。
婚姻也成为江一平事业的助力,1931年,他与上海实业大亨虞洽卿的长女虞澹涵结婚,虞洽卿在上海工商界影响巨大,与黄金荣、杜月笙乃至蒋介石均有密切关系。
在岳父的助力下,江一平在上海滩迅速崭露头角,他不仅律师业务蓬勃发展,还担任了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校董、上海法政学院校董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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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称道的是,江一平在民族大义面前的表现,抗战爆发后,他组织上海难民协会,募捐救济难民。
1940年夏天,汪伪政府邀请他出任司法部长,他断然拒绝并离开上海前往重庆,这些表现使他获得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的职位,并一度兼任复旦大学总务长、副校长。
到1946年,他已担任“国大代表”,并在南京开设律师事务所,1948年更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当江一平在律师界和教育界声名鹊起时,一场改变他命运的历史审判正在酝酿,1945年日本投降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运成为焦点。
冈村宁次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参与了上海“一·二八”事变,代表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还在华北推行残暴的“三光政策”,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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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这样的战犯应受到严惩,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犯。
然而,蒋介石政府却有不同打算,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军队主力远在西南,难以迅速接管广大沦陷区。
蒋介石看中了冈村宁次手中的128万日军,希望利用他们阻止中国共产党武装接受日本投降。
冈村宁次心领神会,立即表示“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承诺将日军所有武器和装备完整移交国民政府,蒋介石则通过部下传达“准其以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的承诺。
于是,这个本应受审的战犯,却被软禁在南京,一面协助遣返日军和日侨,一面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秘密军事顾问。
直到1948年,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南京政府才决定对冈村宁次进行象征性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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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23日,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上海市商会礼堂开庭公审冈村宁次,当天细雨蒙蒙,能容纳一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外面还聚集着众多媒体和民众。
法庭上,检察官的起诉范围被刻意缩小,仅针对冈村宁次担任派遣军总司令的八个月期间的行为,而江一平作为指定辩护律师出庭,他的表现令所有旁听者震惊。
江一平在辩护中竟声称:“冈村宁次在华北期间,为农民提供棉花,帮助农民恢复生产,而且打击了奸商,做了不少的好事,”这番为侵华战犯“歌功颂德”的言论,立即引起公愤。
法庭传唤的四名证人全都是日军高级军官,他们的证词与冈村宁次如出一辙,都将责任推给“日本的少壮派”,没有一名中国受害者出现在证人席上。
更令人费解的是,第一次庭审进行到一半,庭长石美瑜突然接到南京来电,宣布“今天只审不判”,庭审暂停,这明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司法闹剧。
江一平不是不知道冈村宁次的罪行,他之所以如此辩护,是因为他明白国民政府不希望冈村宁次被定罪,作为律师,他选择了顺从权力而非维护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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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数月后,1949年1月26日,对冈村宁次的第二次庭审秘密举行,这次连公开审判的形式都省去了,仅在一间小审讯室内进行,只有七八个记者旁听。
审判前,曾有四位法官因担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而提出辞职,但未获批准,两位原定的辩护律师也因害怕舆论压力不敢出庭。
当审判长石美瑜准备判处冈村宁次死刑时,南京政府的高官突然出现,明确要求必须判冈村宁次无罪,他们带来两样东西让法官选择:一包金条和五副手铐。
石美瑜无奈地告诉其他审判员:“不签,我们坐牢,他们一样宣布无罪释放,”最终,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这一判决震惊全国,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1月30日安排冈村宁次乘美国轮船逃离上海,返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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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一判决背后是国民党政府企图利用冈村宁次及其旧部反共的图谋,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冈村宁次甚至召集旧部组成日本军事顾问团,秘密赴台协助“反攻大陆”。
冈村宁次重获自由并得以善终,而江一平的人生却开始崩塌,愤怒的民众将矛头指向这位为战犯辩护的中国律师,江一平声名狼藉,再也无人请他打官司。
家庭悲剧接踵而至,他的妻子无法理解他的行为,选择与他离婚,更令他痛心的是,老父亲得知儿子的所作所为后,愤怒地与他断绝关系。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节节败退,江一平走投无路,只得跟随蒋介石前往台湾,但到了台湾,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挂名一个虚职,收入微薄,生活日益困窘。
1962年,冈村宁次赴台访问,专程拜访江一平表示感谢,这次会面并未改善江一平的境遇,他依旧租住在简陋的公寓里,生活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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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江一平在台北的出租屋内去世,终年73岁,身边没有亲人,是房东发现了他的遗体,这位曾经才华横溢的大律师,最终在孤独中结束了一生。
曾经为爱国学生辩护的江一平,在职业生涯后期选择为侵华战犯辩护,他台北简陋公寓的灯光熄灭时,冈村宁次已在日本安然离世五年。
这位律师的晚年,妻子离去,亲人断绝,孤独终老,法庭上他为战犯的辩护词早已被历史尘封,只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法律人的职业选择与民族大义背道而驰时,留下的除了个人悲剧,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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