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冈村宁次作无罪辩护的中国律师，晚年家破人亡无人照顾

1949 年初的上海，一场审判牵动全国人心。

受审者是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这个主导 “三光” 政策、策划多次 “大扫荡”，仅 1942 年就造成华北 270 万平民丧生的甲级战犯，本该为累累罪行付出代价。但最终法庭宣判的 “无罪” 二字，让举国哗然。

而在这场审判中，站出来为冈村宁次作无罪辩护的，竟有三位中国律师，江一平便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位。

江一平曾是民国司法界的风云人物。他出身浙江余杭的知识分子家庭，先后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专攻法律专业，凭借扎实的学识和鲜明的立场崭露头角。

27 岁时，他为 “五卅” 运动中的爱国学生出庭辩护，不顾风险伸张正义，赢得广泛赞誉。此后，他担任复旦大学校董、上海律师公会常委，甚至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成为业界公认的 “大状”。

上海沦陷期间，汪精卫政权以伪司法部长之职拉拢他，江一平严词拒绝，辗转逃往重庆，那时的他，仍是人们眼中坚守气节的爱国律师。

转折发生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占内战先机，看中冈村宁次麾下残留的军事力量，决意保全这位战犯。为了让 “无罪释放” 显得名正言顺，国民党高层选中了声望卓著的江一平，希望借助他的专业身份为审判背书。

面对高层的威逼利诱，以及一笔高达 20 万银元的 “法律事务费”，江一平最终动摇了。这个曾经拒绝伪职、坚守正义的律师，选择违背良知，接手了这场注定遭人唾弃的辩护。

他的决定瞬间引爆争议。父亲得知后怒不可遏，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与他断绝父子关系；妻子无法忍受外界非议，毅然搬回娘家，随后提出离婚。亲友们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指责他背叛民族。但江一平并未回头，在 1948 年 8 月的庭审现场，他无视冈村宁次的滔天罪行，公然歪曲事实。

他声称冈村宁次在华北期间 “为农民提供棉布、帮助恢复生产”，甚至将其 “投降时协助接收武器” 说成功绩，试图以此证明其 “无罪”。

庭审现场的听众席上，嘘声与怒骂声此起彼伏，人们无法理解，一个曾为爱国学生辩护的律师，为何会为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战犯摇旗呐喊。

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充满政治操纵。国民党高层早已定下 “无罪” 基调，审判长石美瑜收到了盖有国防部长大印的预拟判决书，法官们只能被迫签字。江一平的辩护，不过是这场闹剧的注脚。

但在普通民众眼中，他的辩词成为冈村宁次逃脱惩罚的直接推手，所有愤怒与唾弃都集中到了这位中国律师身上。1949 年 1 月 26 日，冈村宁次被当庭释放，随后秘密前往台湾担任国民党军事顾问，而江一平则彻底背上了 “民族败类” 的骂名。

上海解放后，江一平为躲避民众讨伐，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可在台湾，他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曾经的亲友对他避之不及，没人愿意与一个为战犯辩护的人交往。他与妻子的婚姻早已破裂，又无子嗣，身边连个亲近的人都没有。

早年积累的声望荡然无存，律师业务无人问津，生活日渐窘迫。晚年的他独居在台北的小屋里，病痛缠身却无人照料。偶尔想联系上海的亲戚，寄出去的信件要么被退回，要么石沉大海。有一次，他托香港朋友捎去五美元，只求亲戚收到后烧纸告知，却终究没能得到回应。

冈村宁次 1961 年专程赴台拜访他，将其称作 “救命恩人”，可这份 “恩情” 并未给江一平带来任何慰藉。相反，每次想起自己在法庭上的辩词，想起那些死于日军屠刀下的同胞，他都备受煎熬，日记中多次出现 “夜不能寐” 的字句。

1971 年，73 岁的江一平在孤独与病痛中离世，身边没有亲人送别，身后也无人祭扫。家族后人在上海为他预留的墓地，碑上连名字都不敢刻，只偶尔有人远远放上一束白菊，默认那是一座空坟。

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律师，因一次错误的选择，彻底改写了人生轨迹。他背离良知换来的短暂利益，最终化为无尽的孤独与骂名，落得家破人亡、无人照料的结局。

历史的尘埃落定，冈村宁次的罪行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而江一平的故事，也成为一个沉重的警示，提醒着人们，在民族大义面前，任何利益的诱惑都不应成为背叛良知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