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2年的深冬,北风裹着沙砾吹过大都通玄门外。粗糙的棺木被撬开,犬吠此起彼伏,尸体残肢散落雪地。看热闹的百姓没有惊惧,更多是一种压抑许久的快意——棺中之人正是权倾朝野二十年的阿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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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还记得,他并非出自名门。二十年前的中统三年,忽必烈刚坐稳皇位,国库却捉襟见肘。皇帝急需一个懂钱的人,阿合马恰好自荐:他善算账、敢下手,而且属回回商人集团,不容易与汉人士大夫结成统一战线。几句投其所好,便从管仓的小吏跃升为总掌财赋的宰臣。
元朝财税极乱:各路蒙古贵族挥霍无度,战马、锦缎、玉器如流水般赏出;大军远征高丽、安南,军费是无底洞;江南刚平,田亩荒芜,赋额却按旧制征收。换言之,谁接手谁头疼。阿合马的办法简单粗暴:增税、追税、再加一层私设新税。他先清点旧账,把历次灾荒、兵乱减免过的额目统统翻出补征,百姓避无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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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税尚不足以补洞,他又盯上矿铁和盐课。元制原允许民间小规模私冶,阿合马一纸令下全部收为官办,铁价翻了三倍;盐井周围竖起重兵,私盐贩一经查获即充军。不得不说,这一连串手段确实把钱送进了国库,也顺带送进了他自己的腰包。户部旧档载,短短十年,朝廷岁入涨了三倍,而他府邸的库房也从一座变成三座。
钱财滚滚而来,欲望同样膨胀。阿合马开始大规模网罗亲信:把持兵部、尚书省、行台院的要署,全用同乡或受赂官员顶替。儿子抹速忽刚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被塞进掌印郎署;另一个儿子更离谱,直接领兵守边。面对质疑,他只丢下一句:“我自会料理此事。”对话轻飘,却透出坚硬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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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中丞崔斌不买账,连上折子弹劾其贪墨。忽必烈信赖阿合马,一再压案。阿合马恼羞成怒,罗织“通敌”罪名,将崔斌与五百余名官员一网成擒。狱中酷刑之后,崔斌仍不屈,阿合马干脆下毒了结。朝堂上渐成一言堂,谁若不合拍,下场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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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顶峰的另一面是奢糜。除正妻外,他在府中设置五十室,每室十妾,满额即迁新房,合计妻妾逼近五百。宫廷画师奉命描绘其赏花图,画轴需要接长两次,方能容下全部女眷。史官记下这样一句冷评:妇女盈庭,宛若市集。
高压之下,暗潮酝酿。益都千户王著早与他有杀父之恨,暗中结识一个自称高和尚的汉人。二人谋划三月,私铸一柄重三十余斤的大铜锤。1282年正月十七,他们混入朝堂侧门,逮住阿合马独行廊下。王著低声厉喝:“今日不除奸,难容天理!”一锤落下,血溅朱柱,阿合马脑骨尽碎,气绝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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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遍城中,民众放鞭炮庆贺,商铺自发打折。忽必烈先震怒,下诏厚葬,并命枢密院缉凶。待审讯揭出污账、淫掠人皮两张、装甲绢画两幅——疑为谋反巫术——皇帝面色大变,转而夸奖王著“去国大患”。随后下令掘坟暴尸,任犬啖食,并株连阿合马子侄,同党悉数削籍或问斩。
表面看大局已定,实情却颇具讽刺意味。国家财政仍然空虚,忽必烈只能再找擅理财之人。几个月后,阿合马旧部卢世荣重入中枢,旧班底陆续复位。制度缺口未补,换谁来都难保不重蹈覆辙——这是当时许多史家暗暗记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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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合马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并非因为他比前人更贪,而是他将财权、军权、用人权连成一体,形成近似“内阁财政部”的雏形;当这种极权掌握在一个毫无约束的个人手里,灾难与血债随之而来。铜锤碎的是头骨,无法击碎体制内的利益链。忽必烈纵然痛骂“杀了都便宜他”,终究还是接受了同样的游戏规则——只要国库里还需要银两,更换操盘手就成了唯一快捷方式,铁锤却无法天天高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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